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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群团建设探析

张文标 戴莉萍

[摘 要] 中央苏区时期,群团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对中共政权的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根据革命实际的需要组织群团,不断加强群团的政治、组织、思想、法制建设,使中共的革命意图与群众回应逐步对接,群团建设与革命实践相得益彰。

[关键词] 中央苏区 群团建设 苏维埃革命

中央苏区的群众团体(以下简称“群团”)是指在中央苏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服务于苏维埃革命的群众性政治团体,主要包括工会、农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代表会、少年先锋队、儿童团、士兵会、反帝拥苏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群团成员是革命群众的主体,在苏区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受史料和学术旨向之局限,目前学界对群团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殊难与其历史地位相对称。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央苏区群团建设作一初步探析,以抛砖引玉。

一、中央苏区开展群团建设的原因及其可能性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卓有成效的群团建设,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加入群团的积极性,消除他们在阶层、年龄、性别方面的差异,把分散在革命根据地的数量众多的个体力量弱小的民众,凝聚在不同的群团之下。群团构成了苏区群众的主体。据黄知真回忆:“苏区扩大后,在这个基础上各地的群众组织和群众工作基础都非常坚固,每个村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参加了群众组织,有党的支部、青年团的支部、少年先锋队、赤卫队、儿童团、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雇农工会、识字班、合作社等等各种各样群众组织。”[1](P146)中共之所以重视群团建设,这主要是由当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政治环境决定的。

(一)建设群团是中国共产党动员群众的主要方式

中央苏区所在地域非常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落后,阶级剥削残酷,人民终日为生存而挣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和“反共”宣传活动更加猖獗,群众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政治冷漠,在战争环境中进一步加深。“当红四军转战赣南来到宁都小布圩,小布圩的老表听说兵来了,都慌慌张张地躲起来。”[2](P286)群众谈兵色变,势必影响他们对党和红军的欢迎和拥护。动员群众是现实背景下积聚革命力量的必需做法,若能够建设起一个或多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服务于苏维埃革命的群众性政治团体,让这些团体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亦或附属,使群众参与到这些政治团体中并予以切实而有效的领导,那么群众的参与热情定会高涨。由此可见,建设群团是党扩大革命队伍、武装反抗反革命的必然选择。

(二)建设群团是我党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需要

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的统治。因此她在创建的过程中,屡次受到在数量、装备上占有优势的国民党正规军的残酷“围剿”,且规模有增无减。不仅如此,地主武装民团因其地域性的特点往往成了革命最直接的敌人,数量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其暴戾程度与正规军并无两样。在江西,地主武装靖卫团、保卫团等,于“全省各县各区各乡各镇各都各里各村,均严密组织”。1928年7月,仅靖卫团已达1万余人;此后继续扩充,仅赣西南地区到1930年春,即有枪支6000余支,其兵力约相当于两个师。他们“逮捕农民最勤”、“对农民极为苛刻”。[3](P7)中央苏区相对狭小的区域和落后的经济状况尚难以供养红军,遑论红军人数和武器装备与敌方的巨大差距,群众内部的团结和有序化是打破敌对者进攻的前提,群众组织的严密而形成的军民一体化则能避免革命遭受重大的打击。群团固有的政治和组织优势显然有助于把个体的、分散的群众凝聚起来,把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以应对异常凶残而强大的敌人。

(三)苏区群众的需要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目标的一致性使建设群团具有可能性

将全体苏区群众组织起来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不仅需要群众与党之间有一种共存的关系,还需要党的工作的深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阶级剥削,使苏区民众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他们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状况,但“仅仅存在贫困的事实不足以引起暴动,如果是暴动,群众总是在造反,而新条件新思想将打开革命出路的前景”[4](P746)。由此看出,革命的发生一方面要有民众贫困的事实,另一方面要有先进政党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向民众指明他们贫困的根源,指明革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政治目标的远大和政治动员理念的先进绝非国民党所能比,在革命过程中,中共的所作所为彰显的群众路线,其宣传主张和构建目标都逐步被群众认可和接受,甚至包括原本对中共持疑惑甚至反对态度的群众,他们在对敌我的甄别过程中,也逐步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己的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随着党的工作的深入,群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革命的道路,燃起“为争取自由光明的新天地而奋斗”的激情。

(四)中国共产党具备了一定的群团建设经验使群团作用得到更好地发挥

大革命时期,农会、工会等群众性组织在革命过程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列举了农民在农会领导下所做的14件大事: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普及政治宣传;禁牌禁赌禁鸦片等;清匪;废苛捐;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革命的影响具有巨大的潜藏性且常常为后起者所承传,中共在其发展历程中向来重视并善于总结成功的历史经验。从报告本身亦可看出,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对群团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并积累了一定的群团建设经验,这为中央苏区群团建设的开创和深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加强中央苏区群团建设的主要做法

仅凭相对少数革命者对付绝对多数反革命的敌人,单纯从数量上对比,红色政权毫无优势可言,这也无法解释红色政权屹立于白色恐怖统治下长达6年之久的真正原因。革命星星之火之所以呈燎原之势,到目前为止学界看法迥异。但群团在革命中所体现的巨大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究其原因,中共发挥的作用是占主导的。

(一)高度重视,加强指导,调动群众参加群团的积极性

第一,党和苏维埃政府特别关心群团工作,经常给群团工作以帮助和指示。1934年4月,毛泽东在《乡苏怎样工作》中强调指出:“要加紧对于他们(指苏区群团—作者引注)的注意和帮助,依靠他们的努力去动员广大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5](P343-359)对于群团的建设,中共确立了党团政治领导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及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中都规定:“在苏维埃政权和各类群众团体的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6](P232)党团是沟通党和群团的桥梁,其任务就是在群团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说:“党对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的领导,只有通过党团的活动才能见诸施行,并且党特别加强对党团的领导,经常的检查和指示,保证党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这样,“党、团的关系不仅只在会议上,而是在工作上建立起来。党要经常讨论团的工作,指导团的工作”。[7](P294-295)第二,积极选拔群团中的优秀干部参与国家权力机构。中央苏区群团中的优秀干部参与国家权力机构是保证群团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一种方式,也是壮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群众队伍的有效途径。为了使乡苏能够迅速“动员广大群众实现苏维埃的各项任务”,于是“在乡苏之下,并按须[需]要设立各种经常的和临时的委员会,吸收每个代表及群团中积极分子和对工作有经验的分子参加”;[8](P281)为加强青年与妇女的工作,“苏维埃应发动更大的青年参加红军,引进青年和妇女参加苏维埃工作,特别注意发动青年妇女的特殊斗争,实现他的要求”;[9](P106)为了在组织上保证苏维埃的无产阶级领导,“必须提拔更多的工人干部来做领导工作”。[10](P354)

(二)广泛组织,严密组织机构,扩大群团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第一,始终保证党在组织上的最高领导。战争时期不允许有多个权力中心,绝对权力的多元化会导致革命遭受损失,甚至偏离革命的轨道。中共的意图要在群团中全面贯彻执行,就需要围绕自己这个核心,不断加强党与群团的联系,形成一个从共产党—组织(包括政权组织与群众组织)—群众的领导体系。从政权的运行和决策的贯彻状况来看,中共始终处于权力的金字塔的顶层。第二,多数群团自身有完整的垂直领导系统,群团之间关系还可以互补,成员大多可以交叉。不同成分的群团的归类组合容易导致群团利益的争执,例如工会和贫农团在分田问题上就纠缠不清。因此,中共必须及时有效地解决各群团之间的矛盾,否则容易给敌对者以可乘之机。随着苏区政权的创建,各个群团在各县各区几乎都有自己的组织,其成员可以参加多个群团,充分保障自身的利益。群团内部亦有规范的组织章程,对群团的活动目标、行为准则、组织规范都有明确规定,使群团工作既可在平时组织群众生产,又可在战时发动群众,全面、高效地凝聚各革命阶级力量完成苏维埃革命工作。

(三)开展教育,用理论武装群团,培养群团成员的革命意识

第一,对群团成员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教育同时进行。中央苏区时期,思想教育的任务是为革命战争服务。1933年8月,在少共中央局、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联席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教育工作的任务与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议的决议》中就明确地指出:“目前教育工作的方针,就是满足战争的需要和帮助战争的动员,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教育。”[11]决议贯彻后,群团成员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同时,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群团文化建设,提出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颁布了法律法规,设置了管理机构,创办了各类学校,加强了师资建设,全面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并且出版了各种书籍,发行了群团刊物,提高了群团成员的文化水平。第二,对群团成员的革命宣传和政治动员同时进行。中国共产党通过在革命宣传中普及标语宣传,创办《红色中华》、《斗争》、《少年先锋》等刊物,开展娱乐活动,唱红色歌谣等宣扬党的主张,对苏区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好,国民党坏”,“当兵就要当红军”,体会到工农劳苦群众要武装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样,中国共产党在广泛的政治动员中也注重对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使他们掌握革命的道理,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革命的结果是什么,从而增强了宣传和动员的效果。

(四)健全法律法规并颁布实施,以保障群团成员的各项权益

中央苏区是我国法制建设的试验田,但法律的触角却延伸到了多个层面。中共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宪法大纲、政权组织法、选举法、土地法、财政经济法、民政和文教法、劳动法,民事和婚姻法、刑事法以及经济法和诉讼法等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带有鲜明的阶级和政治色彩,是对革命对象的打击,是对拥护革命者的鼓励和鞭策。作为中央苏区革命群众主体的群团成员无疑是其中的主要受益者,法律的特别规定进一步凸显了中共对群团成员权益的重视。如在保障群团成员土地权益方面,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根据贫农、中农的利益,将没收的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一部分作学校、俱乐部,地方苏维埃、党及青年团委员会、赤色职工会、贫农团和各机关使用。”[12](P461)在保障群团成员的参政权方面,1933年8月颁布的《苏维埃暂时选举法》指出:(苏维埃)“代表后选人名单。应该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的意见,主要是工会、贫农团与女工农妇代表会。经过党、团和各群众团体的讨论。”[13](P90)

三、中央苏区群团建设的历史作用

在中央苏区,组织群团成了中共政治动员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军民一体化,弥补红军留下的防御空白的有效途径。中共通过开展对群团的政治、组织、思想、法制建设,使群团成员实现了社会角色的大转换,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使每个群团都有鲜明的军事化和半军事化的特征,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

(一)在思想观念上,群团成员对自己的阶级成分有了更准确的认识,阶级观念明显增强

“富农称中农,中农称贫农,贫农称工人”。对自我准确的认识才能找到归属感,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积极投入到革命潮流之中。对于党和苏维埃政府,他们普遍觉得现在党的政权“恩情比天还要大”,“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14](P321)对于敌人,他们则都认为国民党统治区是“黑暗的地狱”,“你们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我们和你们是不能并存的,我们要打倒一切的土豪劣绅、国民党帝国主义,我们不信国民党的鬼话”。[15]

(二)在政治素养上,群团成了群众提高政治水平、坚定革命信念的大学校

在苏区斗争的熔炉里,一大批革命家在党领导的群团中茁壮成长,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胡耀邦、萧华、李坚真等。各级群团组织还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如刘少奇、顾作霖、蔡畅等,他们身居要职、廉洁施政,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普遍群团成员的政治水平得到较大提升,“记者尝与曾加入儿童团之孩童谈话,觉彼等所答极流利,尤其对‘五一、‘五九、‘九一八、‘一二八等纪念日之意义,无不对答如流。谈时若引用公历几年、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类名词,其纯熟更有如数家珍。”[16](P212)群团成员的革命信念也更加坚定,参军参战热情高涨,若碰上敌人来,他们立刻坚壁清野,万一被敌人捉住,也绝不说出红军的下落。

(三)在革命实践中,群团成员自觉自律地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中央苏区的群团成员积极扩红拥军,使群众的斗争局面日益扩大化、猛烈化。他们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成为中央苏区地方武装不可缺少的生力军,扰敌、堵敌、盲敌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有效的坚壁清野使敌人在苏区只作短暂的停留而不能持久,成了苏区来去匆匆的不速之客;他们还积极发展生产,购买公债,节省经济。以苏区妇女为例,她们为了筹集经费支援红军,不仅踊跃购买公债,甚至变卖自己陪嫁的首饰、自己的秀发,换取现金交给红军。○

参考文献:

[1]黄知真,缪敏等.漫谈闽浙赣老根据地[M]//方志敏,邵式平等.回忆闽浙皖赣苏区[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2]关山阵阵苍(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

[3][16]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4][美]费正清,费惟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苏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7]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8][9][10][12]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1]阶级斗争中的教育[N].斗争,1934-06-02.

[13]卓帆.中华苏维埃法制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

[14]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涂振农.关于赣东北苏区政治社会状况及各项工作向中央的报告[R].1932-12-01.

责任编辑 刘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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