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西北青年救国会

陈 颖 王伟民

[摘 要] 西北青年救国会(简称“西青救”)领导的青年运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对抗战的胜利、对边区社会生活的改善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现在学术界对“西青救”与统一战线问题缺乏专门的、系统的阐述。本文将主要依靠《新中华报》中详实的报道,阐述“西青救”在抗战前期的抗战服务工作,揭示其鲜明的工作特点,并对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关键词] 西北青年救国会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新中华报》

在抗日战争前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西北青年救国会曾相当活跃,作为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的《新中华报》(1937年1月29日~1941年5月15日)对此有详细、系统的报道,通过其报道,《新中华报》为我们展现了“西青救”在那炮火纷飞岁月中的战斗形象。

一、西北青年救国会的成立

“西青救”的成立是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身改造共同作用的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面对民族危亡,国内形势迫切要求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青年儿童)参加到抗日救国中来;在国外形势方面,1935年,在少共国际第六次会议上,要求各国青年团,要“根本改造”,使它“成为广大青年的非党的青年团;”然而,此时中共的主要青年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却存在着“关门主义”和“第二党”的问题,工作方式僵硬,组织脱离群众,严重阻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扩展。为团结一切抗日的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来,中共中央作出了根本改造共青团,建立青年救国会的决定。

在中共提出创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1935年11月,在《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中,中共提出“根本改造青年团及其组织形式,使团变为广大群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形式。”[1]中央同时要求广泛建立各种抗日救国青年组织。在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中央青委建立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筹备委员会。1936年11月9日的《红色中华》刊登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组织法”(草案),草案说明“西青救的任务是团结组织最多的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所有7~23岁,不反对苏维埃,愿意抗日救国的青年儿童都可加入。青救会按中央、省、分区、县、区的行政级别划分级别,各级青救会的最高机关是各级代表大会,选举的执行委员会为最高的执行机关。青救会的基本组织是青年俱乐部,其下根据工作范围和任务分为唱歌、识字等小组。”[2]草案同时规定,抗日少先队和共产主义儿童团并入青救会,服从青救会领导。

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边区各级青救会纷纷建立,会员大量增加,“为组织更广泛的青年群众,检阅一年来青救会的斗争经验,制定今后的斗争方向,选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关,”[3]1937年4月12日,在延安的中山大礼堂召开了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三百多人,代表青救会二十多万会员。大会最后选举马志珍、杨俊勋等55人为执行委员。4月18日,西青救召开第一次执委会,选举冯文彬、白治民等九人为常委,冯文彬为主任。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成立。西青救成为各级青救会的领导机构,管辖着西北三个省十三个县的青救会。

二、西北青年救国会的活动

西青救成立之后,不忘其“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的中心任务,积极投身到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工作上来。

1、抗战动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是一场残酷的、持久的战争。1938年5月,毛泽东曾经在《论持久战》中论断,要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必须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西青救在“七七事变”后马上发布“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紧急动员通知”:“平京危急,华北危急,整个中华民族危急,特向全体会员作紧急的动员号召:要求扩大抗日宣传,加紧组织民众扩大救亡组织,加紧准备军事训练,严防间谍汉奸活动,援助前线抗敌战士。”[4]

西青救的抗战动员工作不仅计划系统全面,而且也收到了很好的实际效果,这在动员少先队员参加自卫军的运动中表现明显。1937年10月14日,《新中华报》中刊登了西北青救会关于“18岁以上的少先队输送到自卫军中去”的通告,要求深入动员,宣传,争取18岁以上的少先队全部输送到自卫军中去。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工作,输送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来说,基本上完成了整理的任务,已输送16271名少先队到自卫军中,不仅超过了原定一万的计划,同时加强了教育与训练工作,”[5]

2、青年教育。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大漠边缘,文化程度很低,“全边区识字的人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小学只有一百二十处,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6]面对如此薄弱的教育,中共党与边区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工作,西青救则成为政府普及教育工作的第一助手。

早在西北青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就通过了“普及教育运动突击年的决定。”对普及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西青救“要求利用各种方式(演剧,宣传队)来动员群众,加强组织上的督促与检查,所有的俱乐部要成为消减文盲的核心。”[7]利用小学、夜校半日校、识字组、冬学等形式,适应边区生活与生产特色来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同时,西青救还利用检阅的方式来检查文化教育工作的实际效果。文化教育的内容是“国防抗日教育,国防政治教育,国防军事教育,国防技术教育。”[8]经过全体西青救会员近8个月的共同努力,边区的文化教育得到了很大的成绩,“6万会员涌进文化战线,入学儿童的数量大大增加,识100至300字的青少年也相当普遍,”[9]“小学教育比以前增加了6倍,社会教育更普遍于每个农村,识字人数达百分之十,约增加了9倍。”[10]

西青救不仅重视文化教育,而且重视青少年的思想与社会教育。从西青救的重要宣传阵地“青年呼声”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抗日救国歌曲、红军的故事、漫画等宣传内容。如“全民抗战曲”、“亡国奴当不得”等,都是通俗易懂,而且都是带有抗日救国教育成分的歌曲。西青救对于青少年教育的重视,还表现在其社会教育上,要求会员学习基本的社会技能,如“植树常识”,“青年应怎么样参加选举活动”,“天花预防法”等等,都是教授青年以基本的知识。

3、拥军优属。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开赴前线,八路军家属的优待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很关心的问题。西青救作为一个影响广泛的青年团体,结合自己的特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优待工作。西青救在小组的日常生活中,规定了为抗属拾粪,拾柴,担水等任务,“儿童努力参加春耕,白天帮助抗属砍50斤柴、拾30斤粪”。[11]

对于前方战士,西青救带来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关爱和关怀。1937年10月,为配合八路军前方战士在寒冷天气下作战,西青救与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共同发布“为完成8万双手套褥子送给前线抗战战士而斗争”[12]的号召。经过各方的努力,实现了目标,“总结共收到67926双,再加上直接送往八路军的,实际已超过8万双。”[13]

4、对外交往与促进青运统一。

作为西北青年运动总形式的西青救,一直都在追求着全国青年运动的团结和统一。在1937年4月的西青救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西青救就提出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会上同时发布了致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封通电,通电要求:“两党对日抗战,对内民主和平统一,改善民生。”[14]1937年,西青救总部从延安转移到陕西的泾阳。1938年11月21日,西青救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为了促进各青年团体的友谊,建立相互间的联系,共同促成青年运动的统一和全国青年的团结,特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15]大会同时拍发了三份电报,“要求坚持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全国青年运动的联合与统一。”[16]然而,随着1938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国民党对进步青年运动的限制和压制越来越大。面对这种不利形势,西青救并没有放弃统一青年运动的追求。“我们必须要经历种种磨难,克服障碍,万不能中途动摇起来,我们过去曾为争取团结而费尽心血,今后仍将为巩固团结的中流砥柱。”[17]在1939年6月9日《新中华报》刊登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致三民主义青年团书”中,西青救要求统一全国青年团体,并提供了三种建立全国青年统一组织的方式。然而,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没有诚意建立青年运动统一战线,反而限制和打击其他进步青年团体的发展,全国的青年运动统一战线,一直未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5、协助政府工作。

陕甘宁边区一般位于抗战的后方,西青救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政府推行各种对抗战有利的新政,配合前方需要进行各种动员、生产等工作。”[18]这些工作支持了前方的抗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不可或却的力量。西青救在卫生突击、普及文化教育、民主选举运动、宪政促进运动、体育运动、生产工作中很好地配合了边区政府工作。

6、干部培养。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为适应抗战需要和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的需要,着手培养大批急需的青年政治青年干部。1937年10月11日,西青救创办了“战时青年短期培训班”,统称“安吴青训班”,朱德为名誉主任,冯文彬为班主任。青训班的宗旨是,“遵照抗战建国纲领,训练青年工作干部,开展青年运动,组织动员青年参加抗战,达到青运统一,完成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19]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学习三民主义、统一战线、中国问题、抗日军事常识等。“训练班从1937年到1940年先后举办了十二期,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一万多名青年工作干部。”[20]1938年,青训班动员500人到华北敌后;1938年到1939年初,还先后组织了7个战地工作团,每团30几个男女青年,到实际斗争中去学习。“安吴青训班,以它正确的思想路线与灵活的工作方式,以它的特殊地位和贡献成为一所抗日青年的革命熔炉。”[21]

三、西北青年救国会工作的特点

西青救的工作虽纷繁复杂,但也有其鲜明的特色之处:

1、在指导思想上,西青救一直以促进统一,服务抗战,谋取福利为其指导方针。其工作也都是围绕这些主题而展开。其对外交往、拥军优属、文化教育等工作都是紧紧围绕这些主题而开展开来。

2、在工作政策方面,西青救能把服务抗战大局与维护青年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问题,灵活地制定并调整其政策,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在西青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大会通过了“普及文化突击年”的决议,要求各青救会以普及文化教育为中心任务。1938年后日本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西青救又要求各战区青救会要以“建立青年半武装及武装组织,深入农村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战”为中心任务。西青救同时能主动地发现自己工作上的问题并予以积极的调整。1939年至1941年,当时一些地方的青救会出现了“偏离党的中心任务,片面强调青年利益,脱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地组织青年的独立活动”[22]的青年主义倾向。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要求“西青救在执行一般任务与青年特殊任务时,应善于调节,不要过于突出青年与成年和老年的对立,广大青年要转入农村与工农士兵群众密切结合起来。”[23]

3、在组织制度方面,西青救任务明确、组织严谨、章程明晰。在西青救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章程》,对西青救的性质和宗旨,机构设置等都有明确的说明。大会明确认定西青救的中心任务为“一切为着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同一而奋斗”。西青救按省、分区、县、区划分各级青救会机构,乡一级为俱乐部。西青救定期召开各级青救会联席会议,讨论工作,并明确规定其会员的小组生活内容。在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西青救又通过了《抗日少锋队章程》和《儿童组织章程》。对儿童和少锋队工作予以纲领性指导。

4、在工作的展开方式上,西青救一般以运动冲锋的方式,深入学习、内外宣传、积极组织。通过制定计划,展开会议,开展竞赛,举行检阅,总结结果的方式展开。如“整理少队运动”、“为前线抗战将士募捐八万双手套和褥子运动”等,都是通过先制定计划,然后全面动员,采取群众的、民主的方式,暴风骤雨般地完成。在工作过程中,西青救非常注重宣传工作的作用和特点。西青救的各项工作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宣传工作。同时,西青救宣传的特点也很明显,注重贴近群众生活,朴实,多样。在抗日宣传中,西青救通过出版各种画报、传单、标语,组织各种宣传队、歌咏队、剧团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军队中去广泛宣传抗日救国。

5、在成绩效果方面,西青救的工作都能较好地完成,但成绩各地区不平衡。从“整理少队”与“募捐八万双手套褥子运动”的成绩总结中看,其成绩都超过了计划,但从文中图表可明显看出,陕北省的成绩最突出,而陕甘宁省、神府和关中地区的成绩相对差一些。

四、西青救的结束及对西青救的评价

在1938年11月西青救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西青救、中华青联办事处、与同年成立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三个机构合署办公,一套班子,形成了以中共中央青委为核心,以中华青联办事处为主体的全国青运的领导机关。”[24]1942年后,边区开展了精兵减政,整风运动,有些地方的青救会逐渐被解散,青年工作由党委和政府兼管。同时由于青救会的形式也不适应当时进步青年和抗战统一战线的需要,所以到抗战后期,青救会的组织比较涣散,青救会工作也大量减少。1945年5月3日,西北青救会在延安组织召开了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西青救并入解放区青年联合会。至此,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西北青年抗日救国会也退出了青年运动的历史舞台。

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重要成员和抗战时期西北青年运动总形式的西青救,领导了西北三十多万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对于西青救的评价,以前学界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吴小强在《党领导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一文中,从“促进统一战线、抗战动员、青年教育三方面予西青救以高度评价;”[25]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简史》一书中,编者也从“抗战动员,文化教育,支前工作,生产建设四方面对其工作予以较高的评价。”[26]笔者认为除上面涉及的几方面,西青救至少还在以下六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

1、西青救是反日本法西斯战争的积极宣传者、鼓动者和参加者。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其实质是一场残酷的、法西斯式的侵略战争。西青救通过其不懈的努力,向国内外宣传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时局和实质,揭露日本侵华的凶残面目。在国内,西青救及时地把抗战的消息传到乡村农民面前,唤醒边区的人民。对于国外,西青救积极与国外先进青年团体联系,使国外友人“实际了解日寇的残暴和中国人民英勇的奋斗,而且把这些情形带给全世界青年学生的面前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的面前。”[27]

2、西青救是中共党路线和政策的有效传达者。西青救通过自己的工作,积极地向青年儿童传达和解释党的政策和路线。在抗战初期,在其文化教育运动中,西青救积极地向青年解释为什么中共党要与国民党联合,为什么要改变以前对待地主的政策等。这些工作使青年尽快地理解和适应了党的路线。

3、西青救是党组织后备力量的梯队建设者。在培养青年“智、德、体、美、群”五育共同发展的文化教育中,西青救还注重教育中抗日救国和“社会主义意识”内容的宣传,提高青年儿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同时,利用抗日救国歌曲、红军英勇故事等多种形式,加强对青年儿童的思想引导。把青年文化水平的提高与抗日救国意识和共产主义意识的提高很好地结合起来。

4、西青救是边区政府工作的全面协助者。作为一个拥有三十多万会员的团体,其对政府工作开展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西青救分别与教育厅签订了《关于开展国民教育工作的共同决定》,与边区建设厅签订了《关于共同开展边区经济建设运动的互助协定》等。这些协助工作很好地支持了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也支持了前线抗战的进行。

5、西青救是青年的组织者、训练者和教育者,是青年切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西青救作为一个青年团体,它必然要关注青年福利的获得和青年生活的提高。在边区普选运动中,西青救要求“选举忠于民族革命事业及青年群众的青年参加议会和政府工作,选举议会中可以提出实现保障青年利益的各种提案(婚姻、免费教育)的人。”[28]正是因为这些维护青年利益的政策的实施才使得边区青年成为了全国青年的榜样,促使了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

6、西青救是“五四”青年节和“四四”儿童节的主动倡导者。“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1939年5月,西青救倡导决定五月四日为中国的青年节,并在延安召开了“庆祝首届青年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青年运动方向》的演讲。1940年4月,西青救与民先等团体共同倡导四月四日为全国儿童节,并要求加强儿童的工作。

综合起来看,西青救在理念上具有时代性,在工作上具有规律性和创造性。西青救以其积极的工作,履行了其抗日救国,民族统一的使命,同时实现了其服务统一战线,服务抗战救国的社会价值。正如1938年9月30日《新中华报》的社论中所评论的那样:“边区青年在全国抗战发动以后,无论在抗战动员工作,在文化教育的各方面,均担负了应尽的义务,帮助政府完成开荒,增加粮食的计划,对于锄奸,剿土匪等巩固后方的工作,均处在积极地推动地位,动员青年加入自卫军,少先队等武装组织,无一不是踊跃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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