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一部命运多舛的长篇小说

熊坤静


1962年完稿的长篇历史小说《刘志丹》,仅发表了部分章节,就被强加上了“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横遭批判被封杀,因受该书株连而遭迫害甚至监禁者以万人计,成为新中国的一大“文字狱”。直至1979年,该冤案被彻底平反后,《刘志丹》才得以公开面世。

那么,《刘志丹》这部长篇小说究竟有着怎样曲折多舛的命运呢?

出版社约请 催生《刘志丹》

李建彤,原名韩愈之,1919年3月出生,1937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土地革命时期西北红军和陕甘边苏区的创建人之一——刘志丹烈士的弟弟刘景范之妻。因自幼爱好文学,她早在陕北学习、工作期间,即陆续收集、积累了一些有关刘志丹革命英雄事迹的材料,准备将来写书。但直到1956年,已在国务院监察部任职的她,依然没有动笔。

当时,工人出版社有一个有关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出版计划,其中就列有《刘志丹》这个选题。得知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媳,且已有长期的积累和准备,条件得天独厚,工人出版社就派文艺组编辑王勉思找到她,约请其承担传记《刘志丹》的创作任务。由于种种原因,李建彤起初有点顾虑,但在工人出版社的再三鼓励、劝说下,再加上出版社同意给她配一个助手,她才答应了此事。

于是,李建彤专门请了创作假,由王勉思陪同做助手,开始东奔西波,找线索,查资料,并深入陕西等地,广泛采访了当年的老红军、老干部,当地群众,以及从陕甘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许多在任省级领导。这样直到1958年,她才动笔,年底写出初稿,次年春写出第二稿,约有30万字,书里全是真人真事,且人物众多。1959年夏,经作者与出版社的同志共同研究后,决定改写成历史小说,其中涉及人物,除已故烈士用真名实姓外,其余一律用化名。据此意见,她很快完成了第三稿。这时,工人出版社本想出版,经李建彤提议后,出版社就按第三稿排出了书样,送请刘志丹烈士的亲密战友、土地革命时期曾担任过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同志审阅。

1960年春,习仲勋同志两次约见李建彤,谈了自己对《刘志丹》书稿的意见,其中有一次约见时,工人出版社的总编辑、编辑室主任和刘志丹烈士的战友马锡五也在场。习仲勋认为小说还没有写好,没有把刘志丹写出来,指示作者要把刘志丹放到土地革命的时代大背景中去写,并建议删去书中有关高岗的情节。遵照习仲勋的意见,李建彤又赴陕西作了补充采访,于1961年春写出第四稿,再经过一番精心雕琢之后,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工人出版社又印出样书分送各方征求意见。原陕甘革命根据地老干部、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贾拓夫,刘景范,还有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等都看了书稿,并提了改进意见。

李建彤潜心修改完成了第六稿后,《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分别选载了《刘志丹》的部分章节,目的是为了看一看各方面意见。

祸起张宗可 无端遭封杀

这时,一场始料未及的灾难悄然降临。

早在1956年,李建彤就采访了土地革命时期曾与刘志丹烈士共同开创过陕甘边苏区、1955年被授予共和国上将军衔、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四川省副省长的阎红彦。在访谈中,双方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

转眼到了1962年夏,适逢阎红彦出差到北京,李建彤就把《刘志丹》第五稿样书送给他审阅。因土地革命时期,阎红彦与刘志丹烈士在路线问题上有过分歧,故他粗阅书稿后即致信作者,说书中涉及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党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作者是负不了这个责任的,因此不同意该作品出版。但李建彤想到,关于刘志丹烈士的历史功绩,毛泽东曾为之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之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为之题词:“红军模范”。这些评价都很高,更何况我党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有结论。于是,李建彤对阎红彦的意见未予理睬,《工人日报》等报刊也照样发表了《刘志丹》的部分章节。

1962年8月以后,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正在北戴河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阎红彦,见《刘志丹》的部分章节赫然被《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发表,一气之下,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组长、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原名张宗可)。

接到报告后,一贯专以炮制冤案并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求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刘志丹》。8月24日,康生致信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诬称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并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

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9月6日、7日突然转向批判彭德怀元帅的所谓“翻案风”。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讨论会上再次提出关于长篇小说《刘志丹》的问题,康生立即接过话题,不失时机地借火浇油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其发言被全会“总72号”简报登出后,与会者大感震惊,一时舆论哗然。

为了扩大事态,康生又别有用心地下令让工人出版社将《刘志丹》的第五稿印了600本,将已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了300本,送交中央会议审查。

与此同时,康生在会上竭力煽动大家批判《刘志丹》。他硬将该小说说成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冈山甚至高于井冈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是“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篡国的纲领。由此,会议除了批判彭德怀,也对《刘志丹》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主观臆断地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斥为“反党集团”,并进一步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诬称小说就是其“反党纲领”。

9月24日,正当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作讲话时,康生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众念了这张条子,并发表意见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由于康生提议,彭德怀、习仲勋等5人被无情地剥夺了继续出席全会和国庆节上天安门城楼的权利。

很快,一个由康生牵头负责,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的专案组即被全会批准成立了。在此后无休无止的审查中,李建彤被逼迫一次次地写检查、作交待,习仲勋、刘景范等惨遭批斗,西北五省区的一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接受审查,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康生甚至还追查到《工人日报》社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以至中宣部。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专案审查组即于1963年5月仓促地写出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妄称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该专案组还先后罗织了《刘志丹》的四大罪状:一是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是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属剽窃毛泽东思想;三是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是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即为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为非作歹,对《刘志丹》冤案的处理更是变本加厉。康生曾亲自到李建彤所在单位给群众煽风点火,说:“你们为什么不揪刘景范?他老婆李建彤写了一本反党小说《刘志丹》,不批他们,你们就不算革命。”他又联合北京、天津的一些高等院校,成立了“六二专案兵团”,在全国各地设立联络站,到处张贴关于揭批小说《刘志丹》的大字报,把刘志丹、刘景范诬蔑为“叛徒”。他甚至还把搞了多年的专案材料以及从李建彤那里没收的采访记录,统统交给造反学生,要他们按照记录上的名字,四处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此案有关人员也遭到更残酷的迫害:习仲勋被撤销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先是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监督劳动,接着被关押了8年;贾拓夫被撤职下放后,1967年5月被迫害致死;刘景范于1968年5月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李建彤于1968年1月横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包括接受过作者采访的人在内,陕甘宁革命老区更是有一万多名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

实际上,康生曾公开说过:“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其利用手中职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革命老干部的图谋昭然若揭。

沉冤十七载 一朝见天日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文艺界的拔乱反正工作逐渐起步,为《刘志丹》冤案平反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经中共中央批准,在“文革”期间一度停止了活动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团体,于1978年6月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12月5日,《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两个编辑部联合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会议提议要为李建彤的《刘志丹》、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人民日报》很快就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组织部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深入复查了小说《刘志丹》一案,并于1979年7月14日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等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修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更变本加厉,搞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为此,凡因小说《刘志丹》案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恢复名誉,给予平反。”8月4日,该报告被中共中央批转全党。

10月,长篇历史小说《刘志丹》(上卷)由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上、中、下三卷于1984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同时,已获平反的李建彤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此时距1962年小说定稿,已整整过去了17年。○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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