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对中国留苏学生教育中存在问题的质疑及其影响

李伟民

[摘 要] 瞿秋白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非常关注中国留苏学生的培养和教育问题。他认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管理混乱,学生爱斗纠纷,无法保证完成为中国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在随后展开的联共(布)清党运动中,瞿秋白因此受到强烈冲击,并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关键词] 瞿秋白 中国留苏学生 教育问题 影响

20世纪20年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仅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而且挑选中国青年到苏联接受革命教育和培训,集中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孙中山逝世以后,苏联为纪念与他的伟大友谊,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1928年9月1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决定,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同中山大学合并,合并后的学校名称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瞿秋白多次质疑中国留苏学生培养质量,对学生中的派别争斗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与共产国际产生了意见分歧,最终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一、对中国留苏学生培养质量问题的不满和质疑

瞿秋白非常关注留苏学生的培养和教育问题,在率领中共代表团参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后,对该校进行了全面了解,发现学校在教育方针、学校管理、教材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官僚主义作风盛行,严重阻碍了为中共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目标的实现。于是,他多次致信中共中央、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严厉批评、质疑学校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1929年4月,瞿秋白在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首先表达了对学校培养质量的强烈不满:“不久前收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7日信中说:‘在3、4个月内,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总共约有250人……这些学生中能工作的人很少。从学习本身角度看,这些同志可能只是表面上熟悉理论,实际上对党的组织问题、工会运动问题等什么也不了解。”“再有,据中国报纸报道,约有30名回来的学生投靠了南京政府。在这些背叛的学生当中,有的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得到了很肯定的评价。最近几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至少花费了约500万苏联卢布,而取得的成绩仅仅表现为,在回来的250名学生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可以用来工作。他们的学习如此不符合实际,他们的理论水平如此低下。这个事实证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基本任务方面,未能取得最起码的成绩,未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保障。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提请特别注意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状况,并请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负责同志向我们做出工作报告。”接着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不健康现象表现为学校行政管理工作混乱,还表现为,一方面它不给学生提供掌握联共(布)实践经验和参加苏联实际生活的机会,结果造成了学生生活的闭塞,另一方面它不把普通课程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教员质量的不合要求、教科书和教员的不够中国化,有造成学生的学习同中共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危险。”“学校里的长期混乱状态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是早就存在的不足之处,至今还未能根除。”“因此可以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还没有走上联共(布)中央指出的工作轨道。”[1]

6月15日,瞿秋白致信中共中央,在谈到中大问题时,他认为:“中大的情形,仍旧和去年这时候一样,改善很少。我们以代表团名义提出一意见书,兹将底稿一份寄上。请你们必须发表意见,正式写信到东方部和联共中央。我们当遵照和中大继续交涉。我的意见是:(一)此校旧习太深,爱斗纠纷;(二)此校要求多派工人来,然无工人适用之教材及教授方法。必须给他一个时间,好好改组,然后送来的工人方能受着益处。”[2]

11月,瞿秋白再次给联共(布)中央写信,指出:“中共劳动大学(即中山大学)的情形,真不堪言。真的,它是不能保证完成为中共准备多数派的干部的任务。”“无论怎么样,中山大学是应根本改造,并且要很快的改造。”[3]

或许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的意见起了一定作用,11月6日,联共(布)中央又一次成立了以基萨诺娃为首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20多天的工作,于12月16日向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报告调查结果,在对学校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方法和内容做出仔细分析后,委员会一致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基本上还是中央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在1928年指出的那些。2.委员会的建议和组织局1929年1月7日的指示基本上没有实行。3.由于所有上述情况,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没有从国民党大学改造成为共产主义大学。4.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现状不能保证完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会议赞同委员会的结论,决定立即着手对学校进行改组,并解除了威格尔的校长职务。[4]

12月15日,瞿秋白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谈到中大:“以前回国学生的评语,完全没有给。这是因为中大以前的指导机关,完全无此能力——其党部、教务处机关之零乱混蛋,已至不可言喻的地步。”[5]

12月30日,瞿秋白给库西宁写信专门讨论中大问题,他写道:“学校里的状况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确实无法保证完成为中国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组并且要立即进行。”“中国党代表团从共产国际六大时起就不只一次地提出过改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状况的具体建议。中央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一月决议是在中国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讨论通过的。我本人当时未能参加这项工作,因为六大以后我病得很厉害,后来忙于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只是今年四月我才开始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做工作。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后,我们再次提出了改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状况的具体建议。这次是书面建议。总之,我们多次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和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谈到这些情况。我们的建议‘被采纳或‘将被采纳,但后来都没有贯彻执行,正如中央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一月决议一样。顺便说一句,谁也没有认真地同我们讨论过这些建议。”在信的末尾,他指出,“如果要消灭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托派集团,那就极有必要让原领导公开承认基萨诺娃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些错误和工作中的不足。”在文件封面上瞿秋白最后又补写道:“我最后一次发表自己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看法,因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事件迫使我这样做。那里有反对‘代表团的运动。”[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此时是多么的愤怒而又无可奈何。

瞿秋白对中国留苏学生教育问题的不满和质疑,势必令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员特别是前中大负责人感到不快。

二、对中国留苏学生派别斗争的倾向和看法

中国留苏学生中的派别斗争最早源于所谓“支部派”与“教务派”之争,随后发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到了1929年,留苏学生中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所谓“工人反对派”与王明等人的对立。

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在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下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莫斯科学习。他们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到来不久就对控制着学校党支部局的王明等人甚为反感,认为这些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只会夸夸其谈且自以为是。他们经常到大会上发言,公开批判支部局的错误行为。由于他们是工人出身,成份好,王明等人也不敢过分打击他们,所以拥护他们的人很多。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剑如、余笃三等。

工人学生对校方的管理不满,认为教学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王明等人则拥护校方,不同意“反对校方官僚主义”的提法。工人学生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代表团成员十分敬重和爱戴,而王明等人认为代表团多数成员都犯过错误,因而根本不把瞿秋白、邓中夏等放在眼里。于是,支持王明的少数派与以工人学生为核心的多数派不时发生对立和斗争。“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的同志到中共代表团去反映情况。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为此到劳动大学讲过话,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要求大家听中共代表团的话,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7]这样,瞿秋白及中共代表团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纷争。

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无情地”肃清一切反对派的“清党”运动全面展开。

这次“清党”采取“人人过关”的方法,即先由各个基层党小组召开会议,对本组的每一个党员进行检查和揭发,如果认为某个人有问题,就由“清党”委员会负责进行更加严厉的审查。这种人人过关、简单粗暴的办法,使得学生中原已积怨很深的矛盾更加激化。原支部局一派的学生更是利用“清党”的机会,组织召开斗争会,给曾经反对过支部局官僚主义作风和“左倾”错误的同学扣上各种帽子,进行无情打击。

瞿秋白及中共代表团由于曾经倾向和支持与支部局一派对立的那一部分学生的意见,受到了激烈的冲击。据当时支部局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盛忠亮回忆,他们把瞿秋白和代表团成员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及文件,逐字逐句地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在中大召开的第一次“清党”大会上,“我公开谴责瞿秋白及其同伙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瞿秋白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而张国焘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谴责他们都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条路线联盟。为了论证我的指责,我引证了大量他们的讲话和文章,和提供了关于他们进行幕后活动的充分证据。我用中文讲,用不着停下来等译成俄文,王稼祥和另一个我忘了名字的中国人,轮流着为我作同声传译。发言只限五分钟,可贝尔津允许我讲了四十五分钟。”[8]

备受攻击的瞿秋白此时对中大学生中的派别斗争有着自己的倾向性和看法,他认为,“中大之中很久就有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这种纠纷常常障碍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开展”,“我们可以说,这一批同志,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之中,夹杂着许多派别成见,这样,李剑如等和盛宗亮等的双方的斗争,仿佛变为:谁是百分之一百的布尔赛维克,谁是右倾,谁是反右倾,你说我是右倾,我说你是右倾的现象;再则,又仿佛甲派是专门拥护代表团的,乙派是专门拥护支部局的”。“前一批人,如李剑如、余笃三等类的人,大半都是工人同志,在国内多少做过些工作,参加过剧烈的革命斗争。如果有正确的指导,当然是很可造就的。”“后一批人,如张闻天、盛宗亮、沈际明、吴绍益、秦邦宪等等,大半都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大学生,或者欧美留学生”,他们“往往只是倚仗自己的知识去向工人同志示威,预先设想着‘某人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进攻他,某人不进攻我们,我们就可以放松些(秦邦宪语)。这样的对付同志,无意之中必然形成双方的猜忌和派别成见。”“中大支部局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之中,不能充分得力的进行,反而主张派别纠纷,没有能力造成为着布尔赛维克化而斗争的工人基础,这就无条件的降低了全部斗争的力量,使他不能深入;现在他不但不改正自己的这种政治错误,反而中了托派和派别分子的挑拨,真正和代表团对立起来——扩大派别纠纷到中国党里去,想把自己不能保证养成布尔塞维克干部的责任,推卸到代表团身上。”[9]

1930年1月10日,瞿秋白起草了中共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信中提到,中大在“清党”时应注意党员与群众的联系和关系。“有些人在中国国内根本未参加过任何群众性的实际斗争。其中一些人到这里来以后仍保持贵族派头,对群众非常傲慢(如博古列洛夫和伊思美洛夫,伊思美洛夫在1924年甚至在中国参加了最反动的‘新中国党)。他们虽然在这里也支持支部委员会的正确路线,但从不领导群众,不会接近群众,反而脱离他们,从而使支部委员会更加脱离群众。”[10]

随着“清党”运动的深入,中大托派组织的破获,盛忠亮等人又把瞿秋白与托派连在一起,公开指责瞿秋白与学校的托派分子来往密切,参加了学校的派别活动。在这种形势下,瞿秋白只好于3月19日写信向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反映情况,信中指出,在中大“清党”过程中,根据瓦日诺夫同志的交待和与之相联系,许多同志对代表团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指责而且已将这些指责在支部局的机关刊物——墙报上登出。这些指责是:代表团成员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即不同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反对这一路线的路线;代表团成员在学生当中成立右派组织(阿拉金、韦利霍夫、瓦日诺夫等);这一组织和托派联合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斗争。谨请共产国际查明这些指责。[11]随后,瞿秋白又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

更令瞿秋白意想不到的是,同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张国焘,这时也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对他进行了指责,说他在富农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引起了中国学生中的一系列争论,要他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揭示这一错误观点。[12]

三、瞿秋白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1930年5月15日,瞿秋白和刚从国内来到莫斯科的周恩来共同致信共产国际:“鉴于中国学生和其他一些同志向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声明,我们建议在政治委员会5月18日会议上提出成立专门委员会的问题以便研究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对此,米夫作出批示,赞成必须成立委员会以解决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建议委员会由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同志组成。[13]

6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安加雷蒂斯关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清党”过程中提出的对中共代表团及其个别成员的指控的通报。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参加了讨论。会议决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对待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派别斗争的行为方式,并建议中共中央更新其代表团必要数量的成员,新的任命应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商定。同时,成立由米夫、莫斯克文、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和基萨诺娃组成的委员会提出论证上述决定的理由。[14]

经过20多天的论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国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这份由库西宁最后定稿的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直接责任,是在解决为中共培养干部这一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提供最大的帮助。但代表团不理解这一责任,而力图采取完全错误的方法把中大学生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去帮助彻底肃清派别活动,反而实际上支持中大中国学生中的派别活动。

中国代表团应对阿拉金——韦利霍夫(指李剑如、余笃三——作者注)小集团的活动负责,该集团在中大搞无原则斗争,实际上堕落到与托派和右派结盟的地步。中国代表团中多数人(斯特拉霍夫、邓中夏、余飞)领导了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活动。

至于中国代表团个别成员同情托派的嫌疑,并未得到证实,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代表团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充分的思想斗争,而是采取自己的方式与托派争夺在中国学生中的优势地位,调和主义地对待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在争夺对中大影响时利用托派的企图。

政治委员会完全不否认学校领导和支部局对中大工作被破坏到现在这种地步负有很大责任,同时指出中国代表团对此事也有相应的责任。代表团对派别活动的实际支持、接近代表团多数人的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无原则斗争、代表团成员的某些政治错误(如在富农问题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决定后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不够明确——这些都助长了托派扩大其在学生中的影响和瓦解学校的活动。

中国代表团的上述错误破坏了它在广大中国学生中的威望,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中央有效地同中大内的托派和无原则小集团作斗争增加了困难。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处理中大内派别斗争时的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对其代表团成员作必要的更新,新的代表团组成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15]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关于代表团成员进行商定的结果是,瞿秋白、邓中夏、余飞三人均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瞿秋白牺牲前在《多余的话》中这样看待这段历史:“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俸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16]

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也成为了他的一项重要罪名。○

参考文献:

[1]《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9年4月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第56-58页。

[2][3][5][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第726页、第745页、第843、844、850、851-852、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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