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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的政党制度

韩月香

[摘 要] 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是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政党的政治参与也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方式,所以说,政党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支柱。政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源。但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意识形态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的政党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可以说乏善可陈,进展缓慢。在今天政治体制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进程中,我们应该以更加科学和现实的思路,来研究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关键词] 朋党 政党 民主政治

一、中国的政党文化与政党制度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厚德载道,追求政通人和,由此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环境具有浓厚的反政党特征,这其中有三个相关联的原因,一是小农经济、重农抑商政策和产权制度的缺失阻碍了资本大规模的集聚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客观上削弱了民主思想和民众利益表达的力量,不利于政党意识与组织的产生;二是王权专制的需要和儒家文化的倡导,士人历来轻视、贬斥“朋党”,青睐“学而优则仕”的上达之道,基本杜绝了通过组建政党提出政治要求的可能性;三是严格的等级专制秩序使任何非血缘性的社团尤其是政治性组织,都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历代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禁止、打压。

中国思想界一直认为朋党“动则争竞,争竞则朋党,朋党则诬惘,诬惘则臧否失实,真伪相冒”,所以,历代士大夫对此总是忧心忡忡,提醒君上“塞朋党之门”、“禁朋党以厉百姓”。统治者历来对朋党就心存芥蒂、疑虑重重,在士大夫的鼓噪下,往往借“塞朋党之门”、“禁朋党以厉百姓”的高调来维护、强化其专制权力。比如,有清一代,皇帝们都对朋党严厉禁止,顺治帝下诏谕说:“士习不端,结社定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1]康熙帝也曾说:“人臣分立门户,私植党羽,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2]雍正帝为此特作了《朋党论》,洋洋洒洒来论证禁朋党之好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厉禁朋党之惨烈、朋党灾祸之频繁都是绝无仅有的,诸如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佑党案、明代的东林党案便是其荤荤大者,哪一次不是无数人头落地、血染政坛!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这条缓慢到几乎停滞的古老大船不得不改变航向并被迫加速前行,中国的近代化、资本主义化明显加快,面对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政坛也出现了眼花缭乱的局面,人们纷纷突破“君子不党”的传统训诫,投身政治,“你方唱罢我登台”,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政党繁荣期,特别是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1911年又颁发《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政党第一次在中国获得了合法身份,所有这些对中国政党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体说来,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国政党格局和政党制度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民国初年竞争性政党的实践及其失败的阶段。民国初创时期,受党禁放开、同盟会分化、共和政体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党群起。据统计,从1899年到武昌起义之前,国内公开出现的现代性政党团体达668个,[3]武昌起义后,经过多次分化组合,逐渐形成了30多个有一定影响的大党,不同的党派纷纷提出自己的建国主张。总体上说,这一时期是中国政党仿照西方议会政党的方式在中国进行议会政治实验的阶段。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结果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众两院获得392席,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获得223席,[4]主持竞选的宋教仁兴奋不已,认为他的国会制的责任内阁政治理想和政党政治从此在中国有了希望。但是,还没有等到国会召开,宋教仁就被刺杀,袁世凯登上了总统宝座并下令解散国会。议会制、多党制政党政治实验彻底失败。

第二阶段是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及其实践阶段。从1914年到1924年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中国政党进入了一党建国和一党治国的少有的格局中。多党竞争失败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中“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要战胜强大的反动势力,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并要求加强党内团结、加强组织纪律,为此他改组成立中华革命党,提出军政、训政、宪政革命三程序说。

第三阶段是国民党一党独裁与国共两党对立斗争的时期。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特殊的两党竞争时期,这种特殊的两党竞争制是在两大意识形态和不同阶级的基础上,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的两党竞争,历经25年的合作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

第四阶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时期。

二、新中国的政党制度

在多党制破灭和一党独裁瓦解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进一步加强了始于抗战时期的合作关系,在打败独裁的国民党、筹建新中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召开,在662名代表中,党派代表165人,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人数较多,各18人。政协会议的召开表明这一多党合作制度已初具型态。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就对未来的政党制度有所构想,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有意愿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5]“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6]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要不要民主党派的言论,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仅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如此,就是长期共存,相互监督。”[7]毛泽东的论述,代表着新型政党制度的最终确立。到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一种制度同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列提出,表明这一制度已经成熟。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原来的八字方针发展成为“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使多党合作制从形式到内容都趋向制度化、规范化。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政党制度中的两党竞争或多党联合执政,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这一制度的鲜明特征在于:第一,同质性特征。执政党、参政党虽有各自的角色定位,有自身的代表性,有自身的思想特色,但是在根本思想路线和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上保持着高度一致性,奠定了同质性基础。第二,共命运特征。一部统一战线史,记载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同甘苦、共命运的生动事实,他们一起经受了专制统治的镇压和迫害,一起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建设,一起承受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和失误,一起领略了改革开放的艰辛和辉煌,真正实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第三,互补性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他在根本利益上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各民主党派联系着社会的不同阶层,联系着一些重要领域的代表人物,与执政的共产党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相互监督,优势互补,携手共进。第四,合作性特征。在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不是台上的执政党与台下的反对党的关系,而是一种“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关系,各民主党派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国家的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相互监督,共同合作。第五,共生性特征。在中国,从战略目标到具体阶段性目标,大部分是由共产党首先提出意见,通过讨论协商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理解和拥护后,再正式公布,继而成为每一个党派的工作任务和重心。因此,执政党与参政党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是各党的主要任务,这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凝合剂和稳定剂。[8]

三、政党制度与民主政治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成为改革的新一轮焦点和热点。现代民主政治,就是政党、国家和社会三大主体力量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而构成的政治体制、政治运作方式和政治过程,其中政党与政党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党不仅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更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动机”,“政党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整个政治发展的取向、路径与方式”[9],2004年1月17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茶话会上,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今后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第一,坚持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巩固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第二,坚持把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为实现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出新贡献;第三,坚持和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同时,胡锦涛还要求各党派打造四种能力: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10]200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又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要求认真总结实践中好经验、好做法,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扎扎实实地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

应该看到,我国正在面临着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问题,我国的政党制度必须对这些新问题进行有效的回应。比如,我国先后加入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因此,我们的民主政治与政党制度必须考虑我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所作出的有关民主和人权的郑重承诺并在制度上予以回应;又如,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迈进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3000美元、基尼系数超过0.4的关键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能否顺利跨越这一关键时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长远发展,政党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应该对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再如,在传统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就共产党和八大民主党派而言的,但是,香港、澳门回归后,在香港已经出现了地区性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在一个中国的政治理念下,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也在实行政党政治,存在着许多政党。所有这些新形势、新问题,都要求我们在一个中国的大视野、大框架下对我国的政党理论进行认真总结、反思、完善和创新。

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看,政党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2007年11月15日,我国政府第一次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了政党的五个价值和功能,即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这五个功能集中地反映了政党在促进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前进中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政治制度,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事关全局、具有长远的战略地位,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仅仅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党的领导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是不够的,还要从民主政治、社会发展等更高远的层次、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以此明确我国政党制度的制度结构以及制度改进的方向。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我国政党制度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制度结构,涉及四个层次的内容:在宏观上,要充分反映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中观上,应包括各政党在处理各种关系时的运作模式和活动方式。在微观上,应包括各政党自身的组织原则和组织体系、运作模式和运作方式。从“一个中国”的原则和祖国统一的角度看,我国的政党制度还应该能够处理全国性政党与“港台”等地方性政党的关系。[11]总的说来,当前我国政党制度原则性、宏观性规定多,但宏观的理念缺乏中观的、微观的具体制度的支撑,整体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程度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党制度在运行中的诸多问题,影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政党是利益整合的工具”(李普赛特语),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取决于政府对公民政治需要的满足程度,[12]所以,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现实问题和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发展民主的政治文化,改变“君子不党”的文化传统思想,用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现代普世性政治文化价值推进我国的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发展。政治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正如阿尔蒙德指出的那样,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文化甚至比正式的制度和规范还要有力量,任何国家的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都要受特定政治文化的制约、影响,政治文化是个大染缸,具有变造功能。

其次,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制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阶层的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分层化和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一个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为社会发展增添了活力。为适应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必须在加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上开辟合法的、制度化的、便捷宽松的渠道。

再次,拓展民主党派的组织基础,增强其利益表达的功能和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下,支持参政党发挥其优势,吸纳社会新阶层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人,以应对社会阶层分化、社会结构的重组所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共建民主政治。

最后,丰富和加强政治协商的途径和作用。要把政治协商融入基本的制度和日常的政治生活中,明确协商内容,规范协商程序,做到协商于决策之前,不协商不决策。坚持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原则,在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同时,还要保障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树立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意识,尊重公民的权利和权力,使其监督具有合法性、可行性、有效性。没有监督的权力和没有权力的监督都一样会失去平衡,因此,制定《政党法》和《监督法》应是中国政党制度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戴逸主编.简明清史[M].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69.

[2]康熙朝东华录[M].卷二十.

[3]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220.

[4]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91.

[5]毛泽东选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3.

[6]毛泽东文选[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

[7]毛泽东选集[M].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79.

[8]齐卫平、姚晔.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正当资源的整合,理论学刊[J].2007(7),17-21.

[9]林尚立.有序民主化.论政党在中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吉林大学学报[J].2004(6).

[10]中共中央举行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N].人民日报,2004-01-18.

[11]刘红凛.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民主政治发展[J].中州学刊,2006(4):5-7.

[12]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249-250.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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