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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徐云根

为纪念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暨陈独秀诞辰130周年,2009年4月18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联合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来自上海市党史、高校、社科和文博系统及部分外地的专家学者共8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对五四运动及陈独秀等相关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本次研讨会共收到来自上海、北京、辽宁、湖南、安徽、河北等省市作者的应征论文46篇,其中有15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做了大会交流发言。兹就本次研讨会论文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关于五四运动

此次研讨会论文,从内容上看主要可以分为两大主题,第一大主题主要是研讨五四运动,第二大主题是研讨陈独秀。关于五四运动的论文共有19篇,它们对五四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发生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五四运动的性质、地位、精神和意义;有关人物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国外五四运动研究动态等问题从与以往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齐卫平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变动与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一文中,就五四时期新型政党和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产生以及新的道路的选择等三个方面,与五四前后思想变动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第一,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内循环式发展轨迹被打破,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探索中,先后经历了器物层面取法西方到搬来西方的制度,再到文化心理层面的向西方全面学习的思潮演变历程;第二,在道路的比较中,经历的演变历程是由戊戌变法时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到辛亥革命时取法英、美,再到新文化运动前期走法国大革命的路,最后到1917年十月革命后,走俄国的路;第三,在主义的抉择中,由于五四前后政治关系的变动,呼唤新型政党的出现,阶级关系和运动主体力量的更替,要求新的思想武器为指导,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去旧取新的内在要求,决定着由选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刘长林的《社会改造的目标设定与路径选择——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改造思想研究》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现实的观察,形成了社会改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的宝贵思想财富。五四时期,西方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给中国以巨大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解决中国问题,应从社会改造着手,于是实现了由呼唤人格独立、人性自由等思想启蒙活动转为提倡社会改造。当时主张社会改造的主要有三派:一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三是以梁漱溟、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马克思主义派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制度改造,在主义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通过论战比较,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层面,从历史的长时段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出现的问题,同时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趋势。社会改造思想形成后,他们开始关注劳动、关注工人,走到社会最底层。他们的社会改造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调整和导向功能都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国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也出现了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合法性危机,造成了人的不平等、不自由、人性的扭曲,阶级间的压迫与剥削,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而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必须避免这些弊端,保障人的自由、平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满足这种条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社会改造的根本途径。第二,在社会改造的手段上,主张暴力革命。他们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不成功的原因,认为必须由广大劳动人民通过阶级斗争掌握政权才能实现根本图存。第三,在社会改造的途径上,他们主张从经济改造到社会改造再到国民革命的路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虽然有其生吞活剥的地方,但是与自由主义派、文化保守主义派不同的是,他们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底层的调查,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状得出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后来能主导中国革命的走向,与他们这种面向中国现实的思想态度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虽然要建设和谐社会,但也能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改造思想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互助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流派。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郭伟伟在《互助论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影响》中认为互助论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创造新社会的发端。其次,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互助”看作是改造精神的手段,把“互助”思想放在与阶级斗争同等的位置上,看作是相互补充。再次,从积极方面来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互助论,是撷取其中可以利用的思想,对其赋予新意,以此作为战斗武器,因而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

黄亚玲的《生产力发展视角下的五四运动研究》认为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思想文化层面,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考察五四运动也是必要的。在生产力发展的视角下可以看出,生产力发展之于五四爱国运动来说,其作用是显性的,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状况是导致爱国运动爆发的经济根源,而五四爱国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于生产力发展来说,其作用则是隐性的,却又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还是科学技术认识的提升,都是社会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

华强、时刚的《五四精神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索》认为五四运动创造的五四精神就是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后,其爱国主义精神在不同时期得到了发扬与广大,可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和精粹——民主与科学,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却步履蹒跚。原因是“重轰轻建,重破轻立,重知轻行”,以至民主与科学难以植根民心,这是五四留给我们的一个教训。五四时期的反传统表现为一种过于激进的情绪,对传统文化一概否定,对外来文化一概赞扬,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度中断和外来文化的一时泛滥。以这种简单的、极端的、过激的、一元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必然使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出现一波三折,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这是五四留给我们的另一个教训。五四以后的30年救亡问题压倒启蒙。专政等同于民主。民主成为代民做主。痛定思痛我们认识到民主与科学对于古老的中国是多么的迫切和重要,改革开放后,终于重提民主与科学。

关于五四运动与有关人物研究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一大热点,张云的《蔡元培与北大的教育改革——兼论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贡献》认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施的教育改革,按照他事先设计的“改良之计划”,是逐步开始“次第著手”的。观其荦荦大端,大抵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观念的改革。二是师资队伍的改组。三是提倡“砥砺德行”,为社会培养“卓绝之士”。为了贯彻自己的办学方针,加强教学改革的力度,蔡元培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在他的倡导下,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社团、研究会。与此同时,学校还举办音乐会、体育运动会,允许成立学生自治会,努力引导学生研究学问,关心国家大事;为学生开展正当的文艺体育活动、培养健康高尚的爱好和情操创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蔡元培在北大开展教学改革的思想和实践,为五四运动在北京大学的发源创造了氛围,搭建了平台。作者认为: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当年北大的教育改革,就没有北大的新生,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北大的策源地。蔡元培对五四运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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