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方针透析

王崇文

[摘 要] 瓦窑堡会议“抗日反蒋”的提法不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互相矛盾、难以统一的。之所以在瓦窑堡会议上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主要原因是阶级对抗,对蒋介石的仇视心态难以化解;信息闭塞,对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了解;阶级斗争的思维仍起着主导的作用,难以立即适应发展了的实际。

[关键词] 抗日反蒋 方针 透析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因此,我们党采取了反蒋抗日的立场,一直以“反蒋抗日”为基本政策方针。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红军的发展壮大,更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把“抗日反蒋”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决议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因为“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P144一些中共党史的论著在谈到瓦窑堡会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时,似乎竭力想说明其正确性。对此,笔者以为,瓦窑堡会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是完全正确的,其历史意义也是重大的,但在对待蒋介石的策略上,即“抗日反蒋”的提法则不能说也是正确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把“抗日”与“反蒋”捆绑在一起,强调要抗日就必须反蒋,可以理解但不能说是合适的。这是因为:

1.把“反蒋”与“抗日”并列,与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显然是相矛盾的。对于当时的中华民族来说,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保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自由,就必须团结抗日,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蒋介石政权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之下,确实也屡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造成了中国领土主权严重丧失的恶果,但其政策并不能等同于卖国,其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仍然是尖锐的。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把“抗日”与“反蒋”捆绑在一起显然与我们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是相矛盾的。

2.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对扩大统一战线不利。中华民族要进行抗战,其前提是内部要团结,才能把枪口一致对外,而坚持把“抗日反蒋”与“停止内战”联系在一起,显然不合乎实际,因为对当时的国民党来说,不论其内部有多少派系,也不论其内部当时出现多大的离心倾向,蒋介石在事实上就是国民党各派公认的“领袖”,“反蒋”就意味着内战,有利的只是日本,从而有悖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初衷。甚至连张学良这样愿意走联合抗日道路的人对“反蒋”也都难以接受。“西安事变”之前,周恩来、李克农同张学良会谈时,张学良就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我们党正是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张学良的意见,才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的。[2]显然,当时如仍继续坚持把“反蒋”与“抗日”并列,对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利的。

3.把“反蒋”与“抗日”并列,是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方式,显然不利于重点打击主要敌人。当时,中华民族面对的主要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处于一种敌强我弱的格局,而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也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首脑,掌握着全国政权,统帅着全国多数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仍把蒋介石当成主要敌人,把“反蒋”与“抗日”并列,一面要抗日,一面又要讨蒋,这种两个拳头打人的方式,显然不是抓主要矛盾、打击主要敌人的正确方法。同时,就当时的国内政治格局来看,国内任何组织、任何势力也都不能具备同时做到“反蒋”与“抗日”这样的实力。因此,当时仍然把“抗日”与“反蒋”捆绑在一起,显然重点打击主要敌人。

我们党在当时之所以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同时,坚持“抗日反蒋”方针,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阶级对抗,对蒋介石的仇视心态一时难以化解。在长达8年多的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无数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死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同时,红军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习惯思维和对国民党蒋介石满怀仇恨的情势下,要求刚到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一下子作出放弃反蒋的决议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因此,瓦窑堡会议虽然宣布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提出在民主革命阶段,不去没收富农的土地,鼓励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对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都给予合作,欢迎华侨资本家到根据地发展实业等,也的确表明了中共的战略方针要由土地革命转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一个“抗日反蒋”则表明,中共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转变尚未最终完成,它还行驶在在国内革命惯性的轨道上。后来,中共中央领导成员王稼祥在分析国共对立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来的阻碍时也认为,因为两个政党的政权与军队血战了十年,残酷的杀戮与斗争使阶级矛盾尖锐到极点。

2.信息闭塞,对外界形势的变化缺乏了解。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已差不多自动放弃了,蒋介石在五全大会以及在1936年元旦的演讲,均一字未提所谓‘剿共和‘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首先,国民党政府在“攘外”上开始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虽然一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了“何梅协定”,作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的退让,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再退下去也不是办法,开始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攘外”措施。如当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作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著名讲话,第一次公开表露了最后抵抗的打算。会后,蒋介石采取了清除行政院内亲日官僚的措施,由自己接替了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其次,在“安内”方面也有了一些改变。在对待中共问题上,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军事“剿共”方针,但已开始作“政治解决”的尝试,通过几个管道与中共秘密接触,着手与中共进行沟通。如通过苏联驻华使馆和中国驻苏使节向苏联表示谋求国共合作的愿望,并极力放出联共的空气。同时,全国各阶级阶层也普遍的要求国共之间进行合作以共同抗日。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了华北,其侵占中国本土、灭亡中国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中华民族各阶级阶层的生存遭到严重威胁,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国难中,中华民族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全国各党派放弃成见、放弃对立,实现联合,一致对外。而在当时,国共合作则是全国各党派中最主要的联合,如1936年初《救国时报》发表的一些文章就很明确地反映出这一要求。

但是,工农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一路上走过来的尽是偏远的地方,信息难免会比较闭塞,同时在整个长征中基本上处于被追打的境地,也缺乏收集整理信息的条件。由于对外界形势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把握,更由于对国民党内部特别是蒋介石对日态度的变化缺乏了解,所以瓦窑堡会议未能充分看到形势的变化,仍然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坚持要“抗日”就必须“反蒋”,显然不适宜但又是可以理解的。

3.阶级斗争的思维仍起着主导的作用,思想还未能与时俱进地适应发展了的实际。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其中的民族革命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武装斗争直接与代表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的本国反动统治集团相对抗,以推翻其统治,而不是直接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作战。但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已经开始超越阶级矛盾,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取代了国内阶级矛盾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民主革命中的民族革命的表现形式就不再通过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势力的代表者——本国反动统治集团的国内革命战争,而是直接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的对外民族战争。但由于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国共两党间你死我活的严重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重心也只能是阶级战争即国内革命战争,久而久之,难免会形成一种思维惯性。照理说,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应强调民族矛盾,国内革命战争的方针应当停止。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我们未能做到与时俱进,特别是在思想观念上仍然停留在长期“左”倾路线下形成的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理论思维惯势上,还是照过去一样强调阶级矛盾。从瓦窑堡会议的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仍然是采取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方式,它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确立的是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小资产阶级,争取和分化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被称为卖国贼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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