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并不多余

杨成敏


自研究瞿秋白那天开始,瞿秋白就义前写下的《多余的话》就进入我的视野,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曾一遍又一遍地认真研读了瞿秋白在1935年5月22日写下的《多余的话》,广泛寻找并研读了学界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诸多评论。《多余的话》让我一次次越读越感动,深惜烈士之不幸;有些评论则让我越读越难过,哀叹世人之不解。那些误读《多余的话》的人,不明了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真情实感,读不懂《多余的话》的深邃思想……

《多余的话》真是多余的吗?如果就题目去顾名思义,那么,瞿秋白为革命写下的绝笔真是毫无意义了,《多余的话》也就真是多余的了,那真是枉费秋白一片心了!

别看《多余的话》平和中带着无奈,但平和中透出刚毅,无奈中显示坚强。瞿秋白在临刑之前,用心地表达出自己内心复杂的感受,表达出自己对党对革命前途的期望。通读全文,其创作目的可谓用心良苦:他要让国民党认为这的确是一封自白书,以应付敌人讨厌的纠缠;他要表达对党内存在的路线斗争的看法;他要表达自己的谦虚情怀,认为自己为党做得太少,被党内外称为党的领袖不够格,自己应该做得更好。总而言之,《多余的话》表面上是劝国民党没有必要对自己下太多的功夫,浪费精力,自己在共产党内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死不足惜;而实际上是表达了对党对自己的批评审视,希以此为鉴教育后来的共产党人。

坚忍执着的革命精神,谦虚内敛的优秀品质,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襟怀坦诚的个性特质,构成一幅《多余的话》的壮丽画卷,彰显出瞿秋白个性特质的人格魅力,也是它能够流传后世,倍受世人瞩目的根本原因。

因此,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那样是“多余”,而是弥足珍贵。

坚韧执着 凸现瞿秋白伟大的革命精神

凡是对瞿秋白有点研究的人都应该了解他的这一品格。即便没有研究过,只要读了这篇《多余的话》,就能明显地感受到瞿秋白坚韧执着的革命精神和品格。从事党的工作需要强健的体魄,才能禁得起艰苦条件的锻炼和敌人的摧残与折磨。而瞿秋白本人自幼就患有肺病,1919年开始严重起来,经常吐血,后来虽然一度治好过,但是由于紧张的工作和革命环境的恶劣,他的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即使如此,他为党和革命工作时,却可以做到连续十天八天不睡觉,一干就是十几年。他“从1920年直到1931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从没有得到过休息的日子。在他负责中央的领导工作期间,“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即使1931年夏天被迫离开政治局,到上海养病期间,他还协同鲁迅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就是1934年到中央苏区担任教育委员,也为苏区的教育工作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这是一种怎样的忘我的工作热情和坚韧的革命精神?正是这常人所不能及的超负荷的透支,才使得36岁的瞿秋白“自己觉得已经非常的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

就是这样坚韧的人还要说自己“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瞿秋白之所以这样忘我地工作,是因为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执着,对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在瞿秋白的思想中,政治上的种种主义,所谓“治国平天下”、“王者之师”他统统不想过问,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所以,在临牺牲之前,瞿秋白认为自己无法为革命解放事业做什么贡献了,却还想着自己的病体也许能对医学有所帮助,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许有用。他在文中对自己的革命同志说,“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科学实验用具。”他希望能通过对自己肺部的解剖发现些什么,“对于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这些,难道我们就不能看出瞿秋白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么,这是怎样的思想境界啊!就算是今天的人,在即将牺牲前,还能这样为革命,为他人的利益思考着?

壮哉!秋白。

谦虚内敛 透视瞿秋白的优秀品质

我们不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做出的种种贡献,仅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党内外无人不知瞿秋白这个年轻有为、英俊潇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他曾经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举战败了东方文化派,同时给中国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如若没有一点真功夫,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历史的误会”一节中谈到“主义”,却非常谦虚地说“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我和马克思主义”一节中,他说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编了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已经有许多新近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这些话一方面可以说是在应付国民党的眼睛,而更多的是在和自己的战友交谈,是其内心真正的坦白。

很明显,瞿秋白对自己要求很高。他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不满足,认为自己做得很不够。后来的青年学者比自己做得好,研究得更加系统。对理论研究本身就存在着新老浅疏问题,即便是今天,不也依然存在这一问题么?一般来说,后来的研究者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应该更科学,更系统,但并不是绝对的。这且不论。在20世纪20年代那个各种主义争相并存时期,能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加以研究,瞿秋白可以算是先行者,尤其是对辩证法的译介。即使后来者研究得比先行者深也不影响先行者的地位。由此足见瞿秋白谦虚内敛的品格。

关于苏俄社会主义的报道,瞿秋白更是谦虚。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被作为先进文化引进中国。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却是模糊的,对诸如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的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尤其是国内外关于苏俄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歪曲报道”,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更深的疑惑。1920年底瞿秋白去到俄国后,写了47万余字的通讯、散文及理论文章,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俄国的认识。陈独秀对瞿秋白关于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俄国的报道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给胡适的推荐信中说:“秋白兄的书(《赤都心史》笔者注)颇有价值,想必兄已看过。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此书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误解。”显然,陈独秀对瞿秋白报道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肯定。而瞿秋白却说是“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当然,不张扬自己的成绩不排除瞿秋白有欺骗敌人的动机。但是他知道,自己反正是要牺牲的,就是说了真话也不过是个死,换了别人,也许干脆把成绩多说些,以显示自己的价值和对革命所作的贡献。“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是真的不敢么?是不敢,也不会违背他谦虚内敛的优秀品格,这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

顾全大局 体现瞿秋白的宽阔胸怀

瞿秋白“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的专心于升官发财”。有才华,有能力,且具有宽阔的胸怀。为了顾全大局,他又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性格和内在要求。

在“历史的误会”一节中,瞿秋白说到五四运动期间,作为俄文专修馆的“政治领袖”领导了那里的学生运动,是因为“当时的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自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成为总代表。还有,对于加入共产党组织,他说“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当时“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凡是了解瞿秋白的人都应该清楚他根本没有政治野心。至于八七会议的主持,那是因为没有别人主持。虽然瞿秋白发表议论反对过彭述之、陈独秀,但并不想取而代之。瞿秋白后来成为党的领袖,那也是迫于党内当时缺乏像他这样在文化理论和威信上能胜任的人。论学识、智慧、革命意志,瞿秋白的确不能不被党内推举为领袖。但是就他的性格和追求来说,的确不适合从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对于政治,瞿秋白说自己对待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一方面是因为身体不好,精力不济。另一方面也是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他之前就表露过做政治领袖对自己来说就好比“狗耕田”。虽然,瞿秋白知道自己即便能胜任政治领导工作,但自己的骨子里对此并不感兴趣,更何况早已感到力不从心。但迫于形势的发展,他不得不担当重任,做出牺牲。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重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瞿秋白对待事情非常认真。除非自己不做,做了就想做到最好。然而,事情总不能想自己想象的那样圆满,尤其是政治。对于一个不热衷于政治且又不喜欢耍手段的学者型的瞿秋白来说,做党的负责人实在太累,但又推不掉。他不会象陈独秀一样脾气来了甩手不干了,这是瞿秋白顾全大局的品格决定的。

正是由于瞿秋白具有宽阔的革命胸怀,没有争夺权位的念头,所以才能做到处处以大局为重,协调矛盾,才能做到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搞阴谋诡计,不搞政治斗争。比如,1929年底,瞿秋白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他根本不知道中间是有预谋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奸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于是“就站在调和的立场”协调矛盾,结果“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当遭到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无端排挤的时候,瞿秋白依然能做到不辩白,不反驳,全然无所谓。他自己就说,“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重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在他的思想里,只要对革命有利,中央怎么处理,怎么决定那都是无所谓的,个人的得失或者委屈又算的了什么呢?

襟怀坦诚 洋溢瞿秋白的个性特质

在通篇《多余的话》中,自始至终洋溢着的是体现瞿秋白个性特质的美德——襟怀坦诚。瞿秋白对自己出身士绅家庭毫不隐瞒,而对士绅自身的弱点深挖而不隐讳。例如,如实暴露绅士阶级意识中“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他自暴在为党和革命工作时也有过功利或偷懒的思想,“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爱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在那个特殊时刻十分清醒、理智地分析自己曾经有过的失误或错误。比如,对于1927年武汉分共后到中共六大期间的革命形势判断的失误导致革命失败的事实,瞿秋白能客观地分析错误的原因并主动承担责任。他说,本应该另起炉灶,但是没有,“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负主要的责任——在1928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然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尽管对于个别的盲动现象也加以纠正过,但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至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能分析到这种程度,并主动承担主要责任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而且是写在纸上留给后人评说的,这是何等的坦诚。

瞿秋白对立三路线问题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之后,主要任务是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他并没能做到。他承认“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的发展”。“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那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瞿秋白虽然曾主动要求跟随红军主力北上,但中央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而让他留守苏区坚持斗争,他深知留守的危险性,但更顾及革命斗争的需要,服从组织安排。当然,这对于个性温和,心地纯洁的瞿秋白不可能没有影响。但是就这点思想上的波动也被瞿秋白认为是不可原谅的,他说对中央的政策思想不研究,不了解,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政策不假思索了”。

当然,对自己缺点或错误的分析和解剖,即使是有逃避敌人的“坦白越多,问题越大”政策的动机,但横竖是死,说真话与假话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何况瞿秋白向来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之人,对于成绩可以谦虚些,对于错误没有必要夸张或缩小,因此,更现其坦诚之本色。○

题图 1935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时年36岁。这是瞿秋白临刑前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的留影

(作者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09级博士)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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