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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陈独秀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转变

高晓燕

[摘 要] 陈独秀五四前后从宣扬资本主义到猛烈批判资本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又倡导发展资平主义,其对资本主义态度的转变是有着历史原因的。

[关键词] 陈独秀 资本主义 态度转变 历史原因

本文主要是从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转变过程方面进行论述,详细说明其思想前后的差异,并分析他这一思想转变的原因。

一、从宣扬资本主义到猛烈批判资本主义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宣扬资本主义的自由观与民主意识,但巴黎和会的现实使陈独秀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击碎了他向西方学习的梦。到了“五四”时期,陈独秀开始接触并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猛烈地批判。

首先,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各阶级的认识都仅仅停留在表面。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陈独秀主要是介绍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并分析资本主义的剥削性,撰文说明“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1](P321)

“五四”时期及建党早期,陈独秀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现代分配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改造?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资本家用红利底名义掠夺去了”[2](P133)陈独秀分析资本主义的剥削性是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资本家;因此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本主义底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3](P136)资本主义的剥削性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生产资料分布不均。陈独秀认为:“封建主义时代只最少数人得着幸福,资本主义时代也不过次少数人得着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4](P178)

其次,批判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中国遭受外来侵略的原因。“有许多人一面反对军国主义而一面却赞成资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废,侵略的军国主义如何能够废掉。”[5](P133)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与国家结合就成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断地扩张造成了世界被瓜分。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资产阶级不断地寻求救国的道路,但最终都没有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具有软弱性,而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原因是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依赖于帝国主义。“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则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6](P120)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三,批判资本主义不适宜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只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经济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7](P5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现代生产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现代生产方法有二大缺点不得不急图改造的:(一)是资本私有……(二)是生产过剩”。在这里陈独秀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说明资本私有导致了工人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只能够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从自由派的经济学说得势以来,资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造成产品的过剩,并且发生“经济界之危机”。“救济这二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8](P133)陈独秀希望在中国发展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间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9](P390)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不再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者,并且加入到托派的行列当中,接受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论断。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于8月21日宣告将陈独秀予以释放。这段时间陈独秀的人生起伏巨大,同时也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的转折。

二、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抗日战争发生之后,陈独秀对于中国抗战的意义以及抗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都作了深层地思考,也开始改变他以往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

首先,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存在剥削性,但“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那便万象一新了。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市场,……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创造了较高的生产力,较高的武力,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荡了整个旧社会各方面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之物质的基础是人类进化途中的一次大飞跃”[10](P491)。陈独秀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能够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资本主义“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度时期,我们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军阀的罪恶。”[11](P632-633)陈独秀认为中国此时关键的问题旧社会要反抗日本的侵略,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的抗日,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来对抗日本强大的军事进攻,“此次抗日战争,是中国民族需要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12](P500)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发展中国生产力,发展民族工业的有效方式。

其次,中国可以发展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相对来说还不够成熟。陈独秀认为“十月革命本是政治的成熟,而非经济的成熟”[13](P636)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便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14](P636)苏俄避免不了资本主义,同样中国也不能避开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15](P499)“我们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发展到尽头,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要来的东西让它快点来,不要害怕它,老成谋国者,要‘负责任,说老实话,不好有丝毫虚骄之气!”[16](P636)而且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急需解决的就是经济的发展,创造物质资料财富来对抗侵略者。

再者,将中国认定为“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的论断,认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17](P617P)陈独秀得出这样的结论,还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的分析:“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18](P617)这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这种认定仅仅从经济成分的方面来确定社会性质,而忽略了中国当时受到侵略的现实状况,从而否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就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同时也否定了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

但是,陈独秀赞成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并非完全否定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对于生产力之增高和人类幸福,都好过资本主义”[19](P515),社会发展的趋势仍旧是实现社会主义,接受资本主义只是当前阶段必须的。

三、晚年倡导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因

陈独秀在早年曾经强烈地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在晚年时期又转而倡导发展资本主义,为什么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前后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陈独秀希望在抗战时期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作为托派的领袖人物,陈独秀一直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借助抗战的机会团结民主力量,发挥自己的政治资源优势,托派的重要人物之一王凡西回忆抗战时期的陈独秀时说:“独秀正和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另一部分‘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20](P222)陈独秀是托派在中国的领导人,一方面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判,另一方面国民党也以叛国罪使陈独秀陷于囹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只能联合中间派以扩充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其次,陈独秀自身思想中存在资本主义因素。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信奉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思想,之后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思想中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陈独秀在建党后曾给予资产阶级以很高的评价“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农民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21](P561)加之在中共建立前后,包括陈独秀在内的第一批中共党员都对马克思主义都处于表面,陈公博就说:“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又负了广东共产党的责任,但是对于共产党的理论只是一种名词上的宣传……并且许多问题自己固然不能解答,闲常问起仲甫也不能解答。”[22](P570)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将所有的责任归于陈独秀,这对陈独秀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也促使他开始反思他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

最后,强烈的爱国心是陈独秀改变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根本原因。陈独秀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爱国者。1903年陈独秀在安徽成立安徽爱国社,目的就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23](P17)。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亡,陈独秀坚持“无条件抗战”,也是由于陈独秀强烈的爱国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24](P427)。团结资产阶级是抗战全民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原则与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面抗战路线有相同之处,在抗战时期也是必要的。

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这一变化也是研究陈独秀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全面反映陈独秀的思想轨迹。○

参考文献:

[1][4][7][9][21]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3][5][8]胡明选编:陈独秀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6][11][13][14][16][17][18]陈独秀文章选编(下)[M].北京:三联书店,1984.

[10][12][15][19][24]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0]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2]“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3]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一)[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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