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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升旗仪式的变化故事

孟 红

自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起,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伴随着春夏秋冬的轮回,年复一年地每天跟随太阳朝升暮降,耀眼东方。60年来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鲜明地展示着大国的雄风和神威。

(一)

万事开头难。开国大典的首次升旗也是如此。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旗、国歌等问题进行表决。

代表们以举手的方式并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图案,大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

修建国旗旗杆是筹备开国大典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开国大典那天,要保证毛泽东主席一摁电钮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关键在于要把旗杆修建好。

然而,旗杆修建工作不怎么顺利,还险些出了纰漏。

身为市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是整修天安门工程的总指挥。他对修建旗杆之事,一开始就很重视,经过认真研究,作了周密的布置。

钟汉,这位市建设局的建筑师,担起了修建旗杆底座和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任务。担任天安门广场整修丁程设计和施工的负责人林治远,挑起了旗杆结构设计的重任。他俩受领任务之后,既兴奋又有点紧张。

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旗杆应该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高度应与天安门城楼最高点等高。经过测量,这个高度应为35米。

北平城刚获得解放,要找旗杆材料很不容易。但必须迎难而上,解决这个问题,保证开国大典那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林治远的脑筋骨碌碌转动着。他灵机一动,想到了自来水管。他马上赶到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口径不一的自来水钢管,很快一节一节地套起来,精心将它们焊接好。但是,4根焊接起来的自来水管子,总长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只有22.5米。是不是再焊上去几根管子,凑足35米的长度?遗憾的是自来水管只有四种型号,再没有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型号了。而两根口径等同的管子,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焊接起来。怎么办?林治远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指挥部经认真研究之后,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同意旗杆按22.5米高度修建。

第一个难关总算闯过去了。林治远开始向第二个难关进发:设计自动升降设施并安装旗杆。这时,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助手。他找来了建设局从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两人并肩研究自动升降开关设施。

自动升降开关的设计要求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国旗能够自动升降:升旗速度与国歌演奏时间相一致:国歌奏毕,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在重要任务面前,梁昌寿的聪明才智火花一样迸发出来。他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械装置用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关。一旦升降速度装置碰到两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切断电源。

设计方案很快通过审查,得到批准。林治远和梁昌寿马上动手进行安装调试。

一试获得成功,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正好与要求相符。

一个月的辛勤劳动化作了成功的喜悦:国旗杆在天安门广场竖了起来。

为了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能操纵升降开关,林治远设计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它从整修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时埋设的钢管中横穿而过,跨越金水桥河,再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中央,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在一天天迫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林治远、梁昌寿两人奔波于旗杆与天安门城楼之间,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进行试验。按动电钮,查看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动作近乎简单枯燥,但他们知道此举意义非凡,因此具有高度的工作自觉性。他们乐意为此反反复复。

反复调试,一切正常。任何问题都已经归零。

9月下旬,攀登旗杆的脚手架拆除了。

9月30日下午,由赵文瑞缝制的长5米、宽3.3米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怀仁堂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让毛泽东主席过目。

接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进行预试。结果,五星红旗顺利升上了旗杆顶端。

9月30日夜晚,林治远、梁昌寿为了保证第二天升旗绝对顺利,又来到天安门广场,做最后一次试验。

可是,意料不到的情况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这些天来运行一切正常的升降机,偏偏这时出了故障:红旗升到杆顶端后,马达不按设计要求停止运行,结果将一面试验用的红旗绞进杆顶端的滑轮里面,导致马达不能再转动,旗帜也取不下来了。

望着这一情景,林治远惊呆了,梁昌寿也惊呆了。此事干系重大,他们不敢隐瞒。急忙报告上级。

市建设局的领导惊闻后,火速赶到现场察看。赵鹏飞副局长亲自指挥救急,打电话给消防队。消防队赶来了,他们按照赵副局长的指示,带来了云梯。然而,在高高的旗杆面前云梯显得个儿太矮了,站在云梯顶端要够到旗杆顶还差好几米。怎么办?大家急得直打转。

赵鹏飞副局长沉着冷静,亲自布置。找来熟练棚彩工的兄弟俩。他俩穿上铁鞋,冒着舍生之险,登上云梯顶端,再攀登到旗杆顶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绞在滑轮里的红旗取了下来。

人们悬着的心放下了,林治远、梁昌寿悬在半空里的心却没有放下。他们立即动手进行检修,然后反复进行试验。他们担心刚才那样的事故再次发生。此时他们不仅难以相信旗杆,而且难以相信自己。

林治远、梁昌寿两人一直忙活了一个通宵。直到10月1日凌晨,他们验证不再有什么问题之后才罢手。

即使这样,林治远的心病仍然没有因此去除。他怕重大紧要关头旗杆装置再出差错,在征得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派技术员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后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住的话,梁昌寿立即动手切断电源。

就这样,在天安门整修工程中,成百上千的人们就像修建旗杆一样高度负责、任劳任怨地工作着。为了开国大典圆满成功,为了新中国的门面容光焕发,他们甘愿汗水摔八瓣,他们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此时,天安门广场上,22.5米的国旗杆已经高高竖起。为保证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国旗的缝制必须加紧。

直接负责承办缝制国旗任务的,是宋树信。北平解放后,党派他到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工作。9月29日上午,经理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缝制一面开国大典上用的長5米、宽3米多的特大五星红旗。

宋树信先在公司里找到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做五星的黄缎子。他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布店,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位于前门外的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他们一听事关重大,便一起去找,两个小时后,交给宋树信一卷

3米多长的黄缎子。宋树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当他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市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根本不够。后来,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个角接了一个尖,拼接非常成功,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根据国旗杆的高度,国旗的尺寸定为长5米、宽3.3米。

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缝纫社女工赵文瑞身上。

刚从家庭妇女成为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夺眶而出。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绸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地缝制。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进了赵文瑞对新生活的向往,缝进了赵文瑞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赵文瑞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屑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主席面前。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

开国大典升国旗时,林治远奉命站在毛泽东主席身旁协助升旗。

升旗电钮设置在一个三脚架上,林治远经工作人员指点,把三脚架放在毛泽东主席将要站立的地方。

根据原定措施,林治远安排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准备万一毛主席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止,就立刻切断电源。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句话有明显缺陷,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那双指挥百万雄狮的巨手,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到天安门上空,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高高飘扬,在新中国的首都上空高高飘扬。

这面飘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蓝天之上的五星红旗,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沉重大山,真正获得了独立、自由、解放的不朽历史记录。

此时,亲手缝制这面五星红旗的普通女工赵文瑞就站在国旗杆下。目睹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她不禁热泪盈眶。

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了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

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看了这篇报道。当他看到有关升旗部分内容时说:“电钮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新中国刚刚诞生之际的中国百姓,还有不少人相信神灵。本来就流传着解放军能飞檐走壁、神仙保佑之类的故事。如果再亲眼见到毛主席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来,那又不知道要编出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来。因此,胡乔木觉得,还是应该不嫌累赘,写细一些,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是用电线连着的。于是,《人民日报》便有了这样的特别报道:“毛主席亲自按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天安门绽开了笑脸。让祖国母亲欢笑。这是亿万中国民众的苦苦期盼。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开国大典上由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珍贵的纪念意义,现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而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也南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二)

由于对国旗内容、意义的宣传和升旗仪式一度重视不够,国旗意识在一部分群众中曾经淡漠。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广场上的升旗任务是由历史博物馆的几名供电工人承担的。早晨,值班人员肩打国旗来到天安门广场,漫不经心地将国旗升起;夕阳西下,降下国旗,随便一卷,收起扛走。有时,值班的睡过了头,太阳已升得老高,他们才将国旗升起;有时,夜幕降临很久才将国旗降下;有时,升降国旗的值班员身上满是油污,或者衣冠不整,显得极不庄重。特别是升降国旗时,不少行人如同看热闹一样,或依或靠,若无其事。国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象征的意识在一些人心中渐渐淡漠了。

1969年冬季,不少群众对国旗升降提出意见,国旗表示国家的尊严,国旗升降是严肃的事情,应该规范国旗升降仪式。在群众的呼声中,国旗的升降任务被移交给执行天安门地区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某部官兵。但也仅仅是一人扛旗,一人护卫,升降国旗虽有了固定的时间,但仍难显示泱泱大国的雄风。

诚然,从不正规到正规,需有一个过程,国旗法的出台也是一样。我国早在1954年、1957年和1982年公布的宪法中,都对国旗的制作和使用做过一些零碎规定。1989年3月份开始,由国务院法制局组织起草了《国旗法(议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反复修改,于1990年6月28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经过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

从国旗的诞生到国旗的立法,经过了40多年漫長的岁月,终于迈出了一大步。

从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庄严到极其庄严隆重,国旗升降仪式的改革,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

1982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天安门守护国旗任务由北京卫戍区移交武警部队。武警部队获得这一特殊任务之后,很快就组建了国旗班,开始酝酿规范的升旗仪式方案。时间不长。一个简洁、庄重的仪式产生了:三名身穿司礼服的战士,由中间一名扛旗,两名战士护旗,一同前进。为了表现祖国与日月同辉的意思,每天让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根据多方提供的资料测算,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的时间为2分零7秒。所以,国旗从地面升至旗杆顶用这一时间长度。经多次调试后的升旗机关,恰好使两个时间吻合。

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时间,是南北京天文台的天体力学专家林亨专门计算的。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的地平线相切时,为升旗时间;傍晚,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保持水平时为降旗时间。季节不同,国旗的升降时间也有所差异。每年1月11日至6月6日,升旗时间由早晨7时36分逐渐提前到凌晨4时46分,平均每天的升旗时间依次提前约一分钟。6月22日至12月30日,升旗时间,由4时46分逐渐推迟到7时36分,升旗时间平均每天推迟52秒钟。12月31日至1月10日之间与6月7日至6月21日之间,每天升旗时间分别为恒定的7时36分与4时46分。国旗的降旗时间同样也分为逐渐推迟或提前的两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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