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稼祥对军队政治建设思想的贡献

姚家坤 孙 戎

[摘 要] 王稼祥的军队政治建设思想理论贡献,是他军事思想的闪光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一部分。他的军队政治建设思想理论具有多方面的首创性内容,(如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著名论断)对我军今天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王稼祥 政治建设思想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政治工作生命线

在革命战争年代,王稼祥前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长达10多年,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作出理论概括,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著,系统地阐述了军队政治建设的经验、原则和要求。王稼祥的军队政治建设思想理论贡献,是他军事思想的闪光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一部分。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的军队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根本原则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以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为己任。南昌起义时,党就在军队各级建立了组织。在秋收起义部队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从根本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制度措施,保证了我们党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为无产阶级新型军队。因此,新生的人民革命武装,必须以共产党为核心,有牢固的政治基础,才能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如果离开或削弱了党的领导,就会走偏方向,遭受挫折。

王稼祥在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实践中,深深感受到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并以自己的政治智慧,为全面坚持和贯彻党领导军队这一根本原则作出了贡献。经过艰苦的探索,王稼祥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主张,认为这是党的军队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根本原则。1932年1月19日,他在给红军中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党的支部委员会发出的《改善和加强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指示信中指出:“加强党的自身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中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1]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后,为了纠正当时红军中的不正确的思想与观念,他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的政治工作》中强调:“我们必须加紧思想斗争,来克服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健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用共产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2]在给红三军的《红三军党组织的今后任务》的指示信中,他再次指出:“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巩固党的政治影响,是目前的重要任务,要坚决执行总政治部关于支部工作的指示信。”[3]1937年3月到6月,王稼祥去苏联治疗伤病在上海等船期间,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建议信。信中结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教训,分析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和前途,预测了国民党政府可能采取的对策等问题。他指出,国民党政府必然借合作之机夺取红军的领导权并分化红军。他们企图用欺骗、引诱、收买、恐吓等手段分化红军,或者夺取领导权,或者是瓦解红军。王稼祥建议:对红军与苏区的领导权要绝对保持在我们手中。同时教育红军党员使他们适应于新的环境,保持革命的坚定与纯洁,不为任何东西所动摇。他的建议,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重视,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领导权和独立性,为我军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并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王稼祥非常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他在《改善和加强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中指出:“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基础,是党与群众的连环,所以,支部要特别注意本环境中的群众教育,群众情绪,要将党的决议在群众中实现,要积极地在各方面去领导群众,这样才能扩大党的政治思想,巩固党在革命中的领导。”[4]他还规定了二十项党的支部工作任务,进一步加强和提高了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针对党内存在的种种党性不强的实际现象,迫切要求加强党性修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王稼祥先后在《关于巩固党的几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中,集中提出了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党、巩固党的重要见解和观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1941年7月1日由王稼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直成为全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指针,“增强党性”的号召,培育、激励和锻炼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二、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

我军的政治工作,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只有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胜利完成军队担负的各项任务,永葆人民军队的本色。

王稼祥注重实践,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政治工作。他在1934年2月7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国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5]在他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了全军政治工作的任务。1938年底,王稼祥在主持制定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把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论断写入条例。从此,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就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一著名论断的提出,是对我军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比喻和生动概括。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是建设革命军队的真理,成为我军的一大政治优势。

为了充分发挥“生命线”的保证作用,王稼祥尤其重视政治教育,强调要把思想教育作为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在他的主持下,总政治部成立了教育委员会,专门研究红军中的教育问题。为了增强教育效果,他要求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革命的基本问题要进行有系统有步骤有计划的教育,与任务中的宣传鼓动结合起来。他在中国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的关于《为着巩固红军,必须改善政治工作》部分,明确要求教育要掌握三个原则:“1、要从红军战士的几个切身问题说起,然后再说到远的问题;2、要从现在的问题说起,然后说到必须要知道的过去的历史问题;3、要从具体的问题说起,然后再说到抽象的问题。”[6]在政治工作的方式上,他要求要特别注意克服过去那种压制基层积极性的平均主义、刻板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空谈主义的缺点。他指出:“我们不要一般化的领导,要分主要次要,要实行具体化的活的领导。这样才能发挥战士的积极性,才能很好地完成革命的任务,进一步巩固红军。”[7]在干部教育上,他强调干部要认真学习政治,政治不进步就不能当干部。到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提出:干部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古今中外军事思想,不仅要善于指挥游击战争,而且要懂得正规战和新的技术条件下的战争。1940年1月15日,王稼祥在研究和总结党领导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的基本经验时,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著名论断,强调了对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共产党人建立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学会了怎样对本军、敌军及居民进行政治工作,学会了在平时、在战时、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去进行工作。对于启发战士的觉悟,巩固革命军队,维护和提高军队纪律,克服最大的困难等等,共产党人及其政治工作是起了应有的作用——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8]王稼祥还提出:“今后政治工作的方向应当努力于政治教育之更有系统的更有步骤的更有计划的实行,使政治教育放在真实的基础上。”“应当努力于军队中党员(党员战士尤其是党员指挥员和其他干部)的党性提高,教育党员尊重党的组织(党的组织不是个人),尊重地方党。”“应当努力于军队的民运工作的加强。”“应当努力于工作方法的改进与创造,总结和整理过去的经验,研究新的工作方法,克服保守的公式的照例主义,学会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工作原则和方法,使整个政治工作前进一步。”[9]这是富有战略眼光的主张,对我军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

三、健全完善机构和制度,加强军队政治领导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建设

军队中的政治机关,是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机关。健全机关工作制度,规范机关工作程序,对于发挥机关的整体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和限制,红军中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

王稼祥到任总政治部后,就以极大的努力,领导总政治部制定并颁布了《各级政治机关编制系统表与组织及其工作纲要》,逐步健全红军各级政治机关。接着,他又主持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主要内容和方法,各级政治机关及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使我军有了一部初步成型的政工条例。这些纲要、条例或指示对各级政治机关的设置和各级政治部工作人员的岗位以及在加强对地方党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军事训练的保障工作,敌军的政治工作和教育俘虏的工作,赤卫队和少先队的工作,后勤政治工作,加强政治委员、连指导员、政治战士的政治工作,红军在运输员中及团与青年中的政治工作,建立红军与地方的联系等方面都逐一做了具体而正确的指示。这对于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建设,保障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英勇杀敌,巩固部队,团结群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王稼祥提出要及时补充健全党支部,这样才能在红军中建立强固的堡垒,从而使部队把党组织成员即缺即补作为制度坚持下来,保证了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党组织对战斗分队的不间断领导。1931年,他主持创办了《红星》报,在办报人员的辛勤努力下,《红星》报办成了一面反映红军工作、生活的“大镜子”,一架传播红军、地方以及全世界革命斗争消息的大“无线电台”,一个帮助红军指战员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的“政治指导员”,深受红军广大官兵欢迎。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使政治工作和总政机关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王稼祥亲自抓总政治部的机构健全和完善,及时重建总政治部的工作机构,增设了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等,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作出了新的贡献。总政治部于1939年1月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等组成编委会,毛泽东亲笔撰写了发刊词。这个杂志经常刊登的有抗战形势评述,军事、政治、后勤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经验总结,重大战役的报道,马列主义的理论著述,揭露日伪军的暴行和顽固派、投降派的阴谋活动,等等,对加强我军建设,提高干部军政素质,开展对敌斗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40年1月,王稼祥主持创建了八路军军政学院,并亲自担任院长。这个学院对培养八路军团以上军政领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

针对大批青年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战场的新情况,王稼祥着力研究这一新问题,认为在吸收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要有正确的态度。他在1942年9月17日发表的《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中,将对知识分子工作概括为“容”、“化”、“用”三个字,所谓“容”,就是容纳,大量吸收;所谓“化”,就是教育改造,使之无产阶级化;所谓“用”,就是大胆提拔、使用,给以职务。这些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军队政治工作中难得的宝贵的财富。在抗战中,军队锄奸保卫工作尤为重要。王稼祥注意从实际出发,采取十分谨慎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要求保卫人员凭信人证、物证,不可轻信口供并注意理清线索。这些规定,“大大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对我军保卫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王稼祥还非常重视抓机要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出:“机要工作是党的咽喉命脉,全党全军的生命都与你们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中央及军委希望你们为党绝对保守军事秘密,这是党给你们的神圣任务。”[10]“希望同志们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下定为党牺牲一切的决心。”“以吃苦耐劳、不折不挠的精神,来回答中央军委给你们的号召。”[11]这些无疑对机要工作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长期的指导作用。

王稼祥认为,战胜敌军,特别要建立健全争取敌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他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中的政治工作》中指出:“争取白军士兵群众,瓦解敌军组织,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中,更加重要。”[12]提出了一系列工作手段和工作方式,以便“瓦解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他在《关于敌军中政治工作》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要知道:争取白军中不满的与动摇的士兵,瓦解敌军是我们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重要工作之一,同时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13]抗战时期,争取敌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王稼祥领导总政治部制定了一系列的对敌工作的规章制度,将原有的敌军工作科扩大成敌军工作部,并在全军自上而下建立了一整套敌军工作系统,注意调查研究,注重对敌情敌国的深刻研究,创办有关学校,适应教育和训练俘虏工作,以化敌为友、化敌为我用,从而,保证了我党对敌军工作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和落实,确保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军工作取得伟大成功和巨大成就。○

注 释:

[1][2][3][4][5][6][7][8][9][10][11][12][13]王稼祥.《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6、38、23、16—17、9l、98、101、274—275、299—300、321、325、39、44—45.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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