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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

刘真金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揭示了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多方面的内容,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坚持,对具体制度的积极改革,以及所提出的制度评判标准,都体现了其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是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邓小平的制度设计正是以人民的物质需要这一具体且已变化了的人性需求为直接依据,从而制度满足了人性需求并促进了人性发展。

[关键词] 制度设计 人性 物质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国力、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发端于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都源于邓小平的制度设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的情况下,邓小平的制度设计就是以当时人民的物质需求为出发点的。物质需求是人性需要中的最基本内容,也是贫穷状态下人民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正确揭示了人性的内容和特点,邓小平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具体运用。

一、邓小平制度设计人性基础的集中体现

1、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广大人民群众还处于贫困状态时,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也就成了第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把从人民的物质利益出发与“什么是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一,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第二,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他认为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但是,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则是十分明确的。第三,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两极分化就是少数人越来越富,多数人越来越穷,那显然不符合人民的利益。第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矛盾的正确分析。第五,邓小平明确指出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可见,邓小平在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时,把握的一个基本尺度就是人的尺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摆脱贫穷状况,走向富裕道路。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3]。

2、积极推进具体制度改革,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4]。这样,邓小平就把“体制”和“基本制度”区分开来,这是邓小平对制度理论的贡献,也是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理论突破口。按照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制度是指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而必须坚持;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即具体的体制与规章制度,因此必须改革。

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功,就在于邓小平一开始就确立了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是具体制度改革而不是根本制度变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不容丝毫改变。更为深刻的成功动因则在于,邓小平始终把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作为其提倡改革、发展生产力的目标。

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我国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我国农村普遍实行的经营方式,这对促进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乡镇企业也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乡镇企业面临种种非议和责难时,邓小平和党中央给予了有力的肯定和支持。“按劳分配”制度的选择蕴涵着对人的能力和个性差异的认同,鼓励人们通过个人努力大胆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否定了人的能力和人的需求的差异性,忽视了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通过利益原则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本前提。邓小平重新恢复和实施了物质利益原则,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劳动先富起来,目的在于通过富与穷的比较,激励并带动其他人致富,逐步形成一套良性的利益激励机制。实际上,农村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制度、按劳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可以说都是建立在注重物质利益原则基础上的。

在如何处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问题上,邓小平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位置,在对经济改革作总体设计的同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如果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们的积极性。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5]可见,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达到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的需要。

3、提出制度评判标准,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

邓小平先后有三次提到过制度的评判标准。1978年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980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6]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进一步提出了判断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所说的政策常常指制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7]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制度的评价坚持了生产力与人两个维度,这是邓小平制度设计合科学性与合目的性在制度评价标准上的反映,但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人,所以两个维度是一致的,归根底在于人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邓小平制度设计人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分析

综观《邓小平文选》,可以看出,尽管邓小平没有系统的人性论思想,但他无疑有自己的人性观,并且从其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来看,他的人性观无疑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

1、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

“马克思主义人学认为,人性和人的本质密切相关。人的本质是人成其为人的根据,也是人性的内在原因,它决定着人性;而人性是人的本质的外在表现,它是多方面的。”[8]因而,要把握人性首先要把握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包括类本质和社会本质两个方面。人的类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它由人的存在方式所决定,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正是劳动,把人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并使人意识到自己是活动的主体,并与对象区别开来。人的社会本质是他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哲学理论关于人性的错误观点时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人的社会本质把人与人区别开来,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他的本质也就越丰富。人的类本质和人的社会本质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就是现实的生产劳动或社会实践活动。因为离开了生产劳动,人就不能从动物界中分离出来,并继续维持其生命有机体的存在,离开了生产劳动及其生产劳动基础上的其他活动,就不可能形成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现实的社会的人的存在。

人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全部特性,一般来说,是人的本质在人的活动中的表现。既然人的本质可以从人的类生命本质和社会本质两个方面来把握,那么,尽管人性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它也可被归结为三个方面,即人的自然属性(类生命属性)、社会属性和意识属性(本质上属于社会属性,因为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正如袁贵仁教授所说:“人性实质上是人在其活动过程中作为整体表现出来的与其他动物所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指人在同自然、社会和自己本身三种关系中,作为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有意识的存在物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10]因此,人性是建立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的统一,并且三者是紧密联系的整体,三者的结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性,产生了现实中的人的多种需要。人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他必须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获得物质生活资料;作为个体的社会存在,他必然追求能够得到社会认同的需要,获得名誉、地位、权利等;而人作为精神存在物也就必然有精神上的需要。

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活动,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社会实践活动是不断变化的,然而人的本质也是变化的,进而人性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现实的人性形成并表现于人的满足各种人性需要的对象性活动之中。因此,要准确把握人性,就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及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从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出发。只有深入分析和具体把握现实的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人性,才能找到制度设计的正确出发点,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设计与建设,最终制度才能满足人性需要并促进人性的发展。当然,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历史范畴,生产力的变化对制度的安排与变革起最终决定作用。但是“人类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产力的变化对制度的安排和变革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机械对应的,而是通过人这个实践主体完成的。那么,人自觉地进行制度设计的直接依据只能是人性发展的要求”。[11]马克思正是从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解人性,从具体的人性出发构建社会制度的。

2、邓小平制度设计人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分析。

其实,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制度变迁历史很好地说明了人性需要对制度设计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论认识的不足,在设计新的国家制度时仍然以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性需要为基础,一切工作以政治为中心,注重人的精神需要,忽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导致我国经济、社会、人的发展在20年时间内的大停滞。由于时代背景和现实社会条件的巨大差异,这样的制度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者,他所设计的制度改革指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因为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2]邓小平认为人都是有物质需求的,并且物质需要是居于首位的(不然的话,就不是“物质文化需要”了)且日益增长的,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用社会生产(首先当然是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来满足它。他把这一主要矛盾限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是正确的。他对主要矛盾做如此概括,是从我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和此前无休止的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是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基础则是经济的现代化。经济不能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他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张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放在首位——就不是没有理由的。然而邓小平的制度设计也就必然围绕人民的物质需要这一主题,所以他说:“社会主义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3]“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14]

这就充分肯定了人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为改革开放初、中期的一系列制度变迁奠定了正确的人性基础。如当代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市场经济肯定人的利益追求和个人需要。他能优化资源配置,人们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在这种经济条件下,人们结成更广泛的社会关系。所以市场经济能够促进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它是在人们实践基础上符合人性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中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人民需要的满足和人性的提升,证明了制度设计中人性基础的重要性。而不适应人的实践活动的制度,与人性发展要求不一致并会阻碍人性发展的制度,这时人们就会自觉变革这一制度,建立一种适应人性发展要求的新制度。历史证明,我国过去实行过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就存在不相适应之处,也不适合人性发展的要求,所以要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每个历史时代,物质需要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与人类共始终的。“人性中囿于物质层面的东西虽然总会存在,但是人性终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丰富发展。”[15]经过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们生活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了生态恶化、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不良后果。在此背景下,人性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因为人民已经不再追求经济上的温饱或小康,而是努力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这就使得社会在利益追求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所以我们应该对现阶段的人与人性问题做一定探讨的基础上,把我国当前进行的制度变迁从经济发展为一元的根本价值追求,转变到把政治文明与经济发展共同作为制度变迁的二元根本价值追求。这样才能在合理的人性需要基础上进行有效合理的制度设计,这样建立起来的制度才会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2][3][4][5][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63,370,214,218,372.

[6][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4,146.

[8]陈纯仁.制度建设的人性依据[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2):148-149.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10]袁贵仁.马克思的人学思想[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8.

[11]徐斌.论制度建设的人性维度[J].社会科学辑刊,2006,(2):75.

[13][14]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76,215.

[15]孙立梅.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及其在制度设计中的运用[J].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41.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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