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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邓小平和他触摸的世界

山 旭


1978年,邓小平以急切的脚步走出国门。这一年,中国决定推开国门,启动变革。

74岁的邓小平一年访7国

11月的新加坡,即使在夜晚仍然暖风四溢。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谈话也在升温。两人就像一对相识多年的老友,在饭后一起商量解决邓小平“家里”的问题。

邓小平问,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李光耀说,教育。

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因为“文革”损失了两代人的教育,影响很大,确实要恢复、要改革。

李光耀给邓小平出主意,解决问题就要派最得力的人去抓,就像他派吴庆瑞去抓教育、抓住房。

邓小平听得很认真。1920年,16岁的他曾途经新加坡去法国留学,58年后,这个小小岛国的崛起,显然让这位谋划着重整中国山河的领导人深感震动。

随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施燕华回忆说,就是这天在新加坡总统府草坪上举行的晚宴中,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

邓小平再次重申了白天会谈中的观点:中国将实施新的侨务政策。这也是他此次南亚、东南亚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向周边国家释疑,争取支持,并消除“文革”的影响。“他告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我们说真话,是真诚的,不说假话。”

这一年,74岁的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密地出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很罕见。

事实上,1978年,中国有12位国家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既有周边邻国,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无来往的西方国家。中国的决策者们亲眼见识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也让他们以更大的决心打开国门,并推动国内的变革。

让邻国放心

1978年的邓小平相当繁忙。从年初的科学大会开始,随后又是连续视察和出访。在到新加坡之前,邓小平去了泰国和马来西亚。1978年初,他还访问了缅甸、尼泊尔。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国内艰困,“外忧”严峻。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越关系也趋紧张。而过去数年间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文革”的“输出”,以及对周边国家华侨“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的诉求,也让东南亚、南亚邻国颇有担心。

“文革”期间,“造反派”曾在中尼边界竖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的君主制。中方人员也曾在缅甸、尼泊尔等国宣传毛泽东思想,散发语录及像章。结果缅甸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尼泊尔则要求中国撤走部分人员。

就此,邓小平访问尼泊尔时坦陈:“我来贵国访问是还债性质的……‘文革期间发生过一些问题的话,那是由于我们方面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责任不在尼方,尼泊尔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在新加坡,李光耀向邓小平直言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因为大量华侨的存在,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只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益发紧张。他当场要求中国停止马来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说需要时间考虑。后来果然停止了广播。李光耀说,他从未遇见过像邓这样的领袖。

让邻国放心,中国才会有宽松的国际环境。


“要比就要跟国际比”

和访问缅甸、泰国等地一样,邓小平先向李光耀解释了与越南交恶的原因。不过,与出访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对于新加坡,邓小平有更多期待。

在1979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新加坡已被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这标志着它已完成初级工业化。

新加坡没有被哪个国家刻意扶持过,也几乎没有工业基础。寻求现代化经验,是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主题之一。

在白天不同寻常的会谈后,邓小平和李光耀在晚宴上的倾谈更加亲切而坦率。对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是新加坡开放和引资的经验。由于这时新加坡也处在转型期,他们还谈到了劳动密集型发展期之后的种种情况。

邓小平本来要进入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考察,但由于安全原因未能如愿。他于是到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了局长范德安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最后登上该局22层办公大厦顶层,满心遗憾地遥望了这些住宅小区。

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邓小平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由于同样原因,邓小平没能进入著名的裕廊工业园区,只在裕廊镇山上5层的高塔里鸟瞰这个新加坡最大的工业区。

施燕华说,在新加坡的这两天,邓很少讲话或者评论他见到的新事物,但新加坡之行显然让他有所心得。

1979年10月,邓小平讲到:“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

而“裕廊工业园模式”,更造就了至今遍布全中国的开发区。

亲眼“见识”发达国家现状

与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相比,访问日本对于邓小平具有另外的意义。

为邓小平1978年访日作翻译的王效贤告诉记者,她觉得邓小平那时已经对开放有了大概的规划,访问日本就是要看一看,充实这个规划。

其实,从1977年底开始,中国已陆续派出多个官方代表团出国考察。到邓小平赴日前,这些考察团已到过西欧、东欧的主要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1978年9月,邓小平出访朝鲜。他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提到,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搞现代化的出发点。


当时正在建设的霍林河煤矿要引进联邦德国技术。虽然没有去过联邦德国,但是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联邦德国的机器是完全自动化的,要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他们的管理方式进行生产。他讲道,人海战术打不赢现代化战役。要培养人才,不但管理人员要合格,就是工人也要合格。

在听取了各个考察团的汇报之后,邓小平于10月底动身出访日本,亲眼“见识”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

邓小平一行10月22日下午抵达东京。23日一整天都是国事活动。24日他就出现在神奈川日产汽车的车间里。在29日结束访问前,邓小平先后参观了四家大型工厂。

王效贤说,每次出发前,邓小平都是第一个出现在宾馆大厅里。“一是遵守时间,我觉得也说明了他的急切心情。”

在同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等在野党领导人会谈时,邓小平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的故事,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他解释说,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

“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邓小平在日本参观的四家企业分别是日产汽车、君津制铁所、松下公司和日本造币局。这些都是当时日本最引以为豪的支柱企业。

每参观一个项目,邓小平往往在详细询问后陷入沉思,直到下一个新项目出现。

在日产公司,邓小平讲了那句著名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他在新干线特快列车上的那句话同样被世人熟知:“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日本先进的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无疑激发了这位中国领导人的雄心。

邓小平乘坐有140多个座位的新型气垫船去了日本钢铁之城君津,这里有新日本钢铁公司最大的一座钢铁厂,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企业:由于全自动化生产,许多车间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工人。

邓小平问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能不能帮中国建设一个比君津制铁所还好的钢铁厂。稻山嘉宽回答,当然可以。

这个“比君津制铁所还好的钢铁厂”就是后来的宝钢。

邓小平访日的电视片随后在国内公开播放,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目击先进国家的情况。


要向懂行的人学习

1979年11月12日,邓小平从东南亚出访归来,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幕。他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对于经济,他说道:“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他把刚刚在日本、新加坡亲眼所见的管理体制一一罗列出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面对巨变中的、陌生而又吸引人的世界,中国的决策者,决定发动一场新的战役来缩小中国和世界的差距。

1979年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他问邓小平,未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邓小平想了想说,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用20年时间翻两番,虽然仍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总量已经持平。那时人民可以吃饱穿暖。这种状况叫做小康。

中国的小康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题图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他与卡特总统在阳台上向群众挥手

(贾红玉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47期)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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