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邓小平的社会福利观

唐 奎

[摘 要] 邓小平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社会福利问题有所关注,他曾在理论著作中多次阐述其社会福利观。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表述了关于“人民福利”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论述了“工人福利”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又论述了关于发展“集体福利”的观点。邓小平对于社会福利的认识随着其历史实践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他的社会福利观为改革开放后重建新的社会福利体系和制度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邓小平 社会福利观

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福利问题曾经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获得新生与重建,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事实上,邓小平在早先各个时期都对福利问题有所关注,并多次在其著作中阐述有关社会福利的观点。

一、抗战时期邓小平关于“人民福利”的观点

首先,邓小平强调“人民福利”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使人民获得解放与发展,不断增进人民福利,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始终是我们党所追求的目标。发展人民福利事业就是我们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拯救中国、民族独立,消灭剥削、造福人民确立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以革命的行动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为之奋斗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这种奋斗目标更加显得重要。邓小平一方面主张动员全民族进行抗战,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艰苦的环境中,政策的制定,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制定仍需要考虑“人民福利”。越是民族遇到危难,越是要让人民看到希望,给人民群众以福利,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福利而奋斗,这是使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保持信心的关键所在。为人民谋福利与给人民以福利,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其次,邓小平指出“人民福利”是评价我们党员的标准。评价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合格可以有很多不同角度的标准,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看他是否始终把“人民福利”装在心里,看他是否是在为了实现国家和人民的福利而奋斗着。邓小平在庆祝刘伯承五十寿辰时,就热情洋溢地用这个标准去高度评价这位老战友、老搭档。他这样称赞刘伯承:“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P30这是对战友的恰如其分、实事求是的赞颂与评价。但是字里行间却可以认为这是他对于共产党员评价标准的一个阐述,认为“国家和人民的福利”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理应是评价共产党员事业和功绩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三,“人民福利”是我们党制订政策的出发点。邓小平强调指出,“人民福利”是我们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从而将“人民福利”上升到党的政策制订的高度来认识。他在1943年主持太行区经济建设时指出:“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订,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1]P85邓小平始终认为人民的利益是一切工作所需考虑的重中之重,必须发展人民的福利;同时,他又紧密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主要矛盾,提出合乎时宜的政策。正是这样,邓小平将“人民福利”与“抗战需要”作为当时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实现了人民利益与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机协调和统一。

二、过渡时期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人福利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关系尖锐地冲突着并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重新整合过程。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如何保证工人阶级的福利和社会生产,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于此,邓小平有不少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

1、工人的“小事”不小,要关怀工人阶级,要关心他们的物质福利。从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主政西南,开始着手领导经济建设工作。如何开展城市工作,加强党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成为当时恢复生产、稳定城市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在《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城市工作“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如何依靠工人阶级,如何进一步激发工人阶级生产的热情和潜能,使城市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就成为城市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关心照顾工人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工作人员要“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个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1]P175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工人的生产潜能,维护新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才能使我党与工人阶级更密切,体现出我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使我们党的阶级基础更巩固。

2、工会组织与工人福利。在论述城市工作中如何依靠工人阶级时,邓小平强调指出,要“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工会组织在促进工人生产,组织工人生活,保障工人福利方面充当着重要角色。这里着重考察邓小平关于工会工作中涉及工人福利的观点。

首先,工会工作要重视工人福利。邓小平始终强调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也一直强调工会组织的工作要重视工人的福利。他对工会组织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工会确实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同时,他也对有些工会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关门主义的根源是不相信工人”,并列举了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即“工会生活不民主,不面向生产,不重视工人的福利”。这样,工会组织就会因为脱离工人群众,而使自己的工作陷入被动,也就“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因此,城市工作依靠工人阶级,就必须取得工人的信任;要取得工人的信任,就必须实现民主,必须重视和关心工人的福利。邓小平在强调必须重视工人的福利时,一方面提醒大家要尊重实际情况,不要在福利上提出过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根据工会组织在工作中的问题,强调工会“今后仍应防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一些同志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1]P179由此可见,邓小平一直把工人福利放在城市工作和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始终强调工会工作要重视工人福利。

其次,要“纠正福利工作中的恩赐观点”。[1]P179在强调纠正工会工作中的一些同志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的同时,邓小平也察觉到另一种不良倾向,即有些工会领导同志把福利看作是对工人的一种恩赐,在安排工人福利的工作中不经过工会和工人的讨论,而是采取了简单的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式,将工人群众拒之于工会组织之外,拒绝工人参与决策。这使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剥夺了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权利,不利于工会团结群众,不利于工会民主作风建设和工会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深入。如果不纠正这种错误,甚至会打消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不利于生产建设,不利于党的阶级基础的巩固。因此,邓小平强调,要“纠正福利工作中的恩赐观点”。他指出,工人的福利是工人阶级的权利,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应当由工人阶级自主去讨论、决定和争取。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织,它应该时刻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应当为工人阶级做好服务工作,争取和保障工人的福利。

第三,正确解决工人福利与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之始,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压榨;另一方面,长期战争破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统治,致使本来就很落后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调动一切积极的经济因素,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巩固新生政权的一个根本保证。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就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特征。因此,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尤其是私营经济还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工人福利和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基于此,邓小平强调要正确解决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指出:“在资方尚无利可图的厂矿,仍应说服工人不作过高的要求;但在资方有利可图的厂矿,就应该适当地恢复一些工资或一些福利。”[1]P181这样既保证了资方的部分利益,又不打消工人的积极性,保证了工人的利益,一方面缓解了新中国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认真贯彻执行了“两利”、“兼顾”的政策。

三、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关于发展“集体福利”的思想

1、破除偏见,论证追求“集体福利”的合理性。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成。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要么是离开生产的发展来谈社会主义,要么简单地搞“一大二公”,追求绝对平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认识发展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偏离了经济建设的中心,甚至有人鼓吹“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谁谈追求物质利益,谁就会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一时间,人们的需求,尤其是集体的需求被彻底地压抑了。于是社会上便产生了贬低追求物质利益的偏见,表现在福利上就是贬低追求“集体福利”的偏见。这种偏见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生产没有动力,经济缺少活力。在“文革”结束后,如不及时“拨乱反正”,破除这种偏见,则很难形成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为了破除这种偏见,邓小平强调:“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2]P146在这里,邓小平论证了追求物质利益和集体福利的合理性,有利地回击了那些只讲“革命精神”、“牺牲精神”,鄙视“个人收入”、“集体福利”、“物质利益”的唯心论,从而破除了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唯心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2、立足国情,“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P115,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讲中国革命要尊重中国国情。邓小平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不止一次谈到中国国情,即我国的生产力还不发达,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中国的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关于发展“集体福利”问题上,邓小平也强调,要立足中国的国情。他指出:“限于国家的经济力量,我们还一时难以较大地改善教职员工的物质生活待遇,但是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3]P109这里,邓小平讲到了三层意思。第一,承认落后,承认困难。即目前国家经济落后,在改善人们生活待遇和集体福利的问题上尚存在困难。勇于承认落后,尊重国情,是实事求是的表现。第二,“积极创造条件”或者说发展经济。面对困难,我们不是置之不理,而是积极地去克服和解决,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和措施,让群众充满信心。第三,“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既表明了我们办好集体福利事业的目标和正为之行动的现实,又指出我们的集体福利事业必须立足中国国情,而不可超越国情。这就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使人们认识了国情,理解国家的政策安排。同时,国家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仍应尽力保证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以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激发人们投身经济建设,改变贫穷面貌。

3、遵守规律,福利“只能在生产特别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增长”。不断的增进集体福利,发展集体福利事业是我们长期努力的目标。但是,在力求改善人们生活、提高人们福利的过程中,还要遵循客观规律尤其是要遵循经济规律。为此,邓小平强调:“工会要努力提高工人的福利。福利只能在生产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逐步改善。”[2]P138这里,邓小平首先明确肯定了人民福利必须要给予保障,这是一个前提,体现了党的政策是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忠实表达;然后,他又清楚地指出了这种福利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福利,即以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效率的增长为基础,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邓小平不但教育工人阶级要理解这个道理,还督促工会必须解决好工人的福利问题,并且提出了工人之间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活动”等措施来努力使工人的福利得以实现和保障,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集体福利事业,才真正具备了实现和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这种集体福利事业发展的思路人民群众是有信心的。

4、求真务实,增长集体福利是衡量我们工作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集体福利是我们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所追求的现实目标,它关系到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集体福利是否增加,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反映了拨乱反正以来我们实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多大范围内实现了其效力,也是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赢取人民对新的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政策的信任与支持的关键所在。因此,集体福利在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社会转型阶段,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因此,将集体福利是否增加作为衡量领导工作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十分必要的而又十分科学的。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中,就强调:“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形式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成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就是今后的主要政治。”[2]P150在这里,邓小平适时提出了两个有机统一的标准,即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而集体福利,则成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这一标准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评价领导工作必须考虑的一个内容。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邓小平在提出这个标准时的务实态度,他强调的评价领导工作的标准之一,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是十分清晰的实实在在的,并且是可以量化的,避免了那些空洞的难以捉摸和定量的标准。这一标准分为两个方面,“一个看劳动者个人收入”,另一个看“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个人生活水平与集体生活质量有机的结合,成为一个既包含个人幸福指标,又包含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整体。

总之,邓小平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对社会福利问题有所关注。邓小平的社会福利观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化而不断发展的,对以后建立新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着重大的影响。深刻分析邓小平的社会福利观,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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