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石暴动的主要领导人——陈念棣

丁 健


惊悉上饶集中营时期组织赤石暴动的主要领导人陈念棣于2009年1月8日逝世,享年90岁,我痛感又失去了一位令人尊敬的革命前辈!笔者收集了陈念棣在上饶集中营英勇斗争中的感人事迹,撰成此文,以缅怀陈念棣的革命业绩。

陈念棣(又名冯村),江苏常熟人,1918年出生,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入党,任教导总队指导员,皖南事变时不幸被俘。他虽然职务不高,年龄不大,资历也不深,被俘后却是周围战友的主心骨,三次组建秘密党支部,团结和领导被囚志士与敌人斗智斗勇,挫败了敌人逼迫“悔过自新”的痴心妄想,谱写了“赤石暴动”的胜利篇章。

痛斥敌人,决不“悔过”

被囚泾县监狱时,有个姓熊的国民党“肃反专员”趾高气扬,经常找陈念棣等人“谈话”,诬蔑新四军为“叛军”、“违反军令政令”、“游而不击”等等,陈念棣每次都据理力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驳得敌人哑口无言。有一次姓熊的“肃反专员”又找陈念棣谈话,陈念棣旗帜鲜明地告诉他:自己坚信共产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将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反动专员无可奈何,限令他三天之内表明“悔过与否”的态度,陈念棣当即回答:“无过可悔!”回到牢房后,他要其他战友作好思想准备,估计敌人有可能会对“不悔过”的同志下毒手,准备从容就义。不久敌人将陈念棣等被俘人员转囚屯溪的皖南特训处,因而反动专员的迫害阴谋没有得逞。

被囚皖南特训处不久,国民党少将军衔的皖南行政公署主任兼特训处主任张扩治亲自找陈念棣谈话。他认为陈念棣是个人才,十分重视,泡了一杯茶,挺客气地请陈念棣坐着谈,企图以乡谊来对他劝降,被陈念棣“婉言谢绝”。后来张扩治还两次找陈念棣谈话,陈都坦然表示:自己相信共产主义,为了真理,可以抛头颅,洒热血,但信仰不能移!直到陈念棣等人被移解上饶集中营的那天早上,张扩治还派勤务兵送给陈念棣几十元钱,说是供陈在路上使用,表示了他的“爱才”之意——但陈念棣一如既往,不为所动。

鼓励战友,经受考验

被囚泾县监狱初期,姓熊的“肃反专员”曾威胁被俘人员说:“你们头脑要放清醒些,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一条是顽固到底,毁灭自己。”敌人的威胁引起了参加革命不久,还未入党的汪镇华思想混乱。他想:按照专员的说法,想要生就得“悔过自新”,我参加新四军抗日救国无过可悔;那另一条路就是死路了。假如在战场上跟敌人打仗,就是死了倒也光荣和值得;如今我年纪轻轻,事业还没有干,死了太可惜。陈念棣看出了汪镇华的心思,和蔼而又严肃地对他说:“汪镇华同志,我们干革命不怕流血牺牲,更不要怕敌人的刑具。刑具只能吓倒那些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贪生怕死的人。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死有的轻如鸿毛,也有的重于泰山。”汪镇华问:“指导员同志,我有点不明白,这又不是战场,白白死去难道值得吗?”“不!镇华同志,这里也是战场,因为我们亦在跟敌人斗争。我们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斗争精神,才能经得起残酷的磨炼,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陈念棣拍拍汪镇华的肩膀鼓励他说:“党相信你,你会象一个共产党员一样,经得住这场生死斗争的考验。”陈念棣的话深深教育了汪镇华,他把指导员的话铭刻在心中。转囚屯溪后,敌人审讯汪镇华,汪镇华毫不畏惧,驳斥了敌人污蔑新四军和共产党、美化国民党的反动谬论。敌人气急败坏,说汪镇华“你不是共产党员,起码是个准党员”,骂他“顽固不化,是自找死路。”回到牢房,陈念棣亲切地安慰汪镇华,并告诉他“准党员就是预备党员。”汪镇华听了十分高兴,决心要象一个“准党员”的样子,经受各种残酷的考验!

组织支部,策划暴动

被囚屯溪皖南特训处时,陈念棣与项克清、胡永康、杨立平、孙锡禄等二十多人经秘密串连,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项克清任支部书记,陈念棣为组织委员,胡永康为宣传委员。秘密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夺取敌人的武器,进行越狱暴动。不久项克清发觉已被叛徒辨认,暴露了身份,就设法越狱逃出了。于是组织集体暴动的重任就落在陈念棣和胡永康身上了。

1941年5月中旬,陈念棣等三十余名被俘人员由一个排的国民党军押送,从屯溪乘三只木船沿新安江驶往兰溪。第一天晚上停泊深渡时,陈念棣利用未被捆绑,三条船靠在一起的有利条件,趁敌人休息和松懈间隙,与其他战友秘密商量了第二天进行夺枪暴动计划:由孙锡禄负责干掉敌排长,由汪镇华对付敌副官,由赖少其在孙锡禄得手后发出暴动讯号,三只船上的人员一起动手,与敌人拼搏后冲至岸上,奔入山中。第二天中午船至建德,天气闷热,敌人已经睡着,坐在船头的敌哨兵也抱着枪打瞌睡了。孙锡禄弄到一把剪刀,装着剪指甲,已经坐在敌排长的床边,正准备一剪刀插进敌排长的心窝,赖少其也紧张地准备发出暴动讯号;突然岸上响起了枪声,并传来“抓逃兵呀”的喊声(其他国民党军队抓逃兵),把敌排长和船上的敌兵惊醒,严加防范,使夺枪暴动失去了时机,功亏一篑。

第三天,被俘人员从兰溪换乘火车到上饶。陈念棣又与其他战友商议,利用车速缓慢、车厢门破损的条件,车到金华附近时趁黑夜跳火车逃走。正当同志们各自选定车门窗并开始向门窗移动时,又被坐在棚车门口的敌排长发觉异样,掏出手枪对着大家,不许被俘人员站立或走动。这样,押送途中第二次越狱计划又没有实现。


再组支部,提出斗争方针

1941年5月20日,陈念棣等三十余名被俘人员转囚上饶集中营的周田监狱,编为特训班第三区队。被囚特训班不久,陈念棣等人就重新组织了秘密党支部,由陈念棣担任支部书记。

被囚特训班后,敌人强迫被囚人员每天从事夯筑围墙、安装铁丝网等繁重的苦役,还经常用“两腿半分弯”、“三点成一线”以及无休止的跑步等体罚来折磨被囚人员。许多同志难以忍耐,不约而同地提出“怎么办”的问题。汪镇华是个急性子,经常说“不能这样等死”,“和他们拼了”!面对这种情况,陈念棣冷静地提出:要沉着,不要盲动,要从整个集体怎么才能冲出牢笼来考虑。陈念棣的意见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秘密党支部确定了斗争方针:团结同志,争取时机,组织集体暴动越狱;在政治上应坚持原则,不屈服,不悔过,不盲动;在日常生活上则开展合法斗争,避免在生活小事上与敌人争吵;并把“跑步”、打球等活动作为锻练体力的手段,以便暴动时能与敌人拼搏。

团结同志,智斗叛徒特务

由于敌特监管严密,被囚人员虽然天天关押在一起,但平时难以及时沟通,难免会引起一些误会。有一次陈念棣正在策划个别越狱,因计划尚未决定,所以还没有告知孙锡禄。但孙锡禄略已风闻,因而对陈念棣有意见了,对其他同志表示要自己设法越狱。为了解释这个误会,陈念棣写了一封长信给孙锡禄,说明了事情的经过,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指出了孙锡禄的缺点错误。陈念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深深感动了孙锡禄,他回了一封信给陈念棣,诚恳地批评了自己,并提出了今后须要积极改造的方向——两个战友更加亲密无间了。

陈念棣担任秘密党支部书记,就像还在部队当指导员一样,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团结和带领周围战友,自觉地开展对敌斗争。他采取的斗争方法主要有:

团结战友。例如,他曾动员蔡敏积极参加秘密党支部活动;当叶钦和从七峰岩监狱转囚特训班时,人地生疏,他及时嘱咐:“情况复杂,要注意!”当同班的党员舒绍基和秦烽吵架后,陈念棣晚上找他们悄悄谈话,要他们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当同囚一室的杨文起患了重病卧床不起时,陈念棣发动大家精心照料,挽救了战友的生命。为了使体强的同志帮助体弱的同志,以陈念棣为核心的秘密党支部还在各班做好分工,按体力强弱有专出重公差的,有专出中公差的,有专出扫地和整理内务等轻公差的,以应付敌人的苦役。


孤立叛徒。新四军被俘人员大多数坚贞不屈,但也有个别败类叛变投敌,成为敌人的走狗,江汉就是其中一个。还在屯溪监狱时,江汉就曾对陈念棣等人说:“革命是长期的,为了保留革命的力量,继续从事今后革命工作,我们不妨假自首,而这假自首,也是党所允许的。”陈念棣驳斥了他的谬论,并特别注意提防他。到了特训班后,江汉经常向特务队长王寿山等敌人打小报告,自以为有了靠山,自鸣得意。为了打击叛徒的嚣张气焰,陈念棣、赖少其等秘密党支部成员,在一天夜里将灯吹熄,由孙锡禄拿一根木棒狠狠地痛打江汉,打得叛徒头破血流,成为集中营里盛传一时的快事。

智斗反动班长。上饶集中营里区队长(排长)以上的职务都是国民党特务军官担任的;而分队长(班长)却是敌人从被囚人员中挑选、指定的。陈念棣所在特训班第三区队第七分队,分队长是高啸峰。高啸峰并非新四军人员和共产党员,被国民党逮捕后“悔过自新”,甘心作国民党的爪牙,为虎作伥,严密监视班里被囚“学员”的活动。为了对付这个反动班长,陈念棣分析了高啸峰的弱点:太贪钱。于是就对叶钦和等人说:“高啸峰很贪小便宜的,可给他一些方便,以便于我们活动。”叶钦和等人故意经常“借”给高啸峰一些钱用,果然,高啸峰有段时间就对大家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后来高啸峰加强了对班里的监管,严重防碍秘密党支部开展活动了。陈念棣对叶钦和等人说:“对高啸峰应适而可止。”于是大家都不借钱给他。高啸峰没有钱用了只好去偷。陈念棣等同志趁机就怂恿另一个和高啸峰有矛盾的反动班长去调查,并报告特务队长王寿山。王寿山在人证物证面前,被迫调走了这条忠实走狗(送茅家岭关禁闭)。

三组支部,领导赤石暴动

1942年4月,集中营第二期“管训”结束,敌人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于是将被囚人员重新编队,继续“管训”。陈念棣等人被编入被称为“政治顽固队”的第六中队后,就重新组建秘密党支部。由于新建的第六中队的党员中,从原来的第三中队转编过来的最多,因此由原三中队的沈韬为党支部书记,陈念棣、周奎麟、阮世炯为支委。

同年5月,日军沿浙赣铁路大举进攻,金华、衢州相继失陷,第三战区的军政机关乱成一团,上饶集中营的特务惶惶不可终日,对被囚人员的监管和警戒有所放松。陈念棣判断集中营会向福建后方撤退,于是和秘密党支部的其他同志提出伺机举行暴动的设想,并在党员骨干中秘密展开讨论,统一了思想,达成了举行暴动的共识。在领导暴动斗争中,陈念棣主要起了如下作用:

一是知人善任,选定军事指挥。秘密党支部作出了举行暴动的决定之后,陈念棣认为,首要的是物色一名能够指挥全队暴动的军事指挥员。这个人在对敌斗争的严峻岁月经得住考验,能服从组织决定,严守组织纪律;同时具有军事指挥才能,能临机应变,多谋善断,下了决心不动摇,克服困难有办法。在被称为“政治顽固队”的第六中队,具备前项条件的人员很多,但同时具备两方面条件(政治、军事)的同志不多。陈念棣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从全队百余名同志中选择了王达钧(新中国成立后改名王东平),郑重向秘密党支部推荐为军事总指挥。

陈念棣将王达钧的情况向支部其他领导成员作了介绍,他们完全相信陈念棣的眼光,因而同意了陈念棣的意见,并决定由陈念棣对王达钧单线领导。

二是审时度势,确定暴动计划。一天早饭时,陈念棣用手肘撞了王达钧一下,低声对他说:“饭后我有话同你谈。要注意敌人耳目。”早饭后,陈念棣特地从王达钧身边走过,咳嗽一声就上厕所去了。王达钧机警地跟上去,正好厕所里没有别人。陈念棣压低声音对王达钧说:“队里成立秘密党支部,支部决定集中营往福建撤退途中举行暴动,并决定由你任暴动的军事总指挥。请你从速拟定暴动计划,交我转支部审查。注意你只能同我单线联系,不要和其他人发生横的联系。这是党组织对你的信任,你要很好地隐蔽自己,完成任务。”王达钧当即兴奋地回答:“三天内我一定拟好暴动计划交给你!”

王达钧接受任务后,反复思考,几乎彻底不眠,拟订了夺枪暴动和不夺枪暴动两种方案,三天后王达钧按时将暴动计划交给陈念棣审查,很快就得到回复。陈念棣对王达钧说:“支部已同意你拟的计划”。并确定了三个区队的军事指挥员,分别是王征野、李铁飞和陈慰慈,由王达钧统一指挥。正当陈念棣等秘密党支部成员积极进行暴动准备的时候,5月25日下午茅家岭暴动成功的喜讯,第二天上午就传入了第六中队,极大地鼓舞了陈念棣等同志,更加坚定了他们夺取暴动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三是果断决策,沉着领导暴动。1942年6月5日清晨,上饶集中营开始向福建方向迁移。敌人也吸取了茅家岭监狱发生暴动的“教训”,出发前少将特务头子张超亲自宣布了六条严格的“行军纪律”,并强调:“谁要违反,格杀勿论!”一路上,敌人对被囚志士严密监视,负责押解的宪兵警戒森严,火力很强;大部分身强力壮的同志都被敌人抽调去抬沉重的行李、家俱,打乱了秘密党支部原来的部署。经过两天艰难的行军,到达铅山县石塘镇,在这里休整了八天。秘密党支部针对变化了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6月14日深夜,敌人突然将沈韬、周奎麟、汤定波、黄刚培、王铁夫等五名暴动领导成员和斗争骨干,从睡梦中点名拖出,捆绑后另行关押(两天后被秘密杀害)。这样,继续领导暴动的重任就主要落在陈念棣(以及王达钧、阮世炯)同志身上了。6月16日晚,到达福建境内的大安镇宿营。陈念棣与支部其他成员秘密研究后,伺机告诉王达钧:支部确定以陈念棣、王达钧、阮世炯、赵天野四人为暴动的领导核心,决定明天找机会举行全队暴动,如无法夺枪就徒手冲出去;如果全中队行动不可能,就以区队为单位暴动;如果上述两种暴动都不可能,从后天起就让大家“各显神通”,找机会个别越狱。

6月17日第六中队随集中营继续进发,下午四时左右来到赤石镇的崇溪河边,陈念棣、王达钧、阮世炯等人利用等待过渡的时机认真观察地形。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再得的暴动良机!这天王达钧是值星班长,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他拿着一根旱烟管走出队列,来到担任副班长的陈念棣面前蹲下来,一面伸手借火,一面低声说道:“过河后准备行动,你看什么样?”陈念棣立即表示:“同意,由你具体布置。”王达钧说:“如果宪兵先过河布置警戒,我们就夺枪暴动,由先过河的同志夺取宪兵的枪支;如果宪兵在全队后面过河,就举行不夺枪暴动。暴动以后的集合点,是对面那个目标明显的高山顶。”“很好,就这样决定。马上通知大家作好准备。”陈念棣性情豪爽,处事果断,增加了王达钧指挥暴动的信心和决心。

第一、二、三、四、五中队渡河后分别集合队伍走了,轮到第六中队渡河时已近黄昏。渡河工具只有三只竹筏和一只小木船,每次只能渡过一个区队(排)。第三、第一两个区队先后渡过了河,在岸边的碎石路上集合好队伍,面对武夷群峰原地坐下;第二区队和宪兵还在渡河。这时王达钧站起来,走出队列假装解小便,目光左右扫射,观察情况。他看到第二区队的竹筏已经靠岸,而宪兵的木船还在渡中,于是用平常的嗓音哼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过门:“啦啦啦啦啦啦……”,发出了暴动的预备讯号。大家一听这个讯号,非常激动,有六七个同志也站了起来,准备行动。王达钧回过头来,看到第二区队的同志们陆续上岸了,宪兵的船也跟着要靠岸了;于是大喊一声“有!”这是暴动的行动讯号,大家一起站起来,目光都注视着王达钧等待号令。这时反动班长们惊奇地连声吆喝:“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值星的特务区队长也严厉喝令:“坐下!坐下!”同志们互相观望,似乎茫然不知所从,有的同志又勉强地慢慢坐下来。这时第二区队已经到碎石路上整队集合了,木船上的宪兵也快要上岸了,千钧一发,不容犹豫。在这关键时刻,王达钧转向队列中最右头的陈念棣,问道:“老陈,有黄烟没有?”这是生死关头的请示,要陈念棣同志作最终的决断。只见陈念棣脱下军帽,用力摇了两摇,答道:“没有!”这是规定的加强决心讯号。于是王达钧立即宏亮而有力地发出庄严的号令:“同志们,冲啊!”一声令下,全队同志一跃而起,作一个扇形展开,迈开大步,飞也似地奔过水田,越过丘陵,冲锋突围了!敌人一下惊呆了,措手不及。特务中队长刘振珂声嘶力竭地叫喊:“你们不要跑呀!还在跑!”瞿白(年仅19岁)奋不顾身地扑向特务值星区队长,抢夺其手枪,并与包围上来的特务、宪兵奋力拼搏,壮烈牺牲,在第一时间阻滞了敌人组织追击,用鲜血和生命为其他同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归程千里,矢志不移

暴动成功后,陈念棣组织战友们辗转武夷山。刚开始的时候,陈念棣在暮色苍茫的丛林中不小心跑错了方向,与大多数暴动战友失散了,身边只有朱襄生一人。后来他们陆继找到了阮世炯、周思木、李珍贵和潘健同志,一行六人成立了党小组,由陈念棣负责,统一指挥行动,统一分配食物和用品;化装成难民或国民党的逃兵,离开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又有敌人重兵围捕的武夷山区,取道浙江重回新四军。他们在崇山峻岭中昼伏夜行,栉风沐雨,缺吃少喝,六、七天后陈念棣就病倒了,只能由同志们扶持着,几乎抬着在山上艰难地挪动,一天走不了十几里,每到一处就分头讨饭吃。辗转十多天后,陈念棣的病情稍有好转;在沿途群众的帮助指点下,他们平安越过敌人的据点,来到江西广丰县的二十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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