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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冷西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人民日报

钱 江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春,为了抵制姚文元的文章,争取政治主动,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局面已经不可收拾,正一步步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深渊。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难逃干系

早在1964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成员。

196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当面批评吴冷西,吴冷西仿佛惊雷当头,身心受到很大震撼。

两天后,吴冷西回到北京,即来到钓鱼台8号楼,向留守北京的中宣部副部长姚臻等几位“秀才”传达了毛泽东在杭州发出的严厉批评。

姚臻默默无语,半个小时后独自来到吴冷西房间里,心事重重地说,大事不好,大势已去,此地不可久留,望你好自为之。

这句话说得很重。吴冷西问姚臻,何以见得?

姚臻一字一句地对吴冷西说,你还看不见?主席狠批你一顿,连对随他多年而又不在场的两位大秘书也批得不轻,只剩下个陈伯达安然无事。这不只是几个人的事,而是事关全党的大局,关乎党的最高层的大事,后果难以预料,不过很可能凶多吉少。当然你也得小心行事,你1963年在杭州驳得陈伯达下不了台,当心他报复就是了。

吴冷西说,无事不怕鬼拍门,我是明来明去的人,从来只按党的规矩办事,从来不搞小动作,在毛主席面前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从来不打小报告,别人说我坏话我不在乎,也不怕。

姚臻说,为人问心无愧就是了。

说罢,姚臻在两三天里就从钓鱼台搬了出去,和吴冷西道别时相对凄然。

事情果然被姚臻言中。3月28日至30日,从杭州来到上海的毛泽东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在谈话中,听说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于3月11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生气地说:

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报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学阀。不读书、不看报、又没有什么学问的、又包庇坏人、包庇吴晗、翦伯赞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他们是阎王,姚文元是小鬼。大家怕同你们联系,现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打倒党阀,解放左派。

我讲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你(指康生)告诉彭真没有?

也不仅是中宣部、北京市委,中央有些部不做事,包庇坏人,统统要取消。有些部长、副部长不做事,科长做事,改成科算了。

我历来主张,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各地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批评许立群,说他“专门搜集关锋的材料,不搜集吴晗的材料”。毛泽东还对魏文伯说:“文化革命要进行到底。回去告诉彭真同志。中宣部没做过好事,总是被动,压制别人的积极性,不准革命。”

这句批评绝对是灾难之音。因为吴冷西同样不愿意收集吴晗的负面材料,如果说到上报有关关锋的材料,那么吴冷西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肯定难逃干系。

在这次的“上海谈话”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拓、廖沫沙及吴晗,说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晴天霹雳般的传达

到这个时候,有些事情吴冷西已经被蒙在鼓里了。他跟随彭真为通过《二月提纲》而大江南北地跑来跑去之际,江青拉大旗作虎皮,与正在苏州的林彪达成协议,从2月2日到2月20日,在上海秘密地搞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3月中旬,吴冷西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时候,毛泽东却对江青的纪要亲笔修改了3次。江青的纪要与彭真的提纲是对立的,满纸杀气腾腾,认为16年来,“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两个对立的文件,实际上公开了中央上层的意见分歧。

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等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4月1日,忧心忡忡的吴冷西向人民日报编委同事透露:彭真受到毛主席狠批,毛主席说《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们听后犹如晴天霹雳,感到不可理解,从来紧跟中央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如何跟着转这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这时的吴冷西很着急,要求赶快抓从政治上批吴晗、从“罢官”要害上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吴冷西得知,压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的分别出自戚本禹和关锋之手的两篇文章,《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很快就要发表,他要《人民日报》力争同时发表,他指定副总编辑陈浚亲自去《光明日报》商讨。

原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不久,戚本禹就把自己的新作拿到了人民日报编辑部,几次催促发表。吴冷西从内心里不喜欢戚本禹,嘱咐编辑部将戚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审阅。许立群感知其中微妙,又将稿件报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审定。一来二去,稿件实际被压住了。戚本禹几次催问,都不得要领。但是现在,戚本禹的文章再也压不住了。

此时此刻,《人民日报》的地位一落千丈,《光明日报》是否买账,尚无把握,还得吴冷西出面央求康生同光明日报社打招呼得到同意才行,结果总算求到与《光明日报》在4月2日同一天见报。这篇文章就是戚本禹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4月5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红旗》刊出的关锋、林杰写的文章《〈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此前两天,即4月3日,彭真召集了北京市委常委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上海的讲话,与会者中包括正在房山搞“四清”的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彭真告诉大家,这次是主席派康生回来,告诉周总理找我谈话说,彭真犯了文化落后方面的错误。彭真沉痛地说,我确实像主席说的,在文化方面落后了。

根据彭真的要求,会议决定成立由刘仁、万里、郑天翔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来负责对“文化”方面的工作,同时组成由李琪、范瑾、张文松、宋硕的“四人小组”来具体组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这天,“三家村”为首者邓拓也在场,情知大祸降临。他表态说,自己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彭真同志。此时的彭真说,你写文章,找了有鬼无害论(指廖沫沙),你怎么不找李琪、范瑾?

邓拓沉默以对。

4月5日,彭真又在家中召集中宣部和北京市主管新闻的负责人会议。这回,除了吴冷西,人民日报社还去了副总编辑王揖和陈浚。

彭真心情沉重地告诉与会者,他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他已向毛主席检讨。

彭真要求,《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立即抓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文章。吴冷西在会议上发言,表示同意彭真的意见,要“放手开展学术批判”。此前,他刚刚签发了4月6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的长篇社论《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这是他在2月间筹划的一组社论,一共3篇,根据邓小平在工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基调,从正面论述“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的观点。吴冷西自己动手,已将第一篇社论改了两遍,还不满意,暂时放下,现在要赶紧见报。

左右为难地寻找机会

吴冷西组织撰写这3篇社论,与他刚刚在武汉参加向毛泽东的汇报有关。因为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时候,表示不同意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两个提法,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和“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触发了吴冷西的灵感,他即想到,要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

回到北京正要起草社论的时候,吴冷西和姚臻交换过意见,在总的观点上他们的意见一致,但是姚臻对是否要搞篇社论出来有疑虑,一再说要慎重。吴冷西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且把原先打算写一篇社论发展成写3篇。现在,吴冷西决心将这几篇稿子迅速见报。

没有想到,文章见报当日,姚臻就给吴冷西打来电话,劈头盖脸地说,你吃了豹子胆是不是?这是什么时候了,还硬着头皮往墙上撞?姚臻深知这几篇文章的来历,是暗中和《解放军报》顶牛的。

吴冷西沉得住气,对姚臻说,这是3个月前的准备,不是心血来潮。你也知道,我有些固执,认准的理不让人,这口气非出不可。

姚臻闻言,只说了一句话:“好自为之,善自保重。”说罢,长叹一声挂断了电话。

吴冷西参加这次会议后,不断有惊人消息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说彭真地位危险,不久就可以证实云云。这时候,中宣部实际上被抛在一边,《二月提纲》已停止执行了。

此时,吴冷西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紧跟领袖”,要赶紧弥补这个缺失。在不能和领袖直接沟通的情况下,吴冷西寄希望于《人民日报》连续刊登的3篇长篇社论“突出政治”。也许,这样歌颂领袖、阐发领袖思想的文章能够引起领袖的注意,缓解危急局面。

4月14日,《人民日报》又登出《政治统帅业务,二论突出政治》社论。这篇社论占了1版的整整上半版,几乎是通栏标题,黑压压一片,按说已经很有“气势”了。

4月22日,又刊出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也是几乎通栏标题,占整个上半版。

没有想到,这3篇社论带来了更坏的结果。

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论“突出政治”当天,主持全社工作的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即向领导层提出意见,指责《人民日报》社论没有引用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一周后《人民日报》发表二论“突出政治”,唐平铸又一次指出,《人民日报》社论背离了林彪提出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断,却宣扬“政治要落实到业务”。

实际情况是,当时正在全国范围内由林彪领衔掀起的“造神运动”中,《人民日报》不如军报那样跟得紧,有一些为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提法”没有像军报那样提得高。这一点,被军报主持人抓住了,便在鸡蛋里挑骨头。

其实,此刻的吴冷西已经相当谨慎,三论“突出政治”社论都是送审的,而且送“理论权威”——政治局委员康生审稿。狡猾的康生看出了苗头,在审读三论“突出政治”的社论时,他终于发话说,以后《人民日报》社论送军报总编辑审阅,以免出错。这实际上剥夺了《人民日报》的“第一报”地位,也大大动摇了吴冷西的地位。这是《人民日报》自1948年6月15日创刊以来从未有过的。

在这之前,事态的发展已益发严峻。4月9日到12日,由邓小平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在上海的几次谈话内容。由于毛泽东已经对彭真定下了“犯错误”的调子,书记处书记们也就一古脑地发言批评了彭真。而大局面是由康生掌控的,他系统地批评彭真在“论海瑞罢官”批判运动中犯下的“严重错误”。陈伯达跟上来帮腔,从政治路线方面上纲上线,系统地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错误”。讲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陈伯达说,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陈伯达的话,表明批判对象已经升格,把邓拓的名字排到吴晗前面去了。

这个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小组的《二月提纲》的错误,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穆欣、陈亚丁、尹达、张春桥。

就在会议期间的4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了江青炮制的军队《座谈会纪要》,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讨论,贯彻执行。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二月提纲》被完全否定了。

吴冷西列席了书记处会议,心情自然沉重如铅。会议一结束,他就找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负责人吹风。吴冷西说,中央正起草一个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要报社赶写一篇批《二月提纲》的社论,要求在继续批判吴晗的同时穿插一些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并叮嘱,以后学术批判稿件不要再送中宣部审定,要自己独立负责。

吴冷西说这番话的时候沉着而冷静,给在场者某种印象,觉得他还能控制局面,以为这一回同批《海瑞罢官》不一样,《人民日报》能在批《二月提纲》中发挥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但是人民日报社大院里消息灵通者很多,大多数编辑、记者心里明白,吴冷西同中宣部、彭真和文化革命小组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否定《二月提纲》的“通知”由陈伯达主持起草,主要由王力执笔,完成后于4月14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当日收到后就加上了一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后来,他又对这个通知稿作了修改,加上了不少话。

4月16日,新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在上海开会碰头。吴冷西来到了上海锦江饭店,他除了参加文件的起草外,还得到毛泽东的指示,要他写揭发陆定一的材料。对于这个任务,吴冷西心里抵触,加上他与陆定一在工作关系上来往并不多(当时《人民日报》主要归中央书记处领导),实在也写不出多少,最后写不下去了。结果,此次上海之行,成了吴冷西最后一次为毛泽东起草重要文件的旅行。

党内大秀才的经历

在这些日子里,吴冷西奔波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之间,政治风云诡秘,连向来敏感的吴冷西也深感捉摸不透,不知道主席对自己有了什么想法。细说起来,从延安到北京,吴冷西和毛泽东的直接交往已经有25年了。

吴冷西原名吴佳占,1919年12月14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他自幼聪慧,1932年入广州市省立广雅中学读书。小的时候,吴家冬天用炭火盆取暖,一颗火星蹦溅,恰好烫伤了吴佳占的一只眼睛,后来这只眼睛就失明了。凭借顽强的毅力,他却毕生从事文字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12月离开广州奔赴延安,即进入抗大学习,从此改名吴冷西,并于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抗大毕业后,他进入延安马列学院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理论研究,1939年9月调入中宣部,担任编审科科员和《解放》杂志编辑。此间,他关注国际形势,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1940年冬,他调到毛泽东身边,编辑《时事丛书》。1941年9月,他进入《解放日报》编辑部,先后担任国际版编辑、主编,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担任《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可以说,吴冷西是作为一个“国际问题专家”进入毛泽东视野的。

1948年5月,吴冷西任新华总社编辑部主任,驻地在西柏坡附近。当时,新华总社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1949年2月,吴冷西升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到10月即担任了总编辑,1951年12月又任新华社社长。从这时起,吴冷西不断列席中央的重要会议,与毛泽东直接接触的机会增多,使毛主席发现了他具有“政治家办报”的才干。

1957年春夏之间,毛泽东不满意《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对反右运动前期宣传的不力,当面斥责邓拓是“死人办报”,决定调吴冷西接替。于是从1957年6月起,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从反右运动到“大跃进”,吴冷西负责《人民日报》,鼓吹大炼钢铁全民动手,推动“公社化”不遗余力,竭力大放高产“卫星”……如此这番,获得了毛泽东的多次表扬。这期间报纸上有许多“高产”卫星报道实属虚假新闻,作为总编辑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经历了“大跃进”的狂热,吴冷西对中国农村情况有所了解,头脑渐渐冷静,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初本来是同情彭德怀的意见的。

在庐山,吴冷西利用自己“秀才”身份,凡是庐山会议有关简报,或是什么重要讲话,他都通过每日往返北京的递送文件专机给《人民日报》编委一份,有许多文件甚至发到了部主任一级。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一印发出来,吴冷西就从庐山给在家的《人民日报》编委送去了一份。看了吴冷西从庐山传来的彭德怀的信,《人民日报》编委、还有一些部主任都觉得,还是彭老总胆子大,他的信可能会有好作用。由于有着吴冷西倾向彭德怀的原因,《人民日报》编委会要在以后转弯子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庐山会议上,吴冷西一度遇到危险,被列入了同情彭德怀的“四秀才”之一(另外3人是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但毛泽东还是原谅了吴冷西,说了一句“秀才是我们的”,使吴冷西在庐山上躲过一劫。

一下山来,吴冷西就变了,与彭德怀撇清关系,他紧紧跟随领袖,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布置反右倾运动,是颇有一些力度的。

接下来,在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中苏两党大辩论中,吴冷西大显身手,是20世纪60年代对苏联关系的“九评”(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重要起草者之一。

那个时候,也是吴冷西最忙碌的时候,他一身而任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辑,还兼起草“九评”,很多时候住在钓鱼台里修改文稿。这期间,他对《人民日报》的工作多为遥控指挥,他会在任何时间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来,传达“中央精神”,作出具体的工作部署。为此,人民日报社设立了专职的“吴冷西同志办公室”,4个事务秘书:杨真、赵厚琛、董千里、刘振祥,以杨真为组长,时常以3人为一组,保证24小时值班不断人。另一人则机动安排。吴冷西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们一般见不到这位总编辑,却常为有这样一个“热线通天”的总编辑而感到颇有信心。

吴冷西总是显得非常忙碌,忙碌得很少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话。董千里和刘振祥在吴冷西办公室工作了好几年,从来没有一张与吴冷西的合影照片。

没有想到,随着“四清”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中产生一系列新的分歧,吴冷西在国内宣传上遇到了许多难点。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与主管宣传工作的彭真的关系日渐密切,经常请示,直至成为彭真领导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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