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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与乡村革命

张文俊

[摘 要]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边区乡村变革的两大重要变量。革命根基牢固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虽受日本侵略破坏,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政策是其乡村变革的主要原因,亦是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外在动力。党在乡村实施一系列的革命措施,改造乡村社会,其影响巨大。然乡村之变化并非按党的政策合理演进,出现某些负面效应,引起地主、富农阶层的抵制。

[关键词] 党的政策 晋绥边区 日本侵略 乡村革命

深处内陆的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是前后方的交通要道,是华北五大战略要地之一”[1]P16,也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战时环境动员农民、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的试验场”[2]P193。党入驻晋绥边区后,根据其乡村固有之特征,进行阶级划分,推行革命性的政策,积极着手改造乡村社会,以纳入中共的革命体系,领导民众抗击日本侵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最大之特征,是乡村未经过土地革命。因抗战与革命的需要,党为了最大限度团结和吸收乡村各阶级,未在该地推行土地革命,实行了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与“四大动员”等政策,这些革命性的措施给乡村带来了影响,导致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然乡村变化的轨迹若何?至今学界鲜有人问津。本文拟以晋绥边区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为切入口,揭示党对于乡村社会改造、发展所做的努力与尝试,以及乡村社会的因应。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亦是中国革命乡村一个急剧变动的时期。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加紧了灭亡中国的步伐。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爱国力量纷纷呼吁抵抗日本侵略。在全国高涨的抗战热潮中,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达成共同抗日协定,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八路军一二零师在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创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3]P17。中共抵达山西后,在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同时积极配合友军的正面作战,有力地抵抗了日本侵略的嚣张气焰。抗战初期,晋绥边区形成了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即阎锡山政权与共产党及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政权。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积极发展自己的革命组织,改造旧政权,强化抗日力量,有效控制了部分县区政权。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随着日军战略方针的变化,国民党内外政策发生变化,加强了对中共的限制,双方矛盾激化,引致1939年晋西事变的发生。事变之际,中共采取强有力措施粉碎了阎锡山的进攻,并在斗争中于1940年1月15日在兴县蔡家崖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标志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亦结束了抗战以来晋西北两种政权和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使之成为完全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3]P20。为了积极领导敌后军民抗日,中共于1943年11月将晋西北行政公署改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并推行一系列革命措施改造乡村社会。经济上,加强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与“四大号召”[4]等革命性政策,改造传统乡村经济,建设以中、贫农为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同时,积极动员民众财力,有效地支持抗战。受中共革命性政策鼓舞,中贫农阶层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第一,在新政权鼓舞下,买卖土地现象有所高涨。黑峪口战后中农买地的共7户,买进山地98垧,平地2垧,其中2户是直接受到减租实惠加上勤俭积蓄而买地,3户是负担轻和勤俭,1户是旧根底厚和负担轻,加以未遭受战争破坏[5]。抗战以来,任家湾7户中农买进山、平地38.8垧,水地3亩;4户贫农买进13垧山地[6]。西坪村7户中农买进土地68垧。其中,除中农刘芝堂、刘有堂在1937年买地外,其余均系1941年买进的。买卖土地具体原因,在许多外村大地主看来,卖地却是有些穷了,不得已了(如收不上租子、减租、收公粮等);中农卖地,不是穷和不得已,乃是为了提高土地质量和扩大土地数量,以及增加作务土地的许多便利条件(如弃外村地,取本村地等),以买卖做手段,实行调剂土地[7]。第二,减租减息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贫农经济发展。在减租政策推动下,黑峪口山地大部分实行减租,从户数上说,有57.9%的户数减了租,从土地上说,有78.3%的土地减了租,但减租的执行是不平衡的,中农最普遍,所有户数和租进土地都减了租;贫农较差,66.7%的户数减了租,61.6%的土地减了租[8]。革命政策支持中贫农经济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地主与富农。西坪村富农刘恩昌,因1940年“四大号召”时,他家被县区工作团干部摊派公粮60小石,代购粮3.2小石(无代价),法币125元,军鞋两双,被活活气死,留下三个儿子分家,降为中农[9]。黑峪口有两户地主是有意出卖土地,主要是为了躲避负担缩小目标和抵抗减租[6]。高家村1户新变来的经营地主战前原为富农,1940年“代租地”(老百姓叫做“政府发地”)运动以后,他被逼出租一部分平地,使其政治地位降落,劳动力参军及战争影响使他生产情绪降低,后来出卖及出租大部分土地,转变为经营地主[10]。

百团大战后,日本改变策略,开始大肆进攻敌后根据地,妄图扑灭敌后军民抗日。期间,敌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运动。1940年冬季敌“扫荡”中,光是兴县、临县、保德3县,就被敌杀死4390人,抢掠杀害牛、驴、马5640余头,抢走及损坏粮食47640石,烧房74500余间[11]P91。兴县黑峪口等20村就被打死143人,很多人家被杀得灭门绝户,仅赵家川口一村就被杀害22人[11]P277。日本侵略者在根据地不仅杀人无数,而且对农民经济生活亦产生巨大破坏,很多农户因战变贫,为逃避征兵服役或免受战争创伤,到处流浪,生活极不稳定。

战争与革命从某种意义上都直接或间接地给晋绥区人民带来了伤害和希望。战争使人们昔日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大到家庭小到个人都或多或少蒙受了战争之苦,有的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了战争摧残,有的在经济上受到了战争破坏,更有甚者为之付出宝贵生命。革命是党在肩负民族独立与自强使命的前提下,广泛动员根据地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抗日本侵略,发展工农革命力量。在此过程中,党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造传统社会的行为,具有一定时效性,特别是实行的减租减息,使大部分苦难民众获得生存希望,使他们对自己人生命运有了新的认识,逐步融入到革命队伍中,谋求新的生活。

不过,革命政策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好多地富家庭因负担太重而分家析产,有些甚或破产。兴县地主裴逢藻就是典型例证之一。1939年,他家共有4口人,男2人,女2人,实有劳动力半人,参加劳动人数2人,有山地48亩,自种24亩产粮4石,出租24亩但没收到租子,水地有39亩,自种水地8.9亩产粮4石,出租水地30.1亩收租13石。商业收入200元白洋,副业收入4石米。1939年自种地与出租地收粮21石可折米10.5石,商业和副业收入可折米16.5石,其总收入可折米27石。支出主要是头门负担可折米3石,自己家庭口粮吃面680斤吃米1.5石可折米4.5石,做衣服用布8匹可折米2.4石,杂支300元白洋可折米15石,这年总支出可折米24.9石。其收支相抵外,还余2.1石米。1945年他家共有人口5人,男3人,女2人,实有劳动力2人,参加劳动人数4人,有山地48亩,24亩用于自种产粮3石,出租24亩收粮1.25斗,水地共有6.9亩,自种3.9亩产量1.93石,租出地3亩收租0.22石。1945年他家自种地与出租地收粮5.275石可折米2.6375石。公粮负担可折米15.8石,自己家庭所需粮食可折米3.5石,穿衣服需4匹布可折米1.2石,杂支可折米2石,总支出可折米22.5石,收支相抵外,不足额为19.8625石米[12]。从其历年收支可知,其经济实力大大下降,负担过重是其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

废除乡村不合理的剥削制度,是党致力于乡村革命的一项重要举措。党自成立以来,即针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学理讨论与实践调查。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乡村问题,特别是乡村的土地分配不均,造成差序格局。正如瞿秋白所言:“中国种地的乡下人,中国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做活,还是吃也不够,穿也不够,住的屋子里冷的要命,弄得不好还要卖男鬻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13]P240他认为“中国种地的是农民,吃饭的是地主”[13]P483。毛泽东通过对湖南、江西等地的调查,认为地主、富农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土地占有集中,造成农村民众大部贫困,人民生活艰难,农村破产,解决农村问题是革命之所在。为了打破这一不合理的现实,并结合中国为农耕社会的实际,党将革命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乡村,动员乡村广大的贫苦人民参加革命,推翻封建生产关系,建立益于广大贫苦人民的新型生产关系,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于是,党纷纷在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等农民运动,积极进行改造乡村政权,建立工农兵民主政权。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面对如此之境遇,党一面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决抵抗日本侵略;一面动员乡村民众进行革命,变革不合理的乡村制度,改造传统乡村社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因此,党积极推行利于广大贫雇农的革命措施,抑制地富发展。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党虽未进行土地革命,但从上文所知,其实行的减租减息和“四大号召”,有力地整合了乡村各种社会资源,调动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获得了乡村财力和人力的支持,特别是贫雇农等阶层的响应。部分地富也纷纷主动献粮、献财,支持党的事业。但由于党的革命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过分扶持贫雇农,忽视其他阶层之利益,甚至有些村干部从中钻营,甚或借机报复地主、富农,这就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生产与革命热情,使他们采取了与党的革命相左的策略,采取土地抛荒、夺地或缩小经营目标等手段抵制革命政策,或拒绝多交公粮。而某些贫雇农,则借助党的扶持,纷纷向地富诉苦、烧毁地契或者拒绝缴租还债,此类现象在晋绥根据地不乏其例。其时,党在实践工作中出现偏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地主、富农作为打击对象,在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难免忽略他们的正当要求;某些基层干部在贯彻党的政策时,并不进行区域性的实地考察与具体研究,往往教条式的复制上级指示。此外,乡村的贫困,确实与阶级的不平等有很大关系。党倡导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某些不事劳动的贫雇农,往往将自己贫穷的原因归诸于地主、富农的存在,进行心里渲泄或报复,使斗争活动超出了一定限度。总之,党对乡村社会的改造,付诸了巨大的努力,使乡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乡村,并推动乡村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一点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参考文献:

[1]战斗中成长的晋绥边区(1944年)[A].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农民、知识分子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A].冯崇义、古德曼.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3]岳谦厚、张玮.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绥区农村社会[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5年.

[4]“四大号召”又称“四项动员”,即动员号召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献金、献粮、献鞋和扩军.

[5]黑峪口土地占有问题A141—1—99[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6]关于任家湾底土地诸问题A141—1—117—1[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7]西坪各阶级土地占有(1942年)A141—1—93[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8]黑峪口:地租问题(1942年)A141—1—101—1[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9]西坪阶级的变化(1942年)A141—1—92[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10]晋西区党委兴县高家村调查材料A22—1—18[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11]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12]兴县农村经济调查表(1939年、1945年经济概况调查)A141—1—140—2[Z].太原:山西省档案馆.

[1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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