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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到九江“分共”寸步难行

殷育文


1927年的4月,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简直是一段灾难性的日子。4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开发表了错误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是一副麻醉剂,把共产党引向了歧途。一方面让汪精卫捞取了政治资本,给这个变色龙涂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色,使共产党人对汪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更加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使革命者放松了对蒋介石的斗争,让蒋轻易地控制了南京,为他发动反革命政变、成立南京政府,准备了条件。4月9日,汪精卫从上海抵达武汉后,大耍政治手腕,曾被郭沫若誉为“红都”的武汉,形势开始逆转。4月12日,汪精卫的政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一大批共产党的优秀分子惨遭杀害,中国的政治风云顿时变色。汪精卫打着反蒋的旗号,高喊:“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迅速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权。虽然从4月27日开始,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大会“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的主张”。汪精卫在反共道路上一天天向蒋介石靠拢,武汉地区形势急剧恶化。

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汪精卫和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是想通过“东征讨蒋”,驾登国民党“老大”的宝座和获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头衔,同时消灭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因此,决定把中共武装力量相对集中的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作为“东征讨蒋”的中路前锋开往九江集结,再由九江、湖口向安庆进发。此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比较好,他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共回粤的意向,改组后的中共中央也有利用“东征讨蒋”、“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7月11日,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为“东征讨蒋”的前锋,向九江开拔。随后,黄琪翔的第四军、贺龙的第二十军也陆续向九江地区集结。这才有后来南昌起义的军事行动。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终于撕开了他的革命伪装。消息传到九江,中共九江市委领导九江人民开展了反对宁、汉合流,反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叛变革命的斗争。由市委直接领导、以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名义主办的九江《国民新闻》报连续发表讨汪文章,学生到处讲演,群众纷纷集会,发传单,贴标语,戳穿汪精卫之流假左派真右派的反革命嘴脸。报社还向在浔的共产党员、国民党中央执委、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约稿,揭批汪精卫。高在该报上给汪精卫写了一封公开信,把汪的假左派、反革命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汪精卫从报上看到声讨他的文章以后,对《国民新闻》恨之入骨,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常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说:“九江国民新闻,是在共产党包办下的党报,一向反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理谩骂、挑拨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反动,最近更是厉害。”

汪精卫“分共”后,又竭力煸动张发奎在二方面军“分共”,并与张秘密策划,决定7月29日在庐山开会,研究“分共”措施,具体部署“东征讨蒋”事宜。并以张发奎的名义,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夺其兵权。只是因为中共在九江的领导采取断然措施,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7月29日晨,汪精卫偕“太子”孙科和张发奎从武汉坐船抵达九江。汪精卫念念不忘他对《国民新闻》报的仇视,一到九江码头,就对张发奎和前来迎接的朱培德(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下命令:《国民新闻》报立即停止出版。当天上午,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在机关礼堂巧妙地召开了一个名为欢迎实是反汪的群众大会,共产党员、市党部代理常委张如龙在会上致欢迎词,以汪精卫自已说过的话“革命的站在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回去!”辛辣地警告汪精卫悬崖勒马。汪精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想退出会场,又感到有失“领袖”身份,真不是滋味。

会后,张发奎陪同汪精卫到第四军指挥部驻地九江总商会,接见四军各高级将领,请汪训话。汪精卫正准备在第二方面军“分共”,就说:“我曾私下说过,国共合作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容共之后必定分共,虽然当时分共时机未到,但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很必要的准备……”正说在这里,坐在汪对面的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忍无可忍,立即站起来怒斥汪精卫不该背叛孙中山,实行分共,推行反革命的所谓“新政策”,语气严厉,掷地有声,大家面面相觑,张发奎、黄琪翔感到难堪,汪精卫更觉下不了台。

说起廖乾吾,可不简单,虽然他此时只是四军政治部主任,但他的资历、威望都比张发奎、黄琪翔高多了,就连汪精卫平时也要让他三分。他是1922年入党的中共老党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任孙中山的大元帅铁甲车队党代表兼卫士队党代表,护卫孙中山。那时张发奎、黄琪翔还是粤军第一师的下级军官。北伐开始,与廖乾吾平级的张发奎、下属黄琪翔,如今都成了廖的长官。但由于廖乾吾在北伐战争中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政治思想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受到周恩来、邓演达(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戈列夫(苏联军事顾问)的高度赞扬,就连年轻气盛的张发奎等军事将领也有切身的感慨,他在四军广大官兵中威望极高,被大家亲切称为“铁军之母”。所以,张发奎、黄琪翔虽对廖的言论不满,也不好当场发作。至于当众挨批的汪精卫,也只好把气往肚子里咽,因为这是在九江的第四军指挥部,事情闹大了,他更不好收场。廖乾吾同汪精卫面对面的斗争不是第一次。7月2日,廖乾吾为第一纵队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所拟的宣传大纲,本来已经周恩来审阅同意。但当晚汪精卫以宣传大纲只提拥护三大政策未提拥护三民主义为借口,对四军政治部横加指责,并攻击共产党,廖乾吾当场予以驳斥。这次所不同的是当众批他,使他面子难下。当天吃过午饭,汪精卫就气呼呼地带着孙科、张发奎、朱培德、黄琪翔、金汉鼎(第九军军长、九江警备司令)等上了庐山,把张发奎训斥了一顿。30日上午,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下山,给廖乾吾带来了张发奎的一封信,信中批评廖乾吾不该当众诋毁“本党领袖”汪精卫。廖乾吾、高语罕感到张发奎、黄琪翔靠不住,经与在浔的中共领导人商量,决定脱离二方面军,当天搭二十九团的军列赴南昌参加起义。

汪精卫上山后,就在反共会上迫不及待地宣布:立即封闭九江市党部、《国民新闻》报、九江书店,“捕拿逆伙”。会上决定在第二方面军内实行“分共”,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部队撤回九江,并由张发奎电告贺、叶,但贺龙、叶挺不予理睬。汪精卫、张发奎这才知道情况不妙,那里还有什么心事开会。31日晨,张发奎早早起床,感到南昌有异。又给贺、叶发电报:张“准一回到南昌”,妄图稳住贺龙、叶挺,阻止南昌起义。此时,汪精卫、张发奎又耽心驻扎在黄老门、马回岭一带四军二十五师的命运,要参加会议的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立即赶回黄老门师部,稳住七十三团团长、共产党员周士第。

8月1日晨,汪精卫、张发奎知道南昌有变,即电李汉魂做好周士第的工作。李汉魂电告周士第立即赶到师部,说有要事商量。周士第带着骑兵通讯员,从团部驻地马回岭催马赶到师部,先找到师参谋长、共产党员张云逸。张对周说:“今天要注意……”话还没说完,李汉魂走了进来,寒暄以后,压低声音对周说:“总指挥(指张发奎)很称赞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周士第严正地对李说:“第四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你们今天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就是死路!”说得李汉魂哑口无言。

当天中午,张发奎、李汉魂带领卫队营坐火车赶到德安,企图阻止二十五师赴南昌起义,行至万家垄、邹家垄时,遭到正赴南昌起义担任后卫的七十三团一营的猛烈阻击,张发奎、李汉魂仓皇跳车,狼狈逃回九江,张的卫队被包围缴械。正在九江的汪精卫看到张发奎一副狼狈的样子,气得发呆。

南昌起义打乱了汪精卫的计划。他原准备在二方面军“分共”以后,于8月2日在九江开会,正式讨论“东征讨蒋”问题,现在也只好草草收场,于1日下午偕孙科、朱培德(朱回不了南昌)等回武汉,发令讨伐贺龙、叶挺。○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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