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田建军

[摘 要] 三十年艰苦实践和理论创新,使我们对改革开放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重温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变革是人类应对各种危机的必然选择,改革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改革 危机 挑战性 解放生产力

关于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论断,学术界已经有了些研究,主要结论是:改革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来说是第二次,它们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引起社会的全面深刻广泛变化等等。我认为这些研究还局限在表面层次,还只是对邓小平观点的解读,没有深化。

一、改革是应对危机的正确选择

人类社会从产生之时起,就一直处在不断的变革之中。这些变革,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中观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微观的思维习惯。正是这种种变革,才使人类社会获得前进的动力。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变革成为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制度的更替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实现的手段是革命或改革;至于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的更新,则主要来源于生产力促进下的社会经济关系调整。

无论主体是国家、社会,还是团体、个人,变革大致都有被动、自主以及由被动到自主三种形态。自主型的变革,是主体积极敏锐把握外部环境变化,自我调整、不断适应;被动型的变革,是主体在某种无法抗拒的压力推动下,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求得苟安,一旦压力缓解,变革也随之终止;被动到自主型的变革,一般都要经历从感性到理性,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当主体深刻体验到变革所带来的巨大成功后,变革就成为自然之举。社会发展实践反复证明,变革要从被动演化到自主,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主体的危机意识。

主体一般都束缚于习惯、沉溺于传统,由于变革会带来紧张与不安,会带来失败与挫折,因此必须要强烈的刺激才有可能实现并得以持续,而在种种刺激中,危险的刺激无疑是最强烈的。多数人都是等到生活环境变得无法容忍,或突发险情才求变。《易经》云:“其亡,其亡,系之苞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左传·襄公》也有“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名句。

从理论上来讲,危险形成压力,压力转化为动力,动力促成变革,变革推动发展,主体获得成功,然后又会产生新的危险,新的循环。但在实践中,这种逻辑关系并不总是十分顺畅的。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压力能否转化为动力,关键还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素质。同样的火候使黄油融化而使鸡蛋变硬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发展,正是中国共产党一代代领导集体危机意识、变革观念的集中体现。面对“文革”后特殊困难的复杂局面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风险,邓小平深刻反思,及时调整,终于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正视”文革”的苦难,不让悲剧重演,是邓小平及其以后的各代中共领导人要反复思考的问题,也是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一大力量源泉。邓小平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

二、改革的困难性和挑战性相当于革命

革命需要坚强的意志,改革同样如此。而且改革中遇到的困难比革命时期更复杂。革命时期的敌人就清楚地站在对面,改革中的矛盾则潜伏在人民内部,需要更敏锐的眼光才能察觉。

改革是第二轮的农村包围城市,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就是当年的井冈山,跟毛泽东力排众意、大胆创新一样,1978年末,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农村改革拉开序幕。1946年出生的关友江现任大包干纪念馆主任,32岁时他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他向参观者介绍当年签定大包干协议的经过:“当时的想法就是能干一年干一年,能干半年干半年。”当时的农民实在太穷了,穷则思变。关友江从小跟母亲一起讨饭,三年困难时期成了孤儿,以后一直讨饭到三十多岁,直到实行大包干后才摆脱了贫困。然而,这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困难更多。在我国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经常存在着“左”和右的思想冲击,经常存在着动摇和疑惑。

经济特区的建立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在国内引发一场大争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共产主义阶段要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社会主义阶段强调商品经济,这在许多人看来,简直难以容忍。许多人惊恐万状,以为中国从此姓资了。关键时期,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等地,明确指出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强调要继续深入改革开放。

1989年下半年,“左”的东西得势。当时有人说中央要抓抓阶级斗争了,有人说要取消个体户了,有人说出国留学政策要变了,有人说留学生回国探亲都要扣下来一个一个审查在海外干了什么,还有人说要让知识分子重新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等等。当时私营企业减少了50%,个体户减少了15%。1990年2月22日,一位权威人士在北京某大报发表长篇署名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文章还对中国的改革提出质问:到底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当时第一篇讨论姓“社”姓“资”的文章。另一家北京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改革开放》一文,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同年7月30日,北京某大报发表文章《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直指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讲话中提到的:“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面对这种形势,邓小平十分焦虑。他这时已经88岁高龄,时间留给这位老人的机会不多了。庆幸的是,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用最后一把力气,推了中国一把。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2]邓小平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2004年,郎咸平多次指名痛斥一些人借改革鲸吞国有资产,引起轰动。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郎咸平进而声称国企效益比私企好,要求停止国企改革,并且著文声称现在是中国历史5000年来最黑暗的年代。他的观点虽然遭到诸多有力反驳,但依然有很大市场。2005年8月,巩献田上书全国人大,指《物权法(草案)》平等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是“违宪”,实质上是要保护一些人用非法手段侵吞来的财产,结果暂时阻碍了《物权法(草案)》的通过议程。2005年5月1日,一部分人签名的“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对国务院在年初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又称“36条”)提出批评。这些签名者说,“36条”违反了宪法第6条“公有制为主体”。他们认为私营经济已经很强了,再鼓励支持不就变成私营经济为主体了吗?2007年7月山西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一些人签名上书,痛陈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种种问题,指责改革开放全盘搞错,要求改变“路线错误”,回到毛泽东时代。胡锦涛、温家宝在多个场合讲话,表达坚决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勇气。十七大报告更是做出了明确回答:事实已经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场抉择,不是一夕之间的举手之劳,而是凝结了一个长期进程中的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这场抉择所引发的一场新时代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关于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也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也为理论界所接受,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解放生产力?过去有误解,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已经彻底实现了生产力的解放,社会主义条件下只存在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其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要解放生产力,只是解放的手段与剥削阶级社会有质的区别,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改革。

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所谓解放,就是扫除障碍、打破束缚的过程和行为。对于生产力而言,解放的途径主要有两条。第一,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是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就是说在生产方式系统中,能阻碍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只有生产关系这一个因素。那么,解放生产力首先应该是调整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本身又决定上层建筑并受到上层建筑的影响,因此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可以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我国目前进行的改革,就是对长期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制度进行调整,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至于为什么要调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但基本制度要通过具体制度表现出来,具体制度即使在开始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慢慢地就不适应了,因此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调整。第二,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除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实体性的要素之外,还包括科学技术这个智能型的要素,要打破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从生产力内部进行变革的主要手段就是发展科学技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2.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2.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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