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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小感受

陈 晋


编者按:陈晋,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他以饱满的热情,生动的语言,特为本刊撰写了一组开国之初的“年份记忆”,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感受变局(1949)

1949年,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几乎都是在变乱中渡过的。

当新年的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属于什么阶层,都会明显地意识到,九州大地改换颜色已成定局。这一天,毛泽东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共和国。他还说,甚至连共产党的敌人也不怀疑共产党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从这天起,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感受中经历了共有的1949年。

如果你生活在北方,你已经在欢呼这场历史性的局变。你或许在扭着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如果你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军官或士兵,这时候,你谈论得最多的一句话,大概要算是你的上级传达的那个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如果你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你或许总在埋怨,这仗怎么越打越糟糕。对于那些国民政府的官员来说,心里自然盘算着自己的去留。有的人甚至在失望中结束了一生,这位长期充任蒋介石主要谋士的戴季陶,便吞食了大量的安眠药告别了他的蒋先生。

的确,对生活在南方的许多人来说,1949年总是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困惑和期待的心情。

这年二月,上海的通货膨胀达到最高峰,金圆券已如同废纸。如果你要买东西,就得用麻袋或网兜装钱,并且还要一路狂奔,因为稍一怠慢,手里的钞票就要贬值许多。由此,要和平,要民主,反饥饿,反内战,成为了国统区民众的普遍呐喊。

这年5月29日,如果你居住在上海,一大早起来打开自家的大门,看到一支新的军队睡在马路上面,你心里会感叹地说一句,看来,以后的日子真的会同过去不一样了。

这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所有的中国人在当时或后来,都把这个声音,这个画面,永远地铭刻在了自己的记忆中。这一天,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纪念日。

标志性的变局由此开始,人们称之为新纪元。一位诗人为此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时间开始了》。

这年12月,新生政权通令全国,正式宣布,属于所有中国人的节日有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属于部分人民的节日有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八一建军节。

在中国人的感受中,1949年正是在节日的气氛中结束的。

告别(1950)

共产党人拿到了天下,但他们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天下呢?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满目疮痍。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叫“大难甫平,民生惟悴”。

一个美国人说:无论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拿中国都没有办法。

在经历了1949年的变局之后,普通的人们最关心的,自然是自己的日子是不是还像往年那样过法。

渐渐地,对那些渴望改变现状的人来说,他们的日子果然开始向过去的模样告别。

流离失所的游民和乞丐,开始被政府收容安置,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年2月,面对4000多万遭受饥荒和洪水袭击的灾民,中央政府成立了救灾委员会。

对居住在北京天桥附近龙须沟旁边的贫民来说,这年感受最深的,大概要算是政府大规模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他们告别了昨日臭气熏天、蚊蝇丛生的居住环境。

作家老舍在《龙须沟》中借用大杂院市民的话说: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新政权在清理社会垃圾的时候,也是雷厉风行。

妓女曾经是司空见惯的职业。但在新社会的门槛,她们被挡在了外面。这年,全国各大城市下令禁娼,为生活所迫卖身妓院的良家女子,从此迎来了新生。

这年,对中国所有的妇女来说,实际上都是一个新的开始。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延续几千年的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被废除了,妇女的地位空前转变,“解放”两个字的内涵延伸到了社会的细胞之中。

当然,也有让一些人不乐意的事情。对那些吸食鸦片烟毒的瘾君子来说,1950年是痛苦的一年。那年,政府通令严禁鸦片毒品,为害中国达一百年的烟馆被取缔了。这当然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向昨天告别。

为了和平(1951)

1951年,是从一个战争捷报的传递过程开始的。

1月4日,从抗美援朝前线传来消息,中朝军队联手作战,不仅打过了三八线,而且光复了汉城。

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是在上一年的十月间开始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第一场也是最严峻的一场战争考验。百废待兴的中国遭遇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号召人民捐献飞机大炮,人民被告知,前线的飞机太少,那时候,人们把大炮叫着“战争之王”,但中国军队一个军只有31门大炮,而美国的一个军却有1500多门。

所有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奇迹般地调动起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

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面孔,“打仗当英雄,劳动做模范”,成为了一代人追求的时尚。

他们加班加点,把增产增收的东西捐献成飞机大炮,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连青海塔尔寺的喇嘛们,也自愿地加入到捐献的队伍里来了。

前线和祖国,架起了一座世界上最为厚实的精神桥梁。

豫剧演员常香玉,一个人就捐献出一架飞机。她还去了朝鲜前线,为战士们带去的,是这年创作的《花木兰》。

前线的英雄,成为了那时候许多女学生心中的偶像。刚刚从前线回来的作家魏巍,这年5月发表了人们争相传诵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至今还被选进一些中学课本。

稍后,新中国的几代人,都把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感受,把一个民族的尊严,把一个民族的和平愿望,浓缩进了《英雄儿女》和《上甘岭》这样的电影,浓缩进了“风烟滚滚唱英雄”和“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歌声……

重整河山(1952)

该说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了。

迈进新中国的门槛,要数他们的变化最大,故事最多。


他们的故事,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是从土地这一命根子引出来的。

这一年,全国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已接近尾声。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是从1950年的秋天开始的。对农民来说,能拥有一份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获,生老病死,是一个追寻了几千年的梦想。

新中国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个生生不息的梦想。

地主的文契被烧掉了。过去属于地主的土地被重新丈量。

三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多亩土地。农民高兴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木牌上,深深地砸进自己的地里,仿佛要硬生生地砸出生活的全部希望。

神州河山,就这样被重新收拾了一遍。

其实,从开国到1952年,整整三年的时间,国家生活的一个主题,就是重整河山,用标准的语言来说,叫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

或许从破败的鞍山钢铁厂,你会体会到什么叫经济恢复。它是旧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如今它已经是一片废墟。日本人走的时候断言,今后的鞍钢只有种高梁了,要恢复生产,必须要二十年的时间。

然而,江山易手,情况便是两样。劳动者就是主人公,主人公就是劳动者。只过了三年,到1952年,鞍钢大型高炉的炼铁数量就已经创造了新的纪录。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还没有停息,另一场收拾河山的战争方兴未艾。淮河的水患一直威胁着两岸几千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历史上的流民也以淮河流域居多。1950年的淮河大水,引发了开国初期水利建设的高潮。

在淮河流域的千里堤防上,一百多万民工拉开了改造大自然的序幕。在长江中游的荆江险段,著名的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也进入了关键时刻。

到1952年,全国有两千多万人参加水利建设,相当于修了10条巴拿马运河,23条苏伊士运河。

也是在这一年,在旧中国四十年没有修建一寸路段的成渝铁路,新中国只用了两年的时间便修通了。沿途出现的,是四川老百姓等待了半个世纪的欢呼。

1952年的国庆节,就这样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到来了。

中央政府宣布: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顺利实现了。

大工业的梦想(1953年)

这一年,中国历史的脚步出现了新的音符。

中央政府正式宣布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由此进入过渡时期。

这个概念你听起来一定会觉得陌生。但当时的每个中国人几乎都会把“一化三改”这句话挂在嘴边。它的意思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工业化,是过渡时期的一个主体内容。

这一年,也是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在人们的心目中,国家建设的方向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这一年,老百姓都接受了一个真理: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而实现工业化,已经是中国人追寻了一个世纪的理想。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仍然是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台拖拉机都造不出来。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每五年搞一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在许多老人的记忆中,最让他们难忘的,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一年7月,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制造基地在长春举行奠基仪式,人们把毛泽东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几个字刻在汉白玉基石上面,植入了一片荒凉的黑土地里。

以156个重大建设项目为主体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这样拉开了序幕。这些建设项目包括了钢铁、煤炭、炼油、机械、飞机、发电各个行业。正是这些项目,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

那时候,对老百姓来说,工业化,意味着繁荣、富强和幸福。但怎样去干工业化,人们却感到格外的陌生。

于是,被称为“老大哥”的苏联专家来了。

他们带来了技术和设备。他们手把手地教这些昨天还是农民的青年工人怎样操作机床。

他们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五十年代过来的人,谁不会唱几首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苏联歌曲呢?电影院里放的是苏联的电影,书店里摆满了苏联的书籍。几乎每一个青年学生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乎每一个少年都熟悉《卓亚和苏拉的故事》。

人们真诚地相信,苏联就是大工业的榜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秩序(1954年)

1953年12月27日,离新年只有四天的时间,毛泽东悄然南下,去了杭州。

此番南下,他要做的一件大事,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迎来的,将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秩序。

在这之前,开国时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一直被看作临时宪法。第一届政协也一直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按规定,在1954年它们就该到期了。于是,1953年,便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纲领》里说,未来的新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为了配合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了。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标准时间,普查结果是,中国大陆人口总数是六亿零一百九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人。这要算是中国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个比较准确的人口数字。

随后,全国各地开始举行空前规模的人民代表的选举。

老百姓参加选举,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鲜而让人激动的事情。在新疆,一位维吾尔老太太在投票现场禁不住高呼起口号来了。还有一位农民老大爷拿着代表的手说,我活了85岁,还没有听说过选举的事情。更多的人将当年的选民证和土地证放在一起,精心保存起来。

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普遍性是可以肯定的。到1954年,又从各地五百多万代表中,选出了1226位全国人大代表。


1954年9月15日,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里的怀仁堂开幕。

这次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宪法》,代表们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一位叫申纪兰的农民劳动模范,从1954年到2003年,连续十一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来自山西,跨越半个世纪,成为中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权威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一届人大很快投入了立法工作。转过年来,中国的军队也走向了正规化,实行了军衔制和薪金制。新中国的军队开始有了自己的元帅、大将,他们被称为开国元勋,在历史上创造过许多的战争奇迹。

从1954年开始,中国的方方面面似乎都走向了秩序。

这一年,粮食制度实行了统购统销,就是说在农村统一征购,在城市里计划供应。

这一年,棉布的供应采用起了布票。

这一年,城市里开始建立起了居委会。

到1955年初,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军队官兵一律实行了工资制,在这之前,先后采用的是不同等级的供给制和财政包干制度。与此同时,发行了新版的人民币,一元钱相当于旧币的一万元。人们的工资被分成29个等级,最高的600多元,最低的是21元。这样的工资制度,一直到三十年后才发生变化。

高潮(1955年)

1955年,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人们的生活都是和“高潮”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

从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在1955年骤然升温,出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高潮,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人们被告知,经过这样的高潮,将很快迈进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社会。

农民在土改中分得土地以后,中央政府便鼓励农户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一些互助组又联合起来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开始大办高级社。

作家赵树理写的中篇小说《三里湾》里,后来被改编为电影,让今天的人们知道了办合作社是怎么一回事。

在现实生活中,在河北燕山山脉的一个村落,一个叫王国藩的人成为了全国的名人。他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初级社。当时,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因此人们把他们叫做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富强的国家吗?”

与此同时,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阶段。不少资本家顾虑重重,为此,毛泽东两次邀请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举行座谈,希望他们能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共中央还重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公私合营的步伐聚然加快。

许多资本家出于这样或那样的考虑,纷纷向政府提出合营要求,并协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上海工商业的标杆人物荣毅仁,成为支持公私合营的典型。

到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率先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一个星期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和天津也宣布进入社会主义。

至今回想起来,1955年那些高潮的日子,似乎过得很匆忙,很快。


春天(1956)

1956年,在人们的记忆中,始终有一种春天的感觉。

最早产生这种感觉的,是知识分子。这年1月,中央专门召开了一个有上千人参加的知识分子会议,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经历思想改造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自然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正是在1956年的春天,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要让它开放,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讨论,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

这就是1956的那个春天。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欢聚一堂,相互倾诉交流,这样的景象不知给多少人留下了温暖的回忆。

一切都为了一个口号:“向科学进军。”知识分子们相信,他们的未来将是一个无限的创造天地。

那是一个怀着未来的畅想走进新时代的季节。

正是从1956年起,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在新时代的起点,人们的生活似乎充满着特别的生机。

这年,在日本工业商品的展览会上,人们第一次看到了袖珍收音机,还有电视。

1956年夏天,让中国人振奋的一件事情,或许是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大门口开出的这十二辆国产汽车。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自己制造的第一批汽车。从这以后,这种叫解放牌的卡车,跑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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