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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1925—1933)宗旨与刊物性质转变初探

赵 文

[摘 要] 《生活》周刊是主要由邹韬奋主持的民国时期的一份著名杂志,经历了从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到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再到时事政治周刊的发展转变,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杂志之一。刊物适应社会需要,始终立足民众立场,真诚为读者服务,勇于创新,紧跟时代前进。

[关键词] 《生活》周刊 宗旨 刊物性质 转变

《生活》周刊1925年10月11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于上海,1933年12月16日被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对于《生活》周刊,目前学界研究的还不多,对其宗旨和性质亦存在不少误解。本文将根据史实,初步厘清、阐明《生活》周刊宗旨与性质发展转变的过程及原因。

一、《生活》周刊作为机关刊创办的背景和经过

有关《生活》周刊创办的背景和经过,邹韬奋在其著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当时职教社原有一种月刊叫做《教育与职业》,专发表或讨论关于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但是该社同人觉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时间上相隔得比较的久一些,只宜发表理论或有系统的长篇事实;为传布职业教育的消息起见,有创办一种周刊的必要:这是最初创办《生活》周刊的意旨。”[1]“主笔原来应该由编辑股主任担任,但因为我太忙了,所以公推新由美国学成回国的王志莘先生担任,文章由职教社同人帮忙,发行的事情由当时还在职教社做练习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2]

由上可见,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生活》周刊的初衷,确实是要将其作为机关刊,用来宣传职业教育、发布职教信息的。但在实际创办时,《生活》周刊的宗旨却受了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影响。20年代中期,为了走出职教事业发展的困境,黄炎培提出,“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需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3]这些主张就是所谓“大职业教育主义”。在其指导下,实际创办后的《生活》宗旨主要是“促使人们关心各类社会现实生活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为实施职业教育的依据。”[4]

黄炎培在《生活》周刊《创刊词》中揭示刊物的宗旨时写道:“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求生活不得,是一大问题;不满足于其生活,亦是一大问题。物质上不满足,而生活穷困,穷困之极,乃至冻饿以死,今既时见之矣。精神上不满足,而生活愁闷,愁闷之极,乃至自杀,今又时闻之矣。……吾鉴夫此问题意味之日益严重,与其范围之日益广大也,欲使有耳,耳此,有目,目此,有口,口此:合力以谋此问题之渐解,作《生活》。”而《生活》周刊一卷2期“编辑者言”说明该刊编辑旨趣为:“同人信生活是受环境支配的。欲解决生活问题,须先研究已存立社会的生活,所以本刊愿揭出社会上困苦和快乐的生活实况。同人信生活是循一定方向进行的。欲希望生活进行的顺利,须先研究人类生活之目的,所以本刊愿揭出人类生活正当的途径。同人信生活可以用人力去改换的。欲改善生活,须先研究应当致力之点,所以本刊愿揭出改善人类生活的方法。”

不过,虽然创刊后的《生活》决定以探讨和解决社会生活问题为主旨,但从何处着手参与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以怎样的方式促进社会改良?刊物的读者定位、未来发展方向如何?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创刊之初并未得到明确,也未能很好地加以解决。加之,《生活》的创办者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一个民间教育团体,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工商及社会各界的捐助,对于《生活》的资助与扶持有限。因此,第一卷时期的《生活》,发展较为艰难,刊物销路不畅,影响不大,只能勉力维持、支撑。邹韬奋回忆说,“当我接办的时候,它的每期印数约有二千八百份左右,赠送的居多”[5]。那时的《生活》还是个“怪可怜似的”“零仃孤苦的孩子”[6]。

二、邹韬奋主持下的《生活》周刊转变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

1926年第二卷起,邹韬奋开始接办《生活》周刊。为了落实“大职业教育主义”指导下的办刊宗旨,“研究社会生活及经济之状况。以为职业教育设施之根据。并指导青年从事正当生活之途径”[7]。在他的主持下,刊物逐步由职教社机关刊转变成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周刊,成为一份“名副其实”探讨和研究“生活问题”的杂志。

1927年3月27日,《生活》二卷21期刊载邹韬奋《民众与本刊——本刊动机的重要说明》一文。文章指出,《生活》的主要读者和服务对象是“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并明确宣布,“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今后仍本此旨,努力进行……容纳民众之意见,使本刊对于民众有相当的贡献”。1927年8月8日,邹韬奋在为《<生活>第一卷汇刊》撰写的弁言中揭示《生活》旨趣为:“本刊期以生动的文字,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建议改进生活途径的方法,同时注意提醒关于人生修养及安慰之种种要点,俾人人得到丰富而愉快的生活,由此养成健全的社会。”1929年年初,邹韬奋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确定为《生活》周刊的宗旨。[8]从1929年12月1日《生活》五卷1期起,这个宗旨被印在了杂志的刊头上。

为满足市民大众的日常生活需要和文化心理需求,邹韬奋接办《生活》后,锐意革新,注重刊物的市民性、通俗性、趣味性,力求以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其交流沟通。刊物新增、新辟了不少新内容、新栏目,如根据读者要求开设了“读者信箱”,新增“国外生活概况”“小新闻”“小言论”等栏目,还从二卷12期起使用照片、插图、漫画等以增加刊物的趣味性……这就是邹韬奋后来所说的,“我接办之后,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和‘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讨论读者所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制方式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目,也很注意。所谓‘有趣味有价值,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注重的一个标语”[9]。

从第二卷起,《生活》的旨趣已逐渐指向城市平民的日常社会生活。刊物的具体内容从职业生活扩展到家庭社会生活,从国内生活扩展到国外生活,从职业生活、职业修养扩展到人格修养、社会家庭生活的指导与改良。这样,从个人角度出发,切入城市平民求学、择业、婚恋等具体生活问题,并进行适当的讨论、引导,使《生活》反映生活,改造生活,进而改良社会的努力落在了实处。《生活》由此稳步地由职教社机关刊向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过渡。

第三卷《生活》继续谋求市民大众的生活改进,以社会改造为己任,关注、探讨和解决的生活问题更加集中于恋爱婚姻、大家庭的改造和移风易俗等方面。在语言文字上更加通俗化。三卷中几乎已无文言文章,诗歌也以新诗、白话诗为主。第三卷《生活》结束时,周刊每期发行已从2万份增至4万份。每日收到读者来信商榷各种问题的,平均总在四五十封以上。[10]这些情况说明,《生活》第三卷已初步完成了由职教杂志向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的转型。

第四卷《生活》进一步明确了刊物都市文化生活周刊的定位,严格遵循“由协助个人而促进社会的改进”的办刊宗旨,刊物栏目更加丰富,内容也更为生动活泼。新的栏目内容有“世界上的破天荒”“时论粹语”“介绍好读物”“健而美”等。其中“健而美”栏目图文并茂,吸引了不少青年读者。本卷国外通讯大幅增加,海外特约通讯记者李公朴、徐玉文、凌其翰、程沧波等为《生活》撰写了大量“有价值有趣味”的海外见闻。“读者信箱”中读者征询、探讨生活问题的来信激增,至1929年6月每日达100多封。[11]《生活》在为读者真诚的服务中真正地融入了生活,融入了社会实际。此时的《生活》更富趣味性、通俗性,同时雅俗共赏,宗旨纯正,颇为读者称道。读者刘俊生评价说:“国内刊物,非失之庄,即失之陋。庄则枯索乏味,陋则鄙邪诲淫,有损道德。未有能如贵刊者,其发展普及,自意中事也。”[12]严砺平也称赞所:“贵刊宗旨高尚,笔墨洁净,对于恶习惯极尽诤言,描写社会消息,毫不轻薄,字里行间,常含有一种君子的态度,真不愧为有趣味有价值的周刊。”[13]显然,第四卷《生活》已被市民大众广为接纳与认可,成功地转变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

三、《生活》最终演变成为一份著名的进步时政杂志

成功转型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后,《生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五卷起,《生活》改版为本子样式,篇幅增加至每册20页。刊物销数达8万份,广告客户及收入激增。[14]在强手如林的上海报界,《生活》周刊已从一份貌不惊人的四开小报,发展成为一份享誉海内外的都市文化生活杂志,销量位于上海杂志第一位。[15]也正是在此时,《生活》的宗旨内容与刊物性质又开始了新的转变。

《生活》五卷40期《脑际中所亟谋解决者》一文称,“本刊内容的最近趋势既注意于时事或现代社会问题的评论……无论对于任何事实,要根据理性作分析的批评,俾国人养成对任何问题均具有分析研究的态度,辨别是非的能力,并时附积极方面的建议,以供国人参考”[16]。1930年12月13日《生活》六卷1期《我们的立场》一文进一步明确,刊物“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

促使《生活》再次发生转变的原因何在?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邹韬奋主持下的《生活》周刊,从他接手起就坚定地立足于民众立场,坚信“真有生命力的刊物,和当前时代的进步运动是不能脱节的”[17]。始终用“敏锐的眼光,和深切的注意,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粮食”[18],并据此来不断调整自己的办刊宗旨和期刊定位。

邹韬奋接手《生活》伊始,北伐战争刚开始不久。对此,他曾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藉此能够统一,结束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然而,随后的现实让他失望了。国民党当权以后,党国要人们一样地争权夺利、祸国殃民。中国依旧贫穷落后,人民照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情的现实迫使邹韬奋反思“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办刊宗旨。

邹韬奋的挚友毕云程在《邹韬奋先生五周年祭》中回忆说:“问题渐渐严重起来了,因为当时政治上的日益黑暗和日益反动,引起许多青年的不满,他们的来信,便好象迫击炮一样接连不断的压迫着《生活》周刊,压迫着先生要求提出关于政治问题的解答。这一种群众的精神上的苦闷要求着压迫着先生不能不谈政治问题。而先生办刊物的精神是以读者大众的利益为本位的。因此,先生虽然不是一个专门研究政治的人,而这一股强大的四面八方的各式各样的青年读者们热情而恳挚的来信,终于迫着他不能不研究政治了。”[19]这种来自大众的压力和现实的教训,转变了邹韬奋的思想,也使《生活》随之改变了它的宗旨和性质。在《经历》一书中,邹韬奋写道:“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不但如此,《生活》周刊既一天天和社会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社会的改造到了现阶段又决不能从个人主义做出发点;如和整个社会的改造脱离关系而斤斤较量个人的问题,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生活》周刊应着时代的要求,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后半期的《生活》周刊的新的进展也渐渐开始了。”[20]

从《生活》明确宣布要成为“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开始,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大致相当于第六卷《生活》时期),《生活》针砭时弊的言论明显增多。它对各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侮辱我国人民的暴行表示愤慨和抗议,对在黑暗社会中痛苦挣扎的“小人物”给予深切的同情与关注,同时愤怒揭发和抨击国民党党治下的种种黑暗,以及达官贵人、贪官污吏等害国害民的各种丑行。这些言论表明,《生活》周刊正由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向时事政治杂志转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面对危难时局,《生活》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它用大量事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抨击卖国投降的不抵抗主义,鼓舞与坚定广大民众抗日救亡的信心和意志。“九一八”事变使《生活》周刊的宗旨和性质进一步朝进步时政杂志的方向演变。此后,《生活》基本以抗日救亡,唤起民众政治觉醒为宗旨和中心内容,刊物宗旨、性质日趋左倾进步,最终演变成为一份著名的进步时政杂志。

1932年1月9日《生活》七卷1期发表《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一文,正式宣布“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刊”。在文中,《生活》明确表示,“反对少数特殊阶级剥削大多数劳苦民众的不平行为”,“深刻认识剥削大多数民众以供少数特殊阶级享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崩溃;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终必成立”[21]。1932年7月2日《生活》七卷26期《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再次重申,“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乱源,都可归结于有榨取的阶级和被榨取的阶级,有压迫的阶级和被压迫的阶级,要消灭这种不幸的现象,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而绝非行将没落的资本主义和西洋的虚伪民主政治的老把戏所能挽救。所以依客观的研讨,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条路”。显然,此时《生活》的宗旨立场已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发生了质的跃进,转进至革命的民主主义,并且开始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从1932年下半年起,《生活》七、八两卷刊载了大量介绍苏联情况的文章。如《庶联访问记》、《苏俄的工人生活近况》、《苏联教育的新转变》、《五年计划的成果》等。同时,刊发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什么是辩证法》《阶级是什么》《反帝的主要队伍》《什么是革命》《论真理》《论国家》《个人与社会》《论小资产阶级》等,对要求进步的读者进行革命启蒙。

《生活》宗旨和性质的进一步转变,使《生活》事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的每期销量增加至12万份,其中1931年“国庆与国哀”特刊的发行量高达15.5万份,创当时报刊发行的最高纪录。[22]但也正因为此,日益激进左倾,社会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生活》,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忌恨与压制。1932年7月,在国民党的压迫下,邹韬奋被迫流亡海外。1933年12月16日,《生活》周刊最终被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23]

纵观《生活》周刊宗旨变化与刊物性质转变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王志莘主持下的第一卷《生活》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以反映和探讨解决职业生活、职业修养等问题为主要旨趣。邹韬奋接办《生活》后,适应读者和社会需求,锐意变革,对刊物进行了改进。从第二卷至第四卷,逐渐演变为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从第五卷起,《生活》开始了新的转型,向时政新闻周刊转变,逐渐以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黑暗,探讨国家民族前途出路为主旨。“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完成了杂志宗旨和性质的第二次转变,演变成一份以宣传抗日救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唤起民众政治觉醒为宗旨和内容的进步时政杂志。促使《生活》宗旨、内容与性质成功转变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邹韬奋及其主持的《生活》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进步向上的出版方向,坚持为最大多数读者群众服务。它是刊物一贯立足民众立场,真诚为读者服务,适应社会需要,勇于创新,紧跟时代前进的必然结果。而《生活》宗旨、内容与刊物性质的及时调整、准确定位和与时俱进,也促成了《生活》周刊的迅速崛起与成功发展。○

参考文献:

[1][5]《韬奋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91-192、197-198页。

[2]邹韬奋:《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附录一:生活史话),学林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3]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教育与职业》第71期,1926年1月。

[4]《〈生活〉周刊第一期出版》,《申报》1925年10月11日。

[6][9][17][20]邹韬奋:《韬奋自述》,学林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71、73、87、78页。

[7]《〈生活〉周刊已出版第一期送阅》,《申报》1925年10月13日。

[8]邹恩润:《十年来之中国职业教育出版物》,《教育与职业》第100期,1929年1月。

[10]编者:《<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1928年11月18日,总第2页。

[11][22][23]钱小柏、雷群明编著:《韬奋与出版》,学林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97、197-198、199页。

[12]刘俊生:读者信箱《意中事》,《生活》周刊第2卷第25期,1927年4月24日,总第182页。

[13]严砺平:读者信箱《不断奋斗》,《生活》周刊第4卷第17期,1929年3月24日,总第181页。

[14]邵公文主编:《新文化出版家徐伯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448页。

[15]《上海通研究资料》,南天书业公司1972年版,第399页。

[16]韬奋:《脑际中所亟谋解决者》,《生活》周刊第5卷第40期,1930年9月14日,总第668页。

[18]邹韬奋:《韬奋新闻出版文选》,学林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26页。

[19]邹嘉丽编:《忆韬奋》,学林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194页。

[21]韬奋:《我们最近的思想和态度》,《生活》周刊第7卷第1期,1932年1月9日,总第11页。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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