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

顾育豹


1928年,莫斯科。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中共代表瞿秋白走上讲台,向苏联同志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演讲。瞿秋白在演讲中说:“党孕育在‘五四运动中,以1920年为其开端。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创始人。”

1945年4月21日,初夏的延安。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作报告。当讲到陈独秀时,代表们静声聆听。毛泽东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是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做白话文,听他说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运动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是从1915年9月到1921年6月,它包括五四运动前后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开始的。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学诞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事业。鲁迅说,陈独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胡适说,如没有陈独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坚决态度,就不会有文学革命。可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将地位。

1919年,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写信给陈独秀,希望给他们这些身在黑狱之中的青年以指导。在陈独秀与他主编的《新青年》启发下,中国青年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脱颖而出。五四时期,许多青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毅然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走出研究室,像普通战士一样投入枪林弹雨之中。1919年6月11日,他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新世界散发,被反动当局拘捕。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营救运动在各阶层人士中展开。毛泽东说,陈独秀因平日揭橥“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才被当局所怀恨,他才被拘捕,我们要营救他,因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期是新文化运动主将,是扛起“民主”、“科学”大旗的第一人。他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封建礼教和腐朽传统发起攻击,为马克思主义等一批新思想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后来,他又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新思想传播的精神领袖。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夕,才开始接触十月革命。他在1919年4月20日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宣称“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后来的历史家,都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这表明陈独秀已开始由激进民主派转变为社会主义者。


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晚,但却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2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开始与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这时,新文化运动的陈营却发生了分化。继“问题与主义”论战后,在马克思主义和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又相继开展了论战。陈独秀在同研究系政客斗争的同时,比较全面地、正确地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在各种学说竞相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李大钊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李大钊和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周恩来、邓颖超等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这时也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国也有较大影响。

在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随着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机日渐成熟,五四运动主将陈独秀、李大钊从1920年1月就已在北京开始讨论建党问题。此时,陈独秀已经不满足于理论上宣传和研究了,但对中国现状深感忧虑,觉得经验不足,力不从心,急盼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

1920年2月,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稍后的9月,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指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并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1920年2月陈独秀南下前,和李大钊相约建党时就认为:“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践经验上都可以得到莫大帮助。”因此,1920年4月,魏金斯基来到北京会见李大钊,讨论建党问题,李大钊虽然表示接受第三国际使者的建议,但又建议魏金斯基首先与五四运动主将陈独秀取得联系,“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魏金斯基夫妇到上海见到了陈独秀,“他们差不多一见如故,经过多次商谈,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的估计”。魏金斯基通过陈独秀的关系又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基本有了一致的估计,他提议成立中国共产党。

据早期的中共党员包惠僧回忆:“魏金斯基和这几方面的人物会谈过好几次,似乎很投机,于是就有这样的想法: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终于提出来了。”

1920年6月,陈独秀同五四青年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关于组织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920年8月,在魏金斯基的推动下,陈独秀很快就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称为“上海中心组”或“上海发起组”),她真正的名字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等。


上海小组成立后,首先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通过它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1920年11月,又创立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宣传有关共产党的知识,推动共产党组织的扩大和发展。上海的党组织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党的任务、最终目的和收纳党员之标准,同时举办“外国语学社”培养党的干部。1920年8月,上海的党组织创办《劳动界》,着手对工人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并于1920年11月21日,成立上海机器工会,领导工人斗争。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就积极投身到督促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工作中。在实际运作中,1920年上海的早期党组织活动范围并非限于上海,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指导全国各地创建党的组织,甚至帮助在海外发展党组织。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几乎都与上海中心组有着密切的联系。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是上海党组织直接发展的第一个支部。在上海的李汉俊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写信建议他筹建武汉支部,刘伯垂也被陈独秀委托回武汉建党。在上海发起组核心成员参与指导下,1920年10月,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包惠僧任书记。

陈独秀在领导建立了中共上海发起组之后,立即函告北京的李大钊。于是,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等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同期,陈独秀还亲自主持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海外共产主义小组也是在上海发起组和陈独秀的指导和影响下建立的。旅日小组由周佛海、施存统两名党员建立,他们都是在上海加入共产党的。

共产党欧洲支部的主要建党人物分别是:赵世炎、陈公培、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在赴法之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法国,张申府受陈独秀的委托,于1920年11月24日经上海出国,在巴黎成立由张申府、吴明、周恩来等组成的共产党小组。

在武汉、广州、山东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

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多是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较深、产业工人较为集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城市。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但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对这一段建党活动回忆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这就是说,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八个早期地方组织。它们是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五十多名早期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是“五四”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位。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因当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忙于筹款办学,没能参加中共一大,但鉴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显赫声望与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重大功绩,一大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9月,陈独秀离开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上海党组织成立后,担当了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重任,五四运动主将陈独秀、李大钊对全国各地的组织进行思想指导和组织领导,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党纲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宣言,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和影响各地的党组织。上海中心组在1920年11月就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并通过发布党纲实现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据包惠僧回忆:“刘伯垂带来了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大体不出《共产党宣言》的范围。对党的政治活动规定得很严格。”

党纲对北京和广州党组织产生了直接影响,导致了两地组织的重建。北京党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剩下的成员重新建立了党支部。据《广州共产党报告》所述:1920年底陈独秀和魏金斯基来到广州,与已成立的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在讨论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时,无政府主义者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小组便解散了。陈独秀与他的学生谭平山、陈公博等重建广东党组织。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曾作过如此评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他还讲过:“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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