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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党风建设论析

袁冬梅

[摘 要] 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重视作风建设历来是我们党的一大特点和优点。建国初期,通过对执政环境的科学分析,党及时加强了作风建设并取得了极大成效。通过党风建设,加强了对全体党员的思想教育,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党性修养,遏制了不良党风的蔓延,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 建国初期 党的作风 建设

建国初期,党风建设实践,对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提高党的威信,提升社会风气,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极大实践作用和理论指导作用。

一、科学分析执政环境,明确了优良的党风在党的各项事业中的重要性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功转型为执政党。此时,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执政环境所带来的严峻考验。一是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给党的执政提出了更多的挑战。要求党把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1957年西安干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就语重心长地讲到:“今后主要的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这件事情对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因为我们不仅缺少资金、经验、技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走一条别人从来没有走过的建设道路。但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要去探索,并且只能依靠党的领导。“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1]P264

二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当恶劣。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我们新生政权持敌视的态度,采取包围、封锁、禁运等恶劣措施打压新生政权。

三是建国初期党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员数量显著提高。据统计,在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只有党员四万人左右。抗战结束后,党员人数达一百二十一万人。八年时间增长了三十多倍。到1949年底,发展为四百五十万人,四年多时间又增长了近四倍。到1950年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人数已经超过五百万,其中地方党员三百六十五万,部队党员约占一百二十万,其余属党中央直属机关和铁路系统。其中1949年一年里就增加了一百四十万,是党的历史上发展最多的一年。到1951年4月,我党基层组织有二十五万个支部,党员达五百八十万人。[2]P40但党员质量并没有随数量的增加而改善。这是不正常的,也暗藏危机。列宁说“我们党员现在达到的巨大数字,使人有些担心,而且这里存在着现实的危险:我们党在迅速发展,而我们教育这些党员去完成党的当前任务这项工作却不能随时跟上。”[3]P38列宁对俄国党的担忧也正是建国初期我们党正担忧的。所以,刘少奇同志在1951年4月9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毫不客气的指出,我们有许多党员是不够标准的。

正是出于对党所处的执政环境以及党情的科学分析,党充分认识到,要应对挑战,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必须首先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所以,建国伊始,党就一直在探索“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基本命题。并在探索中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党风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保障作用。党风优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才能得到贯彻执行,党风优良才能在带领广大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是依靠优良的作风,我党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更要依靠党的作风保证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站在执政兴国的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

早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P1392这对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敲响了警钟。说明优良的党风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也必将是我们建设新中国的不可或缺的保证。因此毛泽东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1951年4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同志在总结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党在新时期要更适应新环境、新任务,迎接新挑战,必须加强党的建设,首要是努力提高党员的标准,让党员真正做到从思想上入党。因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主要细胞,是党的一切工作的主体,是党的宗旨的实践者。党员是否合格,党员是否具有真正的先进性和代表性不仅关系到党的作风的好坏,更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5]P66所以随着新的形势的变化和新任务的出现,要及时开展整党。“我们党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点,我们也不否认和隐晦它们,而是承认它们的存在,在党员面前揭露它们,并想出办法,决心把它们纠正。”[5]P66会后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决定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克服党在某种程度上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现象。努力提高党员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以适应新任务的需要。

朱德同志在建国初期担任中央纪委书记时,更是从纪检工作的角度对如何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探索。他多次阐述了纪检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明确了纪检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加强党的建设服务的。 1950年5月6日的中央直属系统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朱德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不断地纠正各方他他还指出:纪检工作的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党内教育和执行党的纪律相结合。强调了严格的纪律监督是形成良好党风的重要保障。“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的纪律,那我们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6]P279他还特别指出,在党成为执政党后,更要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坚持铁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性,在今天就更有特殊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主政西南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客观分析西南实际,不断探索提高执政效率的途径,提出开创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建设的新理念。针对西南党内存在的“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和“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等不良倾向。他在1950年6月6日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作了名为《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报告及时指出:“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要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否则“会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7]P154

正是因为党在建国初期,能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客观分析所处执政环境,敏锐意识到党的作风对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才会自觉探索加强党风建设的可行之路。

三、结合建国初期国情,努力探索党风建设的可行之路

建国之初,尽管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十分迫切和繁重,但党始终站执政兴国的高度,结合中国国情,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努力探索出一条党风建设的可行之路。

(一)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可见权力对于执政党而言始终是把双刃剑,对权力监督得力,权力可以规范运行,为民谋利,执政党的地位就会巩固。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必会滥用,成为某些政治投机者谋取私利的绝好工具,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成为执掌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地位、环境的改变使党拥有了其他政党所不具备的权力,一部分党员由此出现了对权力的误解以及失去监督后滥用权力的倾向。党清醒地意识到应该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上,刘少奇指出“党必须经常地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 “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5]P2651957年4月8号,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报告,其中讲道:“我们党是执政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领导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大,因此,我们应该特别警惕。”“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1]P270因此,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把权力制约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对有效遏制腐败现象,树立党的威信和稳固政权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时刻注意党的建设,加强对党员和党组织的监督,让党一如既往保持良好的作风。这对“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十分有用。[7]P38所以,鉴于对国情、党情的清醒认识,党及时采取措施强化了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权力监督。

1、党内的制度监督

所谓党内制度监督,是指依照党纪国法对党员、党员与党员、党员与党的组织之间所进行一种相互监督形式。对于广大党员和党组织而言,来自于党内的监督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有效和最有威慑力的。通过监督使党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当时的形势和自身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应该说思想教育、制度监督都能够对党员产生威慑作用,是对待问题的不同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但制度才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只有制度好“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列宁曾经讲过,党应该有铁的纪律。这里的纪律当然只能是制度规定下的纪律。只有纪律严格,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毫不含糊。

加强党内制度监督一则缘于党对世情、党情、国情的深刻认识所带来的忧患意识,二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当时,尽管刚取得执政地位不久,但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思考。那就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之所以大批发生,而又长期得不到克服,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章上规定的应有的民主生活,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8]P147实际上就是缺少了制度的监督, “党内监督要有效,监督工作水平要提高,有赖于党内制度建设的加强。”[9]P259所以,1949年11月9日,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1950年朱德当选为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开启了用制度监督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的伟大历程。[6]P2801950年6月6日,邓小平讲:“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没有支部生活就没有战斗力。”[1]P1601962年党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到了关于党的监察问题。他指出“所有党员,包括党员负责干部,都必须无一例外地遵守党的纪律,都必须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为了健全党内生活,严格党的纪律,必须切实加强党的监察工作。”[5]P414正是对当时党内不良现象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理解,促成了我们党加快了推进监察制度建设的步伐,通过制度建设保证了权力始终在党纪法规的监督之下运行。

2、党外监督

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实行党内监督外,我们党还十分重视来自党外的监督。

(1)群众监督

发挥政协会、人代会、职代会等各种平台,扩大民主,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让群众监督党员的言行举止,监督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执行,以避免出现失误,成为50年代党发挥群众监督的特点。

为什么需要群众的监督呢?一则我们党自成立以来的各个革命时期始终有群众监督的优良传统,并通过监督不断促使党纠正失误,最终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二则因为进了城、执了政、当了官后“我们许多同志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不愿意当人民的勤务员,脱离群众。[1]P304“许多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作风甚为严重,高高在是上,虚浮骄傲,死气沉沉,因而得不到群众的教育和监督。”[8]P147所以,建国后,继续加强群众监督,从党的角度看,要跳出历史周期率,避免人亡政息的惨痛教训,惟有敬畏人民,“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10]P610这是帮助党克服困难,解决不良作风,更好地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更好地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带领人民探索社会建设道路必然选择。从群众的角度出发,这是扩大国家民主生活的必由之路。“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了,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实行命令主义,搞好了群众也不满意。”[1]P272

实践反复证明,群众的监督是必须的,是发挥了作用、起到了效果的。回顾 “三反”、“五反”运动可知,一切检查、追赃、定案都是由广大群众自己动手干起来的……而且做到了‘反了不乱。[8]P146群众参与监督,不仅可以促使党在接受监督中不断改正错误,树立良好党风,还能增强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3)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结成了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不仅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而且起到了不断帮助党修正错误,提高战斗力,壮大力量的作用。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否定了一党专政的执政模式,指出“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在中国开辟了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制。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先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1]P34这是我们的历史决定的,这也是我们的国情决定的。

只有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思想指导下,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中,党才能随时得到来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合作。帮助党克服盲目冲动情绪,少走弯路,少犯错误。不断纠正执政中的错误和偏差。更好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站在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针,不仅是在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也能更好调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性,并通过实践帮助他们提高参与国家管理的能力。

(二)及时开展广泛的整风运动

“整风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创造的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种好方法。”[12]P603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已经成功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第一次是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党在延安根据地内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对象的整风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逐渐统一了思想,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第二次是1948年,即解放战争时期的三查三整。通过整风“克服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团结了全党,进一步联系了群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P152可以说,历次整风运动都发生在党的建设的关键时期。而历史证明,每一次整风运动都能起到提高党员素质、统一党员思想,提升党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能力的作用。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第三次整风运动拉开序幕。这一次整风运动比前两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人数更多。是党执政后的第一次大范围整风运动,整顿对象是全党全军,重点是党的干部的作风。为什么在新政权刚建立不到一年就要开展全国规模的整风运动呢?是否有此必要?回答是肯定的。一是我们建国后党员人数增加太快,需要教育以适应新任务。二是我们面临的任务,所处的地位需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那就是邓小平指出的“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就要求党一如既往地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否则党是会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1]P302而从当时情况来看,整风不仅必要而且势在必行。因为个别党员干部已经滋生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甚至自恃功劳甚高而萌发了享受思想。产生以上现象的根源是有的党员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大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1]P152这种个别现象已经在党内甚至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鉴于此,刘少奇说“在干部中间进行整风,就是要用整风的办法进行教育,批评部分党员在执政的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5]P23而毛泽东则看的更深远,他说: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1957年,党再次开展整风运动,尽管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国家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发展趋向,党内一些不正常的思潮也随之而起。党的工作出现了失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困难。然而事情往往又呈现出悖论中的另一面,不可否认,1957年的整风运动在前期对于改进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树立执政党新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整饬吏治、从严治党

毛泽东同志曾经是十分尖锐地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13]P295此话并非危言耸听,实际上,建国以来,官员的腐败现象已经初露端倪,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已经被“成绩冲昏了头脑,……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1]P203。一些领导干部以功臣自居,公然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大肆贪污腐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对此,党十分重视,一则加强了对全党的思想教育,提高了全党党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二则中央对于清除党的肌体上的腐败现象,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做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毛泽东认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对违纪案件进行认真查处,对违纪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真正做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14]朱德也站在纪委的角度强调:要严格执行纪律,对违纪案件进行认真查处,对违纪党员干部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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