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向忠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原因及教训

喻志桃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期间,向忠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不统一、领导缺乏重心、组织上的“唯成分论”、共产国际不适当的干预、向忠发本人的因素等多种原因所导致的。我们应该从中中深刻反思,以史为鉴,汲取教训。

[关键词]向忠发总书记原因教训

在中共六大上,向忠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委员会主席(习惯上称总书记)。他是中共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届总书记”。六大时,中共领导层内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却为何让一个文化程度较低、理论水平较差、能力素养不强、威望不高的人一跃而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当时党的思想状况、组织状况和领导状况以及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复杂关系,再加上向忠发本人因素等多种因素交织的产物。本文拟对其原因和教训作一简要分析。

一、向忠发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原因

1、当时中共党内思想比较混乱,组织涣散。

由于大革命失败,对在任中央领导人的怀疑、不满增长了,党内的争论、分歧增多了。当时,党内思想斗争也不是循循善诱、耐心说服,而是互相指责和攻击,一时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思想极难统一。当年的亲历者周恩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有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所以讨论问题不能深入,一讨论到实际问题就闹起来。”那时,张国焘与瞿秋白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说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向忠发到莫斯科后,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和米夫的青睐,他对从米夫也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由于这种特殊原因,他的身价与日俱增。有共产国际的强硬后盾,他也当仁不让地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但因中央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2、“唯成分论”盛行。

其一,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错误都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中共党内一度出现了全盘否定知识分子、反知识分子倾向。“八七”会议在总结党在大革命后期犯错误的教训时,认为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负重大责任。受这种认识的影响,会后不久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号指出:“党的指导机关的成分要工农化,提拔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的指导机关负责;党员成分要工农化,坚决地赶紧地大批吸引工农分子入党。”“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更为严重的是,与“八七”会议同年召开的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把党的指导机关和党员成分工农化的指导思想具体化、教条化了。会议通过的《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决议案》认为: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之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组织成份。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策源地。”“最近许多正确的彻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八七紧急会议及其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实行这些决议的分子,仍旧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接着《决议案》指出:“因此而得的结论,自然便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这是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民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后来李维汉批评这种举措:“大换班的性质是组织上的盲动主义,是对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既缺乏知识,又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的产物。”

其二。“城市中心论”的政治路线直接导致了组织上的主观主义错误。苏联是用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来取得革命的胜利的。中共建立后,一直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依然坚持“城市中心论”。1927年中共十一月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任务决议案》指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作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共的革命路线是城市包围农村,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而城市的革命力量主要是工人。但在指导思想出现形而上学倾向,把出身成分绝对化,把工人当作偶像盲目崇拜,把工人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且排斥知识分子。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向忠发正是在这种错误倾向的背景下。没有经过必要的理论学习和训练,而迅速地提拔到中央领导层。

其三,六大代表由于在组织上主观强调工农化,成分很不健全。第一,片面强调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大革命中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基层支部中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许多都是新的,有丰富经验的老同志大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大多数人能力是很弱的。六大中44个工人代表,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不多。第二,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共产国际3月底来电通知,4月代表就要出发,时间仓促、准备不很充分。当时,毛泽东正忙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与建设,要他去是有困难的,但还有许多人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人。第三,“代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代表又不是各地选来的(只有广东来的是开会选出的,其他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在把出身成分绝对化的主观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六大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片面追求“工人化”,要求工人要占多数。在有选举权的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占44人,占52.4%;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正式中央委员内工人15人,占65.2%。排前三名者均为工人;中央委员排前15名者内,工人占12人,居绝大多数。

3、共产国际的不适当干预,给了“唯成分论”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

当时,共产国际根据马克思党建理论和苏联党建经验出发,教条地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主要成分应

该是工人。而中国共产党成员的出身显然是不符合这一标准模式的。大革命的失败加深了他们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错误,主要原因是成员出身,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都是那些在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加人共产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如果我们想到这一点,则党内机会主义的错误就立刻明了了”。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不可靠,向忠发是工人,值得信赖。基于这种认识,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忠发,便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特别青睐和重视。

另外,共产国际的高级干部米夫惯于搞宗派主义。周恩来回忆说:“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六大期间,米夫想把忠于他的王明等人塞进中央,此企图受挫后,米夫就采用不正当的手法,吹捧和抬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向忠发,因为向忠发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容易驾驭和控制。六大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米夫不加说明地就提出一张7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7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情形下,无异议地通过了。米夫看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4、向忠发的本人因素。

第一,向忠发有比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在革命斗争中较大胆和无畏。并且表现出较高的社会活动能力和一定的组织才能。1927年初,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实行“清党”,引起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怒,武汉各界40万群众召开“追悼鄂赣死难农工领袖大会”。时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兼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的向忠发主持大会。并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与会群众为他的演讲深深打动,并对其表现赞不绝口。向忠发一时名声大噪,成为武汉三镇颇具影响力的名人。第二,向忠发也有一定捕捉政治风向、见风使舵的能力。当“唯成分论”错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推动下愈演愈烈时,他便不失时宜地把自己的金字招牌——工人出身,打得非常响亮。一发言必把这副响当当的招牌亮出来:加上向忠发来自基层,有一定的基层斗争经验,确实能够联系基层一些实际情况讲些切中要害的意见。因此。备受共产国际的赏识,甚至“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第三,向忠发文化不高,理论水平很低,头脑简单,有江湖气,再加上他爱出风头的毛病,极易被人利用和操纵。米夫惯于搞宗派主义,想把忠于自己的王明等人塞进中央。但米夫的活动收效甚微,此企图受挫后,又采用不正当手段,吹捧和抬出自己可以操纵且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向忠发,借以贬低和否定中共中央的现任领导人,为他们进一步夺权做准备。

二、教训及反思

1、领导人必须德才兼备。领导人必须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强的意志和高风亮节,严于律己。生活作风严谨、无懈可击,有极强的组织观念和组织纪律。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又不遵守组织纪律。他的被捕是由于贪恋一个小老婆而致。领导人还应具有宏才大略,既要有较深的理论造诣。又要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纵观向忠发一生。他没有一篇能起指导作用的理论文献。由于其水平低下。中共实际工作由周恩来和李立三负责。由于他对李立三的错误路线缺乏分辨能力,并加以支持,间接地推动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中共党内的推行。

2、排除外来干涉,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向忠发可以说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压力下而上台的。鉴于此,中共在新时期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也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说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要想取得胜利和成功,一是只能靠本党本国独立自主,而不是依赖兄弟党或他国;二是要充分了解具体党情和国情,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主义。

3、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主义的“唯成分论”。主观地从出身片面强调党党员成分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农化,非但没有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化建设,反而使党的政治影响力、组织内聚力受到了严重地削弱。六大期间,一大批经过大革命锻炼的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未能发挥他们的领导优势。由于搞出身崇拜,把工人当作偶像。以至六大期间选上来的工人政治理论水平不高,不少人政治立场不坚定。领导能力低下。甚至有的人品质较差。据统计。参加六大的代表后来有16人背叛革命,其中14人是工人,当然也包括中共的总书记——工人出身的向忠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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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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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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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责任编辑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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