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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1929—1933经济危机对南京国民政府工商业的影响及对策

陈 涛

[摘 要]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南京国民政府工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面对危机,国民政府针对工商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因应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民政府工商业在这场危机中所受的影响及其政府应对危机之经验对我国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 经济危机 国民政府 影响 对策

1929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恐慌至今还在人们的头脑中回荡。这场危机首先于10月从美国证券市场爆发,随之便席卷了整个世界,“世界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持续萧条,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整体下跌,国际贸易不断紧缩,货币金融危机不断扩散”,“世界工业生产以1929年为100,到1932年,美国的生产下降为54,德国下降为53,法国下降为69,英国下降为84;1929年至1933年第3季度,国际贸易价值减少65%以上,欧洲以外的国际贸易更下降到不足30%;1932年4月,从欧洲开始蔓延扩散的金融危机,已经导致战后重建的金本位崩溃和国际货币体制被摧毁”。[1]P71这场经济危机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深陷其中,发展本很脆弱的工商业在危机的冲击下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在全球经济大危机面前,国民政府究竟采取什么样的因应措施以保护脆弱的工商业,其应对危机之经验对我国当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应又有什么启示呢?

一、经济危机对南京国民政府工商业的冲击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工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经济危机冲击了国民政府货币体系。货币体系与工商业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经济大危机中,对以黄金为本位的美、英、法、德等西方工业国家而言,他们的工业产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下降了42%,英国下降了12.7%,法国下降了24.6%,德国下降了38.6%,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减少了一半以上。[2]P192美、英、法等国为了摆脱经济衰退和恐慌,从1931年末到1933年期间相继实施货币贬值。由于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放弃金本位,发行流通纸币,再加上受世界工商业衰退的影响,黄金需求量大量减少,这立即引起黄金价格的急剧下跌,而作为黄金比价的白银的价格则开始不断攀升。国际银价上涨,导致我国银币对外汇价也随之上升。[3]P193受国际货币金融风潮的这种影响,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国内迅速出现通货收缩、物价跌落的局面。1934年10月上半月南京国民政府银币对外汇价“最高价为美金三角八分与英金一八.五便士”,而“至二十四年(1935年)春,续涨至合美金四角二分,英金二零.五便士”[4]P591。国外银价上涨,导致国内白银汇价随之上升,国内通货紧缩,物价指数随之跌落,“上海趸售物价指数在二十四年二月为九九.九,至同年七月已降至九零.五”,整整下降了9.5%,汇价升高,白银外流,“随白银外流而生之征象为金融之极端枯紧,其影响更足以提高外汇,抵低物价”[5]P592。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哀叹:“二十四年二月间废历新年结算后,银拆虽略见低落,顾不足以为银根宽裕之证,实由当时市面枯竭无款可贷也。其延滞建设之进行与妨碍政府财政之筹措至深且巨。”[6]591此次经济危机给国民政府的财政与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度的困难,而银根枯紧对当时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无异是雪上加霜。孔祥熙说:“通货之收缩,物价之跌落,工商业之衰颓,皆予财政上以重大之打击,加以国外购买力异常薄弱,英美各国复厉行货币政策,如金镑、日圆、美金等均行贬损,致我国银元与金比价,日益增高,而国际贸易,遂更形不振。”[7]P538-539

其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工商业产生了严重恶劣的影响。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工业国家借机援引不平等条约,纷纷在华设厂,国民政府实业部对此论述道:“乃外人为避免关税保护计,因袭不平等条约所遗留在华设厂之权……挟其雄厚之资本、熟练之技术,就我廉价之原料与低值之劳工,亟谋在华设厂。其吸精吮血侵略压迫,更甚于昔日。”[8]P126此论甚为公允,中国民族企业资本薄弱,技术缺乏,组织熟练程度远不能与西式企业相抗,在经济危机冲击下,面临外来工业压迫,原本脆弱的工业屡遭重创,日益面临着破产的困境。1930年8月4日上海市政府的一份《上海市政府为丝光棉织业同业公会请求救济致国民政府的公呈》对棉织业困境描述道:“棉织业日就衰微,维持为难,去冬迄今,倒闭者几及半数,所存各厂大都风雨飘摇,朝不保夕。”[9]P1中国民族工业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经济危机中商业损失惨重,以国际贸易为例,“国外贸易情形,同时亦呈险象,二十三年下半年比同年上半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三,比上年下半年减少百分之十八,斯时国内债券及一般房地产业价值,均下跌至百分之十至十五左右,工商业则倒闭时闻,失业人数,也随之增加”[10]P563。以民国二十三年上半年生丝输出数值与上年同期输出数值相比较(见下表)

不难看出,1934年上半年生丝出口总数为45161公担,较去年同期减少7825公担,而价值方面仅13219364元,较去年同期26794194元,相差一倍有余。“在如此惨落状况下,恐不久之将来,世界市场,我国生丝将无立足之余地,此非仅蚕丝之不幸,也国民经济之隐忧也”。[11]P1210-1211就中国工商业受打击而言,其因不仅在于国内工商业不发达,资本技术薄弱,更重要的原因是与各国“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密切相关的。如美国为保护其国家经济,于1930年国会通过了霍利—斯穆特关税法,加强关税贸易壁垒;英国1931年11月颁布《紧急进口税条例》,对进口货物从价征税50%,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2]P71-72

再次,经济危机最终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国民政府的财政与工商业是息息相关的,其财政收入很大部分都来自工商税收,工商业面临巨大冲击,财政收入的短缺自然也在意料之中。如国民政府在“1932及1933年两会计年度财政报告”中便明确指出,“财政收入,向恃关税为大宗,自二十年后,世界经济恐慌,波及我国,物价低落,银价增高,影响国际贸易,关税收入因之短绌”,“祥熙履任之始,适值财政万分竭蹶之时,综计每月收支相抵,不敷之数,常达一千五六百万元”[13]P537。1935年8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对1934年度的财政收支统计中认为,“是年度财政收入,比照原预算所列须短少六千六百二十万元”[14]P452。财政极度短缺,固然有天灾和所谓“剿匪”的巨大消耗,但经济危机对国内工商业的冲击,更在客观上减少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1934年9月13日中政会致财政部函云:“比来灾欠 乘,农村衰落,工商凋蔽【敝】,益形深刻,国民经济益感枯竭,固有税收已现减退之势,将来能否达到预算定额,殊无把握,举办新税亦非短期内所能收获。关于二十三年度预算巨额之亏短,如何筹划抵补,实为财政上严重之问题。”[13]P393-394财政日益陷入困境,如何采取措施克服财政困难,安然渡过经济危机,以稳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不仅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

二、国民政府因应经济危机的对策

针对经济危机风潮的打击,国民政府也并非束手待毙,而是采用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应对。

首先,加强了对货币的管理与改革。面对中国白银对外汇价上升较快,国内银根奇紧的局势,国民政府先是通过外交协商的方法,继而采取了限制白银出口,加征银出口税及开征平衡税的办法,最后实施币制改革,采用法币政策以应对。1933年夏天,中国参加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与欧美等国签订了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力求国际银价稳定的“白银协定”。国民政府本想通过条约的形式来约束白银的汇价走高,但由于美国国会于1934年6月10日通过了购银法令,提高了国际银价,导致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据统计,美国购银法令公布后的四个月内中国白银输出之数为当年(1934年)银货出口净数2亿5千7百万元的5/6,上海存银数量1934年6月底本为5亿4千4百万元,迨至12月27日,则已减至3亿1千7百万元,[15]P562购银法令几乎导致中国银本位币制的崩溃。在此不利的国际局面下,为抑制白银外流,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增加银出口税及开征平衡税的办法。实施加增银出口税及开征平衡税的措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数月以来,白银出口,逐渐减少,市面已略形稳定”[16]P593。然此项政策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紧张的金融形势,但国内银价受国际影响依然攀升,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二十三年下半期内,一般行庄拆息,原为六厘者,涨至二分六厘,至有出卖远期外汇,以求现金暂时之周转者,而市面短期借款利息,仍有超过平息三分之趋势”。[16]P563“为防通货之紧缩,拯吾国于经济恐惧之漩涡”[16]P593,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0月改革币制,实施法币政策。法币政策规定:“稳定外汇,自以当时外汇市价为标准”,“白银国有”,“整理财政”。[17]P92-593由于统一了币制,把全国白银收归国有,便于中央集中财力针对危机的新形势作出及时因应,因此法币政策的实施起得了一定的成效。以上海市物价指数为例,“上海市趸售物价指数,二十四年七月为90.5,在十月为94.1,在十一月为103.3,在二十五年六月为106.1”,[18]P594物价指数由跌落到回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商业危机。

其次,针对经济危机危及中国工商业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迭经令饬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随时按照市上需要情形,酌量放款救济”[19][P563]。放宽对工商业的贷款限制,有利于工商业资金的周转。其次,限制外人在华设厂,如实行工厂登记制度,规定禁止外人经营之工业种类,诸如国防工业中枪炮、火药及化学战具等;公用工业,如电气、电车、电灯、自来水、钢铁、棉纱、酸碱等,绝对禁止外人经营。限令外厂照缴应纳各税,如出厂税、营业税等,其不缴者,或停止其经营或制止其货物之通过。[20]P127-128再次,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国内已濒危的各种实业如丝茶业、火柴及肥皂业、卷烟业、棉织业等均采取救济的办法。对卷烟业其具体救济之法为“国家改定税则并放宽等级,以纾其难,俾与外商得以平衡竞争外,并应由该市政府召集该业厂商联合协作,以抵抗外商之侵略”[21]P155。对丝织业救济之法为“除应由国家对重征丝织品的进口税各国提出抗议,减轻税率以恢复对外贸易及减轻国内捐税,并重征毛织品及人造丝织品进口税,以资保护外,在该市府宜设法督促该业,切实研究改良,加织棉毛交织品,以减轻成本及适合时尚短装之需要”[22]P155-156。第四,为适应国际经济危机变动之局面,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关税,提高关税,以保护本国的农工商业。1929年的关税维持5%的进口关税税率不变,根据不同的种类另加2.5—22.5%的7级附加关税,使进口税最高达27.5%;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国家进口关税税则》,将进口税分为12级,最低为2.5%,最高为50%,比1929年的税率提高近一倍;1933年国民政府再次提高进口税率,将进口税分为5%—80%共14级,比1930年的最高税则提高50%以上;1934年迫于日本的压力,国民政府对进口税率做了一定的让步,但仍有些商品的进口税继续提高。[23]P165此外,国民政府还于1934年4月20日颁布工业奖励法训令,奖励办法为减低或免除出口税,减低或免除原料费,减低国营交通运输费,给予奖励金,准在一定区域内享有五年以下之专制权等办法[24]P113,以鼓励本国工商业的发展。

再次,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很脆弱,经济危机来袭,国家财政更是入不敷出,为此,国民政府被迫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借内外债,实行赤字财政。如外债中之美棉麦借款,内债如发行民国十九年善后短期库券,发行民国二十年金融短期公债,发行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期铁路建设公债等以筹措财政经费。此外,国家还厉行财政预算,加强审计,实行开源节流以缩减政务经费。如孔祥熙在1934年9月在《关于缩减1934年度国家概算书并拟具说明书之提案》中明确提出财政要节流,缩减政务开支,对党务费、国务费、军务费、内务费、外交费、财务费、司法费、实业费、交通费、蒙藏费、抚恤费、总预备费等12项费用进行了缩减,共节减经费约119023616元[25]P402-410。

总之,在经济危机来袭的关键时刻,政府要人可谓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来解决经济危机局面下的国民政府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工商业发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对国民政府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经济层面的打击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果国民政府在经济危机中无所作为的话,也就不会出现1927—1937年国民政府所号称的“黄金十年”之局面了。

三、对我国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

历史的发展具有惊人的相似,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还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散,2008年百年罕见的全球金融风暴又席卷而来,这场风暴必然会对我国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危机中如何趋利避害,回顾南京国民政府因应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经验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第一,要做好金融财政工作。加强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施稳健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银行等金融机构都应大力支持工商业的发展,有效满足工商业对金融财政服务的需求。[26]对财政要开源节流,加强税收的征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发展有关国计民生的工商业的支持力度,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

第二,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财政支出要更多地增加有效供给,关注民生。加大中央财政对包括工商在内的产能部门的投资力度并优化产能部门的产业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民间资本对国内产业部门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政府要扶持本国工商实业的发展,加大各产业部门的科研发展能力以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质量,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6]

第三,力争出口贸易稳定增长。加强有利于工商等实业发展的税费改革,综合运用出口退税、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国内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力实施出口市场化多元战略,力争实现出口的稳定增长的良好局面。

第四,加强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通过合作和磋商解决国际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防止出现“以邻为壑”的局面。贸易保护措施的推行将使金融危机下本已严峻的经济形势更加困难。各国不应以邻为壑,而应加强合作和磋商,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协定关税,遏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这才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27]

总之,以史为鉴,自明当今之得失,我想重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何渡过经济危机的这段历史应该对我国克服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困难,力争趋利避害,应该是有重大的教育和启迪意义的。○

参考文献:

[1][12]金卫星.1929—1933年大萧条与伦敦世界经济会议[J].史学集刊,2003,(4).

[2][3]李爱.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国民政府白银货币政策影响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4][5][6][10][17][18][19][21][22][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7]孔祥熙.国民政府财政部1932及1933年两会计年度财政报告(1935年2月)[R].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8][20][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六)[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八)[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3][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32及1933年两会计年度财政报告[R],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行政院转陈财政部报告1934年度国家收支概况及印发库证弥补亏短情形呈[A],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一)[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3]樊卫国.论1929—1934年中国关税改革对民族经济的影响〔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2).

[26]温家宝.部署落实中央政策措施的七项工作[N/OL].Http://www.sina.com.cn,2008-11-11.

[27]中方对部分国家提出优先购买本国产品深感忧虑[N/OL].中国新闻网,2009-02-16.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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