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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铜鼓

景玉川


铜鼓县因城郊有巨石状如铜鼓而得名。只是千百年来,人们听不到石状铜鼓的咚咚鼓声,倒是听得见这个县的山水之间,曾一直震响着农民起义的呐喊声。

长期以来,铜鼓一直是修水县的一部分,境内两条大河金沙河和定江河流出铜鼓进入修水县境后,便改名为东津水和武宁水,汇入修河流向鄱阳湖。建县之前,铜鼓曾设铜鼓营,后又设铜鼓厅,1913年,铜鼓脱离修水独立成县。铜鼓行政区划和名称的屡次变更,都与这里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有关。

铜鼓大山纵横,林海苍茫,全县87%以上面积为山地。它北连修水,东临宜丰,南接万载,西邻湖南的浏阳、平江,故史志上称铜鼓为:“山川交错,森林郁蔽,地控荆湘,水通彭蠡,合为天下胜处。”

只是,历史上没有什么名人来这“天下胜处”览胜,其原因有二:一是铜鼓地僻山深,交通极为不便,1953年才有了第一条公路。这以前,对外交通水路唯有竹筏与小船,陆路则是崎岖的山道,“悬崖断处云桥架,飞瀑喧时鸟道弯”。春夏山洪爆发,水路、陆路都难通行。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暴雨,山洪四起,淤塞定江河道60里,铜鼓城至修水原有小船可通,此后仅能通竹筏。原因之二是铜鼓治安不稳,官家称它为“盗匪之渊薮”。铜鼓山水险峻,土瘠民贫,县人以砍伐、垦山、种植、狩猎、造纸、放排为业,民风强悍,勇于抗争。一些史书如此评介铜鼓县情:“民情强悍,地当要冲,夙称难治。”“洞深林密,匪徒出没靡常,巡缉最为要紧……”

有了这样的自然环境和民风民情,每逢灾年乱世,铜鼓便成了造反者的天堂,农民起义的摇篮,山水间刀光血影,县域内杀声震天。

万历三年(1574年),纸工李大銮、杨青山在铜鼓起兵反明,“屡败官兵”,前锋直指省城南昌。江西巡抚潘季驯、兵巡佥事周思敬急调鄱阳守备邓子龙(1527—1598年)率兵镇压。邓子龙虽为名将,但征讨也非易事。“山气侵征骨,岚烟入将脾”,“短甲轻兵入武乡,西风吹骨铁衣凉”。铜鼓山高水冷,瘴气弥漫,军士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到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底,邓子龙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明朝廷害怕起义再起,于是在此设军事据点——铜鼓营,邓子龙为第一任守备,他率军在定江河畔筑城屯兵,还在城外巨石上刻下“潘周过化”几个大字(其实,在铜鼓营设立之前,铜鼓东北和西南就设有专门负责治安的八叠巡检司和排埠巡检司)。只是,军事要塞铜鼓营的设立和“潘周过化”的政治安抚依然无法平息动乱: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扬白巾聚党占领铜鼓三年;尔后,太平天国石达开和李秀成的队伍在这一带转战,很多铜鼓人加入了太平军;同治四年,有霆勇者带人攻陷铜鼓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6年),洪福会首领率众起义,攻城掠地,火烧衙门……

此起彼伏的起义,使地处边陲的铜鼓成为朝廷棘手、官府头痛的地方,以至于历代官吏都视去铜鼓为畏途。

1906年,洪福会起义那一年,江西提督学政吴士鉴有感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上书清廷,请求将铜鼓与修水“析疆分治”。他称铜鼓为吴楚咽喉,关系一省安危,而义宁州(修水)幅员辽阔,铜鼓城距州城修水150里,山重水复,有鞭长莫及之难。所以希望将铜鼓“改营为县,藉此绥靖边陲”。

此时的清王朝危机四伏,处处告急。吴的奏章上去后三年,清廷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宣布改铜鼓营为铜鼓抚民厅,厅治仍设铜鼓城所在的永宁镇。厅为清代新开发地区的政区建置,铜鼓厅虽然属县级行政区,有判案诉讼权,但钱粮税收仍旧归义宁州管辖。

铜鼓厅设立后,厅长官忙着添兵丁、修监狱,强化治安。谁料铜鼓厅的牌子才挂起两年,辛亥革命爆发,企图“绥靖边陲”的清政府连江山也丢了。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在地方士绅与厅、省官员的要求下,义宁州撤消,铜鼓由厅变县,成了与修水县同等的行政区,也是当时江西最年轻的县。


铜鼓建营、设厅、立县的目的,都是为了防止起义,“绥靖边陲”。然而,社会矛盾不能缓解,这些都属徒劳。

朔风吹空林,叶脱不闻声。

鸟雀无所依,啾啾向人鸣。

岁晏警税急,丁壮俱入城。

荒村八九家,生计何凋零。

明日是除夕,雨雪犹夜行。

老翁有心人,此愿何时成。

——《岁暮》

首雪征前债,有无嘱早归,

到门不敢语,赤膊卧牛衣。

——《宽债》

清末诗人李 这两首五言诗,写尽了铜鼓乡村的凋蔽与贫穷。

当生存难以为继时,任何微小的震荡都会引发冲天大火。

铜鼓多客家人,学者界定的江西18个“纯客家县”中,有17个在赣南,唯有铜鼓在赣西北。铜鼓的客家人大都是清康熙、雍正年间从广东、福建、赣南迁徒而来,陈宝箴的先人也是那个时代迁往义宁州的。“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客家人的迁居地往往是条件恶劣的山区,所以新迁来的客家人多在义宁州山高林密的南部,义宁州分为修水铜鼓两县后,南部铜鼓客家人人口比例便远远高于修水。

客家先民的流浪、拼搏经历,造就了客家人吃苦耐劳、勇于冒险的品格。他们“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筚路蓝缕,在深山开荒种地,搭棚栖身,被人称作“棚民”。恶劣的自然条件,荒山野岭中虫蛇猛兽和迁徒途中遭遇的欺凌与屈辱,锻炼了客家人的体魄与毅力。为了与严酷的生存条件抗争,客家人有习武的风尚。铜鼓历史上几次大的农民起义,领导者都是以传武授徒的形式来联络和发动的。

铜鼓客家人尚武,也崇文,注重耕读传家,兴学育人。他们在新地方站稳脚跟,便开始想办法让孩子读书识字。铜鼓第一所书院奎光书院,就是客家人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捐资创办的。奎光书院不仅是铜鼓营第一所书院,也是整个义宁州第一座客家书院。二十多年后,铜鼓土籍人才在城西创办了至诚书院。

可惜铜鼓的交通太艰难了,“苦雨多于三日霖,周道泥涂三尺深”,以至于义宁州的知州、学政要来铜鼓巡视指导也很不便。据说,每逢统一考试,州府只能将试卷封好,再派人爬山涉水送往150里外的铜鼓,这自然会影响铜鼓士子的学业。所以,在历代科举考试中铜鼓的文科举子远比武科举子少。从宋至清,铜鼓文科进士8人、举人28人;武科进士11人、举人88人,且这些科举考试及第者大多是清代及第的(从宋至清铜鼓籍文科进士、举人加起来不过11人)。

崇武的风尚让铜鼓出了这么多的武科进士、举人,使这里的山水也充满了阳刚之气,自然也为历次农民起义提供了源源不绝的优质兵源。


1906年农历春夏,铜鼓大旱,初冬便爆发了洪福会领导的大起义,起义者高举“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大旗,与孙中山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相呼应。很多铜鼓土、客籍人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领导者有秀才、僧人、青年学生,还有士绅子弟。最有名是大豪绅之子袁丽六,他挥动左轮手枪冲锋在前。据说,他举着乡人从未见过的洋枪“盒子炮”连发三枪,清脆的枪声震撼山野,“远近闻之,无不惊骇”。

洪福会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首领多壮烈牺牲,袁丽六逃脱出走,家产散尽,最后客死异乡。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们阶层、职业不一,文化素养各异,却能同仇敌忾共举义旗,证明他们决不是一般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和草莽之徒。

数年后,清朝灭亡,铜鼓县为洪福会起义的烈士们建烈士祠,题悬金匾,四时祭祀。这是铜鼓历史上第一次为造反者正名,铜鼓先烈们的义慨英风使家乡的山水多了一分悲壮的英雄之气。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爆发了党领导的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从铜鼓出发,进击浏阳,后转辗走上井冈山。不久,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又来到这里,转战于修水、铜鼓之间。1929年至1933年,全县86%以上的土地上建有苏维埃政府,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也一度屯驻铜鼓。那几年,铜鼓可谓“山河一片红”。

毛泽东还为秋收起义填写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红军,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地因人胜。铜鼓因秋收起义而引人注目,毛泽东、彭德怀等名人的留迹和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更增大了铜鼓的名声。

1927年9月5日,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化装成商人,从萍乡经浏阳前往铜鼓,9日在铜、浏边界附近被国民党民团扣留,押解途中,毛泽东机警逃脱,藏身于铜鼓县境一处叫月形弯的吴姓祠堂旁水沟中,躲过了一劫。后来又在一位叫陈惟德的打柴人帮助下,前往铜鼓县城起义指挥部肖家祠堂。

在肖家祠堂,毛泽东传达上级指示,召开排以上干部会,培训干部,筹划起义事宜。11日清晨,部队在城外河边大沙洲上阅兵,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的旗帜,宣布起义。队伍向浏阳进发,起义军旗开得胜,很快攻占了浏阳东门,只是由于团长苏先骏为胜利所麻痹,遭敌军偷袭,因而兵败。15日毛泽东带领突围人马原路返回铜鼓排埠,稍事休整,于21日率部经文家市进军井冈山。

毛泽东是民间传说中的有福之人,建国后健在的他的同辈战友们,大多或在枪林弹雨中、或在敌人监狱里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唯有毛泽东一生中仅有一次危急的经历,且有惊无险,毫发未损。铜鼓月形弯见证了毛泽东这唯一一次历险,因而也被蒙上了传奇色彩。

杀声远去,硝烟散尽,1949年后的铜鼓恢复了山区原有的宁静。建国后,铜鼓虽然先后修筑了铜宜、铜修、铜浏、铜奉公路和县境内的乡间公路,但比起其它县市来,多山的铜鼓仍然交通不便,经济滞后。铜鼓却因这一点有幸保存了许多先人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包括大量土地革命时期的遗迹。它们没有被疯狂的“造城运动”和房地产热所毁掉。这些弥足珍贵的遗址和原汁原味的山水,是铜鼓人足以傲世和享用不尽的财富。

铜鼓城内,“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团部肖家祠堂依然完好,从明月弯脱险归来的毛泽东曾居住于此。这是清光绪初年留下的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院落外有围墙,进院先是精致的门楼,门楼上方是“萧永翁祠”题匾。院内祠堂前后两进,梁高柱粗,中为天井,前后厅两旁为耳房,毛泽东当年住在后厅左侧耳房中。祠堂外庭院不大,但绿草如茵,花木扶疏。

城北三团三连连部蓝家祠堂也在,只是显得有些破旧。城南客家人创办的奎光书院,大革命时期曾是秋收起义三团一营营部,后又为彭德怀红五军的政治部驻地。岁月磨锉,奎光书院前院已不存,但后院尚在,大小房舍与厅堂的墙上留下了大量红军书写的标语、口号,一间屋子的一面墙上,满壁都是墨写的《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纲》……

经历了政权易主和八十年的风风雨雨,在铜鼓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竟保留了如此多的红色遗迹,真可谓奇迹!

排埠万寿宫也在,虽经修葺,但保留了原貌。宫为砖木结构,门临大溪,溪边巨石上系排木桩的桩孔依然清晰可见。当年,毛泽东率军在浏阳失利,回师排埠屯驻在万寿宫一带,据说毛泽东住过的房间内,桌椅板凳都是当年的原物,还有毛泽东办公用的那张八仙桌。和铜鼓县城中的秋收起义纪念馆一样,万寿宫里也陈列着不少苏区遗物,有苏区货币和标有“红色初级小学儿童课本”的《红孩儿读本》等。最让人惊奇的是一本纸业工会的会员证,封面上印着一只昂首引吭高歌的红色大公鸡,画面简练,充满生气,显示了设计者的文化素养与艺术功力。秋收起义的参加者有农民、纸工、排工,还有文化人。毛泽东脱险时遇见的打柴人陈惟德,就是铜鼓纸业工会的会员。

月形弯离万寿宫不多十多里,距浏阳边界200米左右。如今这里立起了一座毛泽东的高大铜像,修复了一度坍塌的吴姓祠堂。大凡来铜鼓的游人与官员,都会来这里一游。只是建造者们将此地地名改名为“护龙湾”,让人又走进了“真龙天子”的世俗神话。

山高水岭、瘴疠之气弥漫的铜鼓,今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派如诗的山水:“修水绕田知野阔,白云笼岫觉天低。”更出人意外的是:历来被称为“匪徒出没靡常”、夙称难治”的铜鼓,如今没有了军事要塞和巡检司,人们的安全感竟排名全省第一!

铜鼓的交通也已不再艰难,2008年武吉高速公路从铜鼓穿过,无论从省城南昌还是武汉南下,来此欣赏这“天下胜处”都非常便捷。铜鼓县内绿意葱茏,县中部竟兀起一片丹霞地貌,定江河贴着红色的断崖蜿蜒北去,丹崖、碧水、绿林交织,令人赏心悦目。

定江河畔屹立的那块状若铜鼓、高数丈的紫红色巨石,就是丹霞地貌的产物,人称它为铜鼓石,县名即因此而来。石上面留有不少古人题刻,邓子龙的“潘周过化”四个大字尤为显眼。“大幽山下无情水,笑问金鸡旧战场。”刀光剑影已经远去,石上古人留题与诗文也随着年代久远其政治意蕴早已淡化,转而化为珍贵的历史积淀与文化符号。

当年邓子龙修筑的铜鼓城只是一座周长735米、仅有三座城门的小城,宛若一处封闭的大院落。今天的铜鼓城群山环绕,大河逶迤,青山叠翠,红崖点染,高路入云端,如一幅气势宏大的画卷。

八十多年前毛泽东集合队伍的大沙滩,如今已改名为起义广场,定江河水悠悠从不远处流过。漫步在起义广场,看铜鼓石上“潘周过化”几个大字,不禁无限感慨。频繁的起义和统治者残酷的镇压杀戳,尤其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围剿”和反“围剿”,铜鼓城乡凋蔽、一片萧疏,人烟稀少。到1949年,全县仅有5万人,至今也不过15万,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数。

大革命时期,铜鼓牺牲了2万多烈士,与著名的“将军县”兴国的烈士数相当,然而在《铜鼓县志》中留下英名的却只有2千多人。铜鼓人修建了好几座烈士纪念碑,以纪念那些有名与无名的烈士。“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七八十年前烈士们揭竿而起,绝不是为了青史留名。当年纪念洪福会的烈士祠不知是否还在?它和这些烈士纪念碑一样,都是铜鼓先人用生命与鲜血铸就的不朽丰碑!

站在高耸的湘鄂赣烈士纪念碑旁眺望,眼前明媚的山水显得是那样雄浑大气,让人感受到铜鼓厚重的历史份量。○

题图 铜鼓石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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