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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宋任穷的红土情缘

刘 津


宋任穷,原名宋韵琴,又名宋绍梧,1909年7月11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石垅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夏,宋任穷参加了团组织,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宋任穷随部队进入江西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又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斗争。自此,宋任穷便与江西这块红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充当革命信使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新右派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为吞食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相继叛变革命,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内政治形势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败。为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新改组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断然决定,将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结,准备举行起义。当时浏阳工农义勇队也奉调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已参加义勇队的宋韵琴随部队行动。

部队急速向南昌进发,但由于路途较远,当行至永修县涂家埠车站附近逼近南昌时,当地的地下党送来情报,告知南昌起义已经举行,起义部队已主动撤离南昌南下,要义勇队自行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为此,义勇队遂向奉新、上高方向撤离。当部队转移至湘赣边界的铜鼓县时,军饷已所剩无几,加上连日行军,人员疲惫,亟需休整。而此时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急于组建自己的地方部队,对义勇队这样一支现成的军队垂涎三尺,因此主动联系义勇队,接洽收编部队事宜。为解决义勇队的钱粮供给,缓解燃眉之急,团党委(即随军行动的中共浏阳县委)决定利用他们的这一企图,原则上同意将部队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独立旅的一个团,但条件是部队听编不听调,暂驻铜鼓,可以就地筹饷和补充武器。在铜鼓整训期间,宋韵琴调任团部文书。这时,中共江西省委也得知了这支部队的存在,想派人到铜鼓与义勇队联系,要求他们派人到南昌同省委联系。派谁去呢?团党委组织委员张启龙思忖良久。突然,一个年轻又不失机智与沉稳的面庞浮现在他的脑海。“对,派宋韵琴去。”为什么张启龙对宋韵琴如此充满信心?原来,年仅18岁的宋韵琴不仅是中共党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且在参加义勇队之前还有过一段机智脱险的经历。在“马日事变”发生后,湖南反动势力一时极为猖獗,革命队伍中反水叛变事件时有发生。当时浏阳冲和区自卫队的10余名队员也叛变了革命,并扣押了留在区里坚持工作的宋韵琴。此时的宋韵琴身上还揣着全区党团员的花名册,一旦落入敌手,后果将不堪设想。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宋韵琴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他深知这份花名册的重要性。面对叛徒的贪婪无耻,宋韵琴假意顺从,四处筹钱麻痹敌人。敌人得到钱后也放松了对他的看守。到了深夜,他趁敌人困乏之际利用蚊帐作掩护,在床上用自己的尿把花名册弄湿、揉碎,然后假装小便把揉碎的纸屑扔进尿桶。机密保住了,宋韵琴长舒了一口气。次日,宋韵琴趁敌不备猛地跑出房间,冲到山下,从而脱离了险境。想到年轻的宋韵琴能如此老到地处理问题,张启龙最终决定派宋韵琴前往南昌。同时,他交代宋韵琴:完成任务后即刻返回,如果部队不在铜鼓,可向莲花一带寻找。

9月9日,宋韵琴同交通员抵达南昌后,旋即前往省委地下联络点。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南昌,几乎每天都有共产党员被杀,省委联络点也已经搬迁,二人无法与省委取得联络。在遍寻无果的情况下,同行的交通员几乎丧失了寻找的信心。宋韵琴却毫不气馁,虽然从未到过大城市,但为了完成任务,他让交通员在旅社休息,自己则每天到联络点附近转悠,希望能够有所收获,然而在随后两天的寻找中依然没有任何进展。就在宋韵琴也觉得希望渺茫之际,他忽然瞥见一个身着长衫的光头中年男子,觉得十分眼熟,似乎是从前的湖南革命同志。几经试探与接触,两位共产党员终于秘密接上了头,原来此人是由湖南调到江西工作的省委委员刘士奇。经刘士奇安排,宋韵琴终于见到了省委书记汪泽楷。他随即向汪泽楷汇报情况并请求指示。汪泽楷指示宋韵琴立即返回,并带上一封用药水写的密信交给前方部队的党委。他对宋韵琴说:“你们在莲花厅(今莲花县)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由于密信是用药水写成的,没经过处理前就像一张白纸,用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为了保证密信的安全,年轻的宋韵琴多了一个心眼,他立即上街买了一沓与密信质地相同的纸张,然后把密信混夹其中,加以伪装。临行前,省委交给宋韵琴100块银洋作路费。从未见过如此多钱的宋韵琴既紧张又担心,只肯要二三十块。省委的同志考虑到他此行路途遥远且日程难以确定,要求他至少带80块,但宋韵琴最后只带了60块银洋上路。当行至距铜鼓县城几十里处时,宋韵琴得知部队已经离开铜鼓,便按部队当时的指示往莲花方向追寻。9月26日上午,宋韵琴在莲花县陈家坊一带追上部队。返回部队后,宋韵琴得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部已经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参加了由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现在部队正在转移行进中。宋韵琴知道,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将江西省委的密信交到前委书记毛泽东手中。


参谋处长陈明义与参谋何长工听说宋韵琴带来了江西省委的指示信,便立即带他到师部驻地莲花宾兴馆,面见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馆,宋韵琴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他简要汇报了南昌之行的基本情况,并把江西省委的密信呈交毛泽东。最后,宋韵琴又将江西省委给他的剩余的路费共四十几块银元包括铜板,一个不留地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望着宋韵琴,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一路辛苦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团部好好休息吧。”随后,毛泽东在宾兴馆召开了前委会议,通报江西省委密信的内容,研究下一步的进军方向。

井冈烽火岁月

9月27日,部队离开莲花前往永新,29日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部队到达宁冈古城,并在这里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进行团结和改造事宜。

经过三湾改编,起义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设一、三两个营。同时,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官兵平等,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班排有党小组,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为新型军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改编后,宋韵琴被派到第三营七连当文书。1928年1月,宋韵琴参加了攻打遂川的战斗。宋韵琴的表现深得营长伍中豪的赏识。伍中豪是黄埔四期的学员,是一位儒将,不仅能打仗,而且爱好喝酒作诗。攻打遂川后的那个春节,伍中豪边喝酒边与宋韵琴聊天。他说,宋韵琴这个名字不好,像个女人的名字,改了吧!宋韵琴告诉伍中豪,其实在他首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也跟他谈过名字的事情。当时毛泽东说,你的这个名字挺雅致的,家里应该是书香门第吧?不过这个名字一般人听不懂,也不太好写。伍中豪听后便在口中念着:宋韵琴,宋韵琴,宋任穷。念到此时他突然停住了,对宋韵琴说:你就改叫宋任穷吧,这既与宋韵琴谐音,又含有任重道远之意。于是宋韵琴从此更名为宋任穷。不久,宋任穷调到营部任文书兼营部党小组长,并随部队参加了攻打宁冈新城和茶陵的战斗。


在工农革命军初到井冈山时,毛泽东便十分注重加强对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部队的改造。他多次与袁、王二人谈心,向他们详细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应袁、王的请求,毛泽东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他们所在的部队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以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养。宋任穷就是在这时被派到袁、王部队的。临行前,毛泽东找宋任穷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到袁、王部队后,一定要团结好干部战士,要在团结的基础上开展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改造好部队。最后,毛泽东特别叮嘱大家:“给山大王当党代表,当连、排长,不要想不通,这是革命的需要。”1928年2月,袁、王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4月,朱毛红军在宁冈龙市会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成立,第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红四军的主力之一。宋任穷在第三十二团积极开展工作,起初担任该团宣传科干事,后又相继任第二、第四连党代表和营党委干事。在那里,宋任穷帮助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提高战士文化水平,并积极培养和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入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毛泽东十分欣赏和信任宋任穷。在宋任穷任王佐营党委干事时,中共六大的决议通过秘密交通员送到了井冈山。为了保密,决议写在很薄很窄的竹纸上,需要誊抄。这个任务就是由宋任穷完成的。宋任穷负责誊清并送毛泽东阅,毛泽东阅后再交由他人刻蜡板油印,在一定范围内传达。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到达井冈山。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革命力量,但也引起了国民党军的高度恐慌。1929年1月,蒋介石严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近3万国民党军分五路向井冈山扑来,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危机面前,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路村主持召开了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外线作战引开敌军。井冈山则由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负责坚守。面对敌人重兵压境,彭德怀坦然接受了守山的重任。宋任穷得知他所在的第三十二团要与红五军一起留守井冈山时,就立即赶往毛泽东处要求随主力部队下山。起初,毛泽东答应了他的这一请求,但后来随着要求与主力部队一起下山的同志越来越多时,毛泽东就要宋任穷留在山上,协助彭德怀、王佐部队完成守山任务。

这年的冬天,井冈山连下了40多天的雪,天气非常寒冷。1月26日,湘、赣两省国民党军2万多人从四面进攻井冈山,当时山上红军仅1000多人,敌我双方兵力相差悬殊。面对敌人凶狠的进攻,英勇的红军战士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一次次地击退了敌人。敌人见硬攻不行,便采取收买政策,以图暗中突破。敌人以200块银洋为诱,收买了痞子陈开恩带路,从山中绕道到黄洋界哨口后方。在敌人的两面夹击下,哨口红军腹背受敌,无力支撑,黄洋界哨口失守。随后,其他哨口也逐一沦陷。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和战事的不断恶化,要保存革命队伍的实力,最好的选择就是主动撤离井冈山。基于这种认识,彭德怀、滕代远决定率部队主动撤离。为保证主力的安全撤离,彭德怀决定抽调湖南籍战士临时组建红五军“特务连”,担当后卫职责,并指定康健和宋任穷二人负责。这是一次艰难的撤退。当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为避开敌军主力,红军选择了一条小路撤退。这条小路山坡陡峭,行走艰难,遇到独木桥时,马过不去,只得忍痛丢弃。当部队撤到遂川大汾时,遭到敌人伏击。特务连的战士们全力为主力撤退作好掩护。经过一番战斗,前方主力部队顺利撤离了,但医院、后方留守处和特务连就此被阻隔下来。前方部队走后,留下的脚印很快被大雪覆盖了。对此,宋任穷在回忆这段往事的录音中提到:“这时我们知道大部队就在那个方向的四十里之外了,大部队已安全了。”是啊,主力已经走远了,安全了,可宋任穷和特务连却更加凶险了。

苦难砥砺意志

与主力部队失散后,宋任穷、康健所率领的特务连余部很快被敌人打散,只剩下宋任穷、康健和一位司务长突出了敌人的包围,继续寻找部队。一天黎明,天刚蒙蒙亮,宋任穷等三人暂时躲藏的村庄里突然传来一阵狗叫声。宋任穷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敌人来了,于是三人翻身起床,破门而出。宋任穷一口气跑到山上,摆脱了敌人。站在山上,环顾四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孤身一人,心中不免生出一阵凄凉和担忧。恰在此时,前面的山沟里升起一缕青烟。茫然中宋任穷悄悄地摸到跟前,却发现是康健正在围火取暖。宋任穷喜出望外,奔将过去。为避免被敌人发觉,他赶紧让康健把火熄灭。此时二人都已疲惫不堪,但坚定的革命意志却始终支撑着他们。白天二人在寒冷与饥饿中趔趄前行,到了晚上就靠在一起互相取暖,以烘干自己被雨雪淋湿的衣裳。几天下来,康健的脚因冻伤发炎而肿得无法行走,宋任穷只有背着他继续前行。就在二人都筋疲力尽之时,一位老乡安置他们住了一个星期。经过休整,康健的脚伤有所好转,二人又重新上路了。临行前,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他们向主人讨要了几样行乞工具:棍子、篮子、碗。这样,他们沿途行乞,继续寻找部队。当行至赣州时,又一场灾难袭来,康健的肺病严重发作。如何筹钱为康健治病,宋任穷绞尽了脑汁。恰巧,这时有人招摇橹的劳力,说是从赣州摇到峡江,闲时管饭,涨水摇橹时发工钱。有饭吃还能赚钱治病,这对身处困境的他们好似救命稻草一般。于是二人赶紧报了名。待到了峡江,领得七八块现洋的工钱,宋任穷立即上岸问医抓药,为康健治病。宋任穷每天为康健做饭熬药,打算待康健病好后再一道去寻找组织。可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康健的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日趋严重,没几天就病故了。宋任穷悲痛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他埋葬好战友,重新拿起了乞讨工具,独自一人继续着那苦难的历程。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依然没有找到党组织和部队的宋任穷,决定先折回家中,待探听到准确消息后再作打算。当他一路乞讨回到家中后,却得知母亲和二哥均已亡故,大哥也被敌人杀害。宋任穷站在家门口,欲哭无泪。但窘迫的境地不仅没有击垮他,反而进一步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宋任穷在自己家里和亲戚家辗转躲藏了一段日子。这段时间,早日重返党组织怀抱的渴望使他夜不能寐。为了找到党组织,他又重新上路了。当走到醴陵时,他偶然看见国民党军在街头招募士兵。苦寻红军无果的宋任穷突然灵机一动:参加国民党军队,一旦他们与红军打仗,那么我不就可以找到党和部队吗?想到此,他便化名为宋固参加了国民党军。果然不出他所料,这支国民党军不久便开拔到江西新淦县(今吉安新干县)打“共匪”。在途中,宋任穷在一些地方接连看到署名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的红军标语。此时的宋任穷心中百感交集,激动万分。党和部队就在眼前,马上就可以回到党的怀抱,回想起以前所受的不堪遭遇,一股豪气从宋任穷心中油然升起,他急切地盼望着早点回到红军队伍,同那些老战友们并肩作战。不久,战斗打响了。宋任穷瞅准时机,对身边的国民党兵进行策反。宋任穷告诉他们自己在红军里有熟人,如果跟他去投降可以保证生命无虞,红军是优待俘虏的。在宋任穷的宣传鼓动下,十几个国民党兵便一起跟着他向红军投降。恰巧受降部队是宋任穷曾工作过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在那里,宋任穷一眼就瞅见了自己的老战友高自立。这时,宋任穷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大声地叫喊道:“高自立!”

“你是哪一个?”高自立见一个身着国民党军军装的人突然喊他,感觉十分突兀,一下子没认出他来。

“我是宋任穷。”

“老兄,你这是怎么搞的?”高自立这才认清站在自己面前的是宋任穷,顿时十分惊讶。

“我是带人来交枪来了。”随后,宋任穷把自己的遭遇以及如何寻找部队,之后又为什么当国民党兵的情况向高自立一一作了解释。听完宋任穷的述说,高自立兴奋地把他带到七支队。七支队是由宋任穷以前工作过的七连改编的,原连长周昆任大队长,欧阳健任政治委员。老战友重逢,大家感慨万分。是夜无眠,三人彻夜长谈。宋任穷向他们倾述了与部队失散后自己的苦难遭遇,他们则给宋任穷讲了古田会议的精神。

为了加强俘虏改造工作,战斗结束的第二天,部队召开俘虏兵大会,朱德军长在大会上作讲话,宋任穷作为俘虏兵代表发言。通过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许多俘虏兵自愿参加了红军。次日,宋任穷被送至纵队政治部,接受政治审查。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孙开础、邓华、谭政等人。张际春、罗瑞卿听说宋任穷的事后,也纷纷前来看望。宋任穷又一次把失散后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并由纵队政治部进行审查。审查期间,党组织让宋任穷先开始工作,到宣传科当干事。不久,宣传科长谭政调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组织决定暂由宋任穷代任科长。经过一个多月的严格审查,党组织宣布正式恢复宋任穷的党籍,分配他到第三纵队九支队二十五大队任政治委员。


1930年攻打吉安后,宋任穷调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一O四团政治委员,团长粟裕;之后又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一三O团政治委员,团长刘振亚。这期间,宋任穷先后参加了攻打长沙、吉安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1年底,宋任穷升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八师政治委员。1932年,宋任穷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受“左”倾路线的排挤,宋任穷所任红五军团整编后的第十三师政治委员职务被撤销,调任红五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长。3月,宋任穷奉调到瑞金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前夕,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4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成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干部团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行动,由叶剑英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警卫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干部团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共1000多人。由此,宋任穷参加长征,离开了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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