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始末

霞 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神圣的。人们用各种方式歌颂国旗,国旗也激励着亿万人民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让我们来回顾国旗诞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也曾创制并使用过国旗

人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党旗是带有镰刀斧头图案的红旗。中国共产党长期使用着这面旗帜。但人们可能不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也曾创制并使用过国旗。这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既然建立了共和国,就需要有国旗。当时,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大体上是仿照苏联创建的。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也是仿照苏联国旗设计的。其基本样式是:旗面为全红色,在左上方有一颗黄色或白色的五角星,五角星右下角相邻的是黄色或白色的镰刀斧头图案。但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迫切任务是打仗,保卫并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从中央苏区主要领导人到一般战士都没有十分认真考虑国旗的完善问题,认为只要与国民党旗帜相区别,与苏联国旗接近就行了。因此,各根据地使用的国旗的样式并不统一,制作也较为粗糙。从现在发现的当年有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的历史资料来看,有的把五角星置于旗面的左上方,有的把图案放在旗面的正中央;有的镰刀斧头为白色,有的则为黄色;还有的中间是一颗大五角星,五角星中绘有镰刀斧头图案。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属的各省政府,一般是由自己制作国旗,制作样式大体统一,又有所区别。各地在制作国旗时,都在旗杆宽边上写上本级政府的名称,旗面也略有差别。苏维埃国旗在许多场合也作为红军的军旗和游击队等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的旗帜来用。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一直使用到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于这一年的9月22日取消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此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使用军旗。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用来替换国民党“总统府”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酝酿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一些人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新中国国旗理应考虑沿用其基本样式。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样式也应该在新中国国旗考虑之列。

这些意见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历史是发展的,包括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新中国国旗沿用苏维埃国旗或八一军旗均不妥当,理由是:苏维埃国旗大体仿照苏联模式,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沿用苏维埃国旗显然不合适;八一军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旗帜,用军旗作为国旗也不适当。因此,中央没有采纳这一意见。


1949年,毛泽东住进了北平近郊香山别墅,着手筹建新中国,也同时考虑新中国国旗问题。他认为,新中国国旗应当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不能简单化。不久,在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时,新中国国旗设计问题也作为筹建新中国的重大议题提交给了全国政协代表,请他们在开会之前认真予以考虑。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该会所担负的筹备任务,就包括制定新中国国旗。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委会做出决定,在常委会之下设立6个工作小组,其中第六工作小组的任务就包括研究草拟国旗的方案。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澜、郭沫若、陈嘉庚、马寅初、蔡畅、李立三、张奚若、廖承志、田汉、郑振铎、欧阳予倩、翦伯赞、钱三强、沈雁冰,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一个专门研究新中国国旗的组织就这样产生了。

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第六小组立即着手研究拟定国旗方案。7月,第六小组开会研究此事,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拟定国旗方案是件大事,一定要向全国人民征集设计方案。于是,第六小组拟出了一个向全国征集国旗的启事,还决定成立国旗评选委员会。除由部分小组成员参加外,特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等专家为国旗图案初选委员会顾问。

第六小组的启事和评选小组成员,经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常委会同意后,即登报向全国公示。1949年7月和8月,新政协会议筹备会通过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先后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大报纸上连续刊登。启事声明,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截止日期是1949年8月20日。新政协会议筹备会向全国征求国旗图案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也传到了海外。


全国人民参与设计国旗

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发出后,全国各族人民纷纷参与设计国旗。

在石景山钢铁厂,许多工人在劳动之余着手设计国旗。他们用粗壮的手,在一张张纸上反复描绘草图,又用各种颜色涂画,之后反复对比修改。他们绘制的图案虽然粗糙,但表现了工人阶级对党、对即将建立的人民政权的热爱。

许多农民也参与了国旗的设计,特别是一些革命老区的农民,他们把自己珍藏的战争年代保留下来的人民军队旗帜拿出来,参考着绘制新中国国旗图案,并通过村、乡、区把这些图案逐级上交,最后交到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他们以这些行动,表现出对新中国的热爱。

解放军战士参与国旗设计的人更多。当时,南方战事正紧,许多战士就在阵地上、战壕里和枪炮声中讨论和设计应征国旗图案。

海外侨胞也积极参与新中国国旗的设计。分散居住于各国的侨胞设计的国旗图案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以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设计出一个个精美的国旗图案。他们还相互通信,交流设计思路。他们将设计的国旗图案和说明图案的信件,从世界各国寄到新政协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

值得一提的是,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也亲自参与国旗图案的设计,朱德、郭沫若、陈嘉庚就分别按照自己的思路设计了新中国国旗图案。

参与国旗图案设计活动的人员十分广泛,第六小组接收到的应征国旗图案数量也十分巨大。截至1949年8月20日,全国政协第六小组总计收到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此后,仍然有许多设计图案陆续寄来。

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从应征图案中进行严格挑选。这是一件非常严肃也非常费心思的工作。周恩来在百忙中参与了这项工作,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亲自参加审查和挑选应征图案。他还要求相关机构在北京饭店413号会客室设立了一个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应征国旗图案陈列出来,供中央领导同志、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仔细观看、评比和选阅。


专家的三点意见和四类国旗初稿

由于应征国旗图案数量众多、形式不同、各具特色,评选工作费了很大功夫。周恩来提议并经与第六小组成员商量后,决定先确定原则性意见,把符合这些原则性意见的国旗设计方案列出来,再作进一步评选。

确定原则性意见也很不容易。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第六小组经过反复商量,又征求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著名民主人士和参加选阅的专家的意见,最后提出了入选国旗应征范围的三条原则性意见:一是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是要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要庄严简洁,形式为长方形,长宽三与二之比。

按照这三条原则意见,经过认真对比和严格筛选,大家从2992幅应征图案中选出了一部分设计图案。接着,周恩来与马叙伦、叶剑英、沈雁冰等商量,决定将初选入围的方案按照设计思路进行分类,每类还要阐明设计理由并形成文字。经过这一步,国旗图案初步分为四类:第一类,旗面为红色,图案为五角星和交叉的镰刀斧头,基本样式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旗。设计理由很简明,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镰刀斧头象征工农联盟的政权;第二类,旗面为红色,图案为五角星和嘉禾(麦穗和稻穗)齿轮。这样设计,参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的样式;第三类,以蓝、白二色或红、蓝、白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旗面左上角或中央布置有五角星或镰刀斧头或嘉禾齿轮。这种设计方案,既参考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国旗图案,又适当加进了一些红色政权的元素;第四类,旗面的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三色构成,配以红色或黄色五角星。这样设计,吸纳西方国家旗帜的元素更多一些。


对于这四类方案,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第一类方案,有的同志认为,这样设计很好,构图立意好,有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权从瑞金到北京的一脉相承寓意;有的则认为,这样设计,给人一种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况且,新中国毕竟与苏维埃共和国不同了。对于第二类方案,有的同志认为,这种设计参考了原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的图案,很好;有的同志则认为,这类构图画面过于复杂化,不符合国旗式样应简洁、易制作的要求。对于第三类方案,有的同志认为,这样设计好,参杂进了红色政权的图案元素;有的同志则认为,这类图案一半模仿美国国旗,又有一半模仿苏联国旗,不宜采用。对于第四类设计方案,有的同志认为,这样设计,有现代国家意识;有的同志则认为,这类图案显得支离破碎,不宜采用。

对于这四类设计方案都有不同意见,并且意见难以统一,而国旗设计日程很紧,怎么办?马叙伦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提议,再增加一条标准,使入选范围进一步缩小。马叙伦同意这一意见。他和叶剑英、沈雁冰商量后,在1949年9月22日拟定了第六小组向政协会议主席团提出的评选国旗方案设计征稿的报告,这个报告把原来的三条原则意见扩大为四条,新增加的一条意见是:国旗图案的色彩要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但一定要以红色为主。

入围征稿的共同点

尽管又增加了一条原则意见,但入围的征稿仍然很多,每个征稿都有优点和不足,对于这些征稿的看法也各有不同,意见一时难以统一。

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前往北京饭店再次仔细观看了入围的征稿。他看后提示马叙伦:这些入围的征稿中有什么共同点?一句话点醒了马叙伦。马叙伦和其他评选委员们经过认真观看、比对后发现,无论是入围的还是没有入围的征稿,尽管形式、颜色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五角星。经过进一步分析,大家认定这是带有必然性的。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起到现在一直有五角星的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帽徽上就是一颗红色五角星。这说明,五角星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它作为新中国的标志可谓众望所归。新中国国旗上有五角星是必然的,也是设计新中国国旗的关键点。

多数政协委员曾经瞩目带杠的设计稿

按照四条原则意见和后来发现的都有五角星的共同点来挑选设计方案,入选范围又缩小了许多。再经过反复比对和挑选,大家最后决定将38幅设计图案提交政协委员讨论。而在提出38幅图案时,大多数人倾向于“复字第一号”图案。

“复字第一号”图案,也有三种样式。三种样式总体相同,都是红色,左上角有一颗大五角星,下边带一条杠。其不同点就在下边的杠上,一种是带一条杠,即在旗面下边三分之一处加一条杠,一种是加两条杠,另一种是加三条杠。说明中的共同点是:红色象征革命,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对于三种样式的不同解释是:加一条杠,代表黄河;加两条杠,代表黄河和长江;加三条杠,代表黄河、长江和珠江。

对于选择带一条杠、两条杠还是三条杠的方案,评选委员们有不同意见。但总的来说,国旗方案大体意见到现在已基本统一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都十分高兴。于是,决定把这大体统一的三种设计样式拿到政协委员中去征求意见。

敢于坚持自己意见的张治中

9月23日,政协委员分成11个组讨论国旗方案。如同评选委员们有不同意见一样,政协委员们也对加一条、两条还是三条杠有不同意见,但对于国旗加杠则表示赞成,唯独张治中发言反对。他提出的理由是:在这一片鲜红的国土上,无论是划一条横杠、两条横杠还是三条横杠,都会给人一种国土被割裂的不愉快感受,最好把横杠去掉,让祖国大地一片鲜红。

张治中的意见遭到了绝大多数政协委员的反对,这使张治中十分孤立。张治中只是感到带杠的图案不好,但也提不出更好的意见,而对于有的政协委员提出的理由又说不出否定的意见。这些政协委员说,如果划掉横杠,整个旗面是有整体感了,但仅剩下一个大五角星,显得过于单调,中国的历史、地理特征也体现不出来。张治中更知道,毛泽东是倾向于带一条杠的,只是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


这时已经是1949年9月下旬,离开国大典预定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政协会议决定把这个国旗图案拿到全体会议上表决。张治中也知道这种情况,但他总是觉得这个国旗图案不妥当,总想找机会向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意见。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毛泽东和朱德宴请程潜、张治中、傅作义等26名国民党军起义将领,周恩来、陈毅等作陪。宴会气氛非常好,毛泽东也非常高兴。他不能喝酒,席间却几次举杯提议为国民党起义将军们立下的卓著功勋干杯。张治中也非常高兴,在这种气氛下,他决定把自己对国旗的看法直接向毛泽东提出。

根据张治中回忆录的记载,那天,张治中挨着毛泽东坐下后,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同意哪一种国旗图案?”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你的意见呢?”张治中则直接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说:“我反对这个黄河图案,红色国旗代表着国家和革命,中间这一杠,不就变成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一根棍子,像《西游记》里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听张治中这样讲,也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说的意见,这倒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很主张采用这一图案,并且列举了很多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研究,你看行吗?”

话说到此,张治中感到浑身轻松。

最后确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意见后,虽然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但现有的国旗图案没有比这个图案更好的了,开国大典在即,他也不好在此时否定这个国旗图案。

就在这个时候,第六小组收到了一个以五颗五角星组成的国旗设计图案。这个图案立即引起了第六小组成员和评选专家们的注意和重视。

这个图案,以红色为底色,上有五颗黄色的五角星,一颗大五角星,周围有四颗小五角星。第六小组立即把这个图案编为“复字第32号”图案,送给有关领导人审看。

周恩来看后立即表示,这个图案好。他说,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寓意鲜明深刻。这红旗象征着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大地;这一颗大的五角星和四颗小五角星,象征着中国各民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但周恩来并没有武断表态,而是用征询意见的口气问马叙伦等:你们认为怎样?马叙伦等拿到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中征求意见时,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图案比黄河的那幅寓意深刻、全面得多,也很美观大方。总之,大家都认为这个图案比原来基本拟定的图案要好。

但是,为了使国旗方案更好一些,第六小组决定把已经征集到的3012件图案中入围的38幅全部编辑成册,拿到政协委员中征求意见。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编辑了题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的小册子,发给全体政协委员讨论、评选。在此过程中,许多政协委员不约而同地认同五星红旗图案,认为设计美丽大方,寓意也好。《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自然也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认真看了每个图案后,对五星红旗图案也比较满意。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厅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人士对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的意见。会议特别邀请了郭沫若、沈雁冰、马叙伦、徐悲鸿、洪深、艾青、梁思成、张治中等40多人参加。会前,张治中觉得绝大多数人已经赞成带杠的图案,国旗方案已大体确定,这次会议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自己一个人的意见不会受到重视。没有想到,会议情况出乎自己的预料。一开始,工作人员就发给他一份《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这表明,国旗图案还没有最后确定。会上,毛泽东手拿《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先向大家说明国旗“复字第1号”即带一条杠的构图情况。他说,对于这个黄河图案,委员们多数赞成,反对的是少数,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全体一致通过的才好。接着,他把手中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翻到编号为“复字第32号”的五星红旗图案,并亮给大家看,对大家说:“大家看看第32图。这是一幅五星红旗,表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然后用询问的口气说:“这个怎么样?”大家一致表示,这个图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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