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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起点

吴 永

[摘 要] 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它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密切关联,是促进中国政治发展和工业化进步的必要前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将土地革命与现代化路径探索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创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新模式。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 农民 现代化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作为一个后发的带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革命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选择。对近代中国来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社会发展格局,不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变革,现代化发展将会继续延缓下去。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中心放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正是找准了中国近代革命及现代化发展的命脉。

一、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农民及土地问题

中共开始把农民问题与民主革命相联系始于党的二大。二大《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宣言》认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1]因此,《宣言》明确要求给予农民一定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限制田租”。[2]随后,中共即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之计划》中对农民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因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3]针对农民所遭受的极端痛苦,《计划》第一次提出了“限田运动”,要求“限制私人地权在若干亩以内”,“把大地主中等地主限外之地该归耕种该地之佃农所有”[4]。党的三大《党纲草案》特别提出了关于农民利益的规定,要求革除陋规,统一并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规定限制田租的法令,承认佃农协会有议租权,并且要保护重要农产品的价格。[5]随着各地农民抗租抗税运动的开展,党的三大《决议》进一步肯定了联合贫雇农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贪官污吏和地痞劣绅,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国民革命运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6]1923年11月,在《国民运动进行决议案》中,党明确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国民党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农民之上。[7]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一场以农民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正在形成。为加强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指导,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励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8]《议决案》同时要求要注意教育和团结农民,与国民党争得对农民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失败后,党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指出:五卅运动以后工人阶级的孤立,更加证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只有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才能领导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对于自己和自己的阶级,正确地指出农民问题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的党不能尽自己的天职,——没有做工人阶级的有觉悟的先锋军和领导者的能力。”[9]革命领导权与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表明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问题、统一战线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从1925年到1927年,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农民运动得到广泛的开展。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并涉及到封建宗法制度和乡村恶俗恶习。毛泽东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10]但是农民运动过猛的形势引来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他们纷纷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加之共产国际片面强调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意义,党不能不对农民运动加以调整。在1926年9月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党除了继续肯定农民暴动的意义外,对农民自卫军的发展也作了限制,规定农民自卫军“不能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政治训练“尤重于军事训练”;规定农民组织“不必带政党色彩”。[11]尽管如此,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坚持认为,国民革命的彻底成功,必须通过取消土地私有制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12]

以上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比较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有了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这无疑为土地革命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

大革命失败后,党将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央提出,暴动成功后要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要通过土地革命获得农民支持以保障革命的政权。[13]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之义。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4]毛泽东认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15]毛泽东还把土地革命的意义归纳为“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力”、“保护革命”、“废除封建制”、“发展中国工业”和“提高文化”等6个方面。[16]此后,毛泽东在分析农民生活状况、考察农民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基础上,逐步理清了中国革命与农村、农民的关系,找到了革命成功的道路: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主力军,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7],“农民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18]。因此,解决了农民问题,也就解决了中国的主要问题。

革命中心问题的解决无疑为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现实依据。而能否正确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茅坪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到1951年12月农村合作化开始的这24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所展开的一切革命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农民的土地问题进行的。在此期间,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土地政策的法令和土地分配的制度,规定了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革命总路线,在实践中解决了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尽管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为了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参与到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中来,在边区“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但并不意味着党不解决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相反,党在边区采取了比苏维埃时期更加灵活有效的土地政策。对于一切抗日的地主阶级,党除了让他们“减租减息”以外,还让他们缴纳比一般农民更重的赋税;对于汉奸地主和逃亡地主的土地,则一律予以没收,或充为公产,或分配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20]为了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党还采取了鼓励垦荒的政策,规定农民一经开垦的荒地,即为自己所有,并且予以提供农具、种子、贷款和减免税收等奖励。[21]尤其重要的是,边区的民主政权建设使农民真正得到了翻身做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

正是通过土地革命,党牢牢掌握对农民的领导权——农民要的是土地,党要的是政权,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必须要有革命政权来捍卫和巩固,而革命政权的取得和巩固则要靠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在此意义上,土地革命已将党和农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佳模式。

三、土地革命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模式

土地革命正是在中国社会转型滞缓的背景下发生的,近代中国的社会危机主要缘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不足的结果。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虽然是以土地革命的形式展开,但革命的最终指向则是要夺取政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必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但由于战争和历史的各种原因,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把土地革命与现代化联系起来,仔细探讨发展社会生产力问题,并以此作为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中国社会进步的出路。

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交谈时,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22]。针对农民个体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1943年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设想,他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3]1944年毛泽东在同斯坦因的谈话中更加明确表示:“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24]在此,毛泽东不仅科学地阐释了土地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联,而且揭示了土地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因此,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继续循着革命——现代化的思路进一步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5]在毛泽东看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革命的归宿只能是“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因此,党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26]。在当时,毛泽东所言的“工业化和“近代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经过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到了1949年3月,党获取全国政权已经非常明朗,因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7]也正是从这时起,党把工作中心开始从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致力于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以上阐述中,我们不难理出土地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特殊逻辑关系: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必须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来扫除发展的障碍,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则非以革命的暴力方式不能根本解决。这样,土地革命就成为民主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基点。○

参考文献:

[1][2][3][4][5][6][7][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3-516.

[9][11][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54-436.

[10][14][15][1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7.

[1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49-329.

[16][2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3-410.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2.

[19]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7.

[20]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C].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10-495.

[21]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农业(第2编)[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576-582.

[23][25][2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1081.

[2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83-184.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57.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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