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掘鲜活的中国“精神文化之源”

钱 宏

编者按:本文作者钱宏先生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核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凤凰新媒体凤凰博报首席评论员、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其近著《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和《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两书,先后被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钱宏先生曾主持国家九五计划重点图书《国学大师丛书》,并被评为“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现任《双休日》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编审。本文为纪念方志敏诞辰110周年而作。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的引以为荣啊!从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这是方志敏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表达的心声。

今年是敬爱的江西之子方志敏诞辰110周年,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抄录下文章开头那一段朴实无华的文字。更加怀念这位年仅36岁就壮烈牺牲却留下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精神文化遗产的革命先烈。

20世纪90年代初,就听家父董晋先生说起,他的诗友张报告诉他一件事,说自己是江西之子方志敏文章的第一个出版者。张报说文稿是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转来的。当时,他在巴黎担任中共创刊的《救国时报》副主编(主编是李立三,编辑部还有吴玉章等)。1936年1月29日即方志敏被俘一周年时该杂志发表了《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章,还整理出版了《民族英雄方志敏》一书以示纪念。从那时起,我就对一个问题发生兴趣,即包括收入中学课本的《可爱的中国》在内的方志敏的一批文稿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写出来,又怎么能够从监狱中传出得见天日呢?后来看了很多资料。才知道是通过国民党人士而非自己的同志几经辗转分四批带出来的。这样问题又来了:作为敌方人士,为何甘冒生命危险为一名共产党要犯传送重要文件呢?最近,重读《可爱的中国》等宝贵文献,答案一下就跳出来了:方志敏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文化特质征服了狱中所有的人!

方志敏是中共中央领导人高度赞赏和关注的老一辈革命家。

毛泽东为方志敏墓碑亲笔题写“方志敏烈士之墓”。

《方志敏文集》出版前的1984年6月15日,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1997年1月29日,江泽民在中纪委八次全会上赞扬方志敏:“这是何等坚定的革命信念!何等高尚的精神情操!”并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浩然正气”。

1999年8月20日,胡锦涛在纪念方志敏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方志敏同志是我们党的骄傲,人民的骄傲。在他身上体现的崇高品格和浩然正气,是我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今天,我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创造了伟大的经济奇迹,一方面深层次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而全球经济衰退更加深了经济困难和发展的不确定性。但我想,不管我们的经济是否企稳回暖,而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动力、精神气质鼓舞人心在现阶段至关重要。中国丰富的红色记忆正是我们的精神文化之源。

我想,方志敏等人开创和领导的闽浙赣根据地及红十军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和影响,不仅是江西人民也是中国人民富有革命传统和优秀品质的集中表现。而且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份取之不尽的宝贵精神资源。方志敏赤胆忠心、信仰坚定,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勇于担当、清廉乐道,坚贞不屈、顾全大局,公私分明、严以律己,其高贵品质和人格魅力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学习并从中汲取力量。

因此,充分开掘江西之子方志敏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文化之源”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想,方志敏身上至少有以下5种精神文化特质,值得我们好好开掘。

第一,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苏维埃中国“有很好的创造”。被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比如,以“农民革命团”的组织形态创建革命武装和红色政权;“特别注重土地问题”,在给中下层老百姓分田地的同时。给地主、富农也分田地,使人人有了安身立命之本,有利于红色政权和苏区社会的稳定;在军事上创造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战略战术原则,等等。因此,当时在整个苏维埃根据地到处传诵着“南有朱毛,北有方邵”。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科学发展、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更应当直接从方志敏的创新品质中汲取精神资源和力量。

第二,为人民办实事的实干精神。在当时中国五大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中,以赣东北为基础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唯一荣获“苏维埃模范省”称号的根据地。他们独立自主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文化建设。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保障军民粮食供给的同时,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兴办了兵工厂、被服厂、纺织厂、炼铁厂、造纸厂、农具厂、榨油厂等,以及募股集资的生产、消费、粮食、信用等各种合作社,从而活跃了经济,促进了根据地的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赣东北根据地在1930年就开始了赤、白地区的对外贸易,1931年正式建立了“对外贸易处”。这充分说明,自主创新是从实干中干出来的这一真理。

第三,维护中央权威的奉献精神和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据记载,仅1933年,方志敏就曾两次派人给中央苏区送去350两黄金。尤其是奉命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十军团。策应中央主力红军的转移,以八千之众吸引、抗击十几万敌人,充分展示了以方志敏为代表的红十军团将士是顾全大局的楷模和典范。当前,中国的改革进入关键时期,经济社会政治博弈在所难免,维护中央权威十分必要。

第四,清廉乐道的人生观和勇于负责的反思精神。这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真实践行,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方志敏以极大的毅力和热忱在条件极其艰难的狱中写出了13万多字文稿。1940年,叶剑英在重庆发现并用重金买下方志敏的狱中部分手书,并赋七绝一首:“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郭沫若读到叶诗后,也激情和诗:“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

半个多世纪以来,方志敏呕心沥血凝结而成的文稿已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今天,发扬方志敏清廉乐道的人生观和勇于负责的反思精神,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和建立“责任政府”的实践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我们应当以此教育干部多一点精神追求,少一些物欲,从方志敏“清廉乐道的人生观”中提练并逐步树立一种新时代的“简约纯粹的生活观”,以净化我们的生活风气、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

第五,历史文化底蕴与革命思想理念的融合精神。这一精神贯穿方志敏整个革命生涯。体现出了方志敏崇高的人格魅力。人生价值追求,《左传》里有“三立”即“立德,

立功,立言”,并认为“此之谓不朽”。后来唐代学者把这“三不朽”阐述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可以说,江西之子方志敏同志的一生,是“三不朽”价值追求的完美体现者。

今天。如果在立德中加上“以人为本、善待他者、自主创新”,在立功中加上“共和民主、执政能力、生态和谐”,在立言中加上“科学发展、言行必果、国家形象”,并以此来规范我们广大干部的言行。我们就能看到“文化立国”与真正“和平、发展、合作”的曙光,方志敏所期待的“我们的民族……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携手了”这一梦想将真正成为实现。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深情而又自省地写道,“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期内,则是太少了”。而一个民族,一个大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决不仅仅是经济奇迹,更在于对精神文化价值的独创!

文艺复兴的直接历史性成果。是产生了继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之后以英国、法国、意大利为重心的所谓“大英帝国文化”,并在全世界留下了至今仍为人迷恋的所谓Gentleman精神——具有新文化品格的人的绅士形象。“绅士形象”无疑是对维系“封建文化形态”的“骑士形象”(chevalier)的历史性超越。后来,这一系列的历史性成果,流变到美洲新大陆,便逐渐形成了一种以“自由女神”为象征的所谓“熔炉文化”(forge)。今天,我们正亲身经历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会以怎样的精神文化成果去丰富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文化”呢?窃以为,在江西之子方志敏身上体现出来这种融合精神及赋予新内涵的“三不朽”人生追求,就不失为一种可取的价值指向。

最后,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铭记前人,后人将会铭记我们。最近参加的一次题为“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读书会”上,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包括中央领导,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为了今后的三十年走得更好……应该给大家一种信心,一种勇气。在战场上,我们有些将帅,包括毛泽东本人,有这么一个特点:敢于决战。敢于胜利。”值此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际,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倾听民间的呼声,审时度势,回归简约生活的常态,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宏观经济决策上,首先要排除利益集团的干扰。让国民充分意识到政府遏制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的决心和善待每一位国民的诚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我们纪念方志敏同志诞辰110周年,希望再次昭示一个朴实的真理:任何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付出过努力甚至自己生命的人,人民都不会忘记他们。

方志敏同志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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