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的父亲博古

[作者简介]秦摩亚,博古长女,江苏无锡人,1933年生,1955年入党,北师大本科毕业。1961—1981年在北京第一中学任教并主管全校学生教育,1981年9月后在北师大分校任教,并兼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副教授职称。1988年退休后,先后在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语言学院、京师科技学院任副院长兼教大学语文,直到2001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新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由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社会由动荡分裂到安定和谐;人民生活由缺衣少食到绝大多数衣食无忧,还有不少人家已进入小康;受高等教育的人逐年增多;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外华侨扬眉吐气……这一切,是在党的领导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全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得来的,也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今天,当我们沐浴着祖国幸福的阳光时,我们不应忘却为建造今天幸福生活而献身的无数革命先烈。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他们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为祖国不被帝国主义欺凌,为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怕艰难困苦,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庆贺新中国60华诞之际,我愈加怀念我的父亲博古(秦邦宪),怀念我的母亲刘群先。1946年4月8日,父亲以中共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宪章审查工作,在从重庆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母亲14岁当童工,18岁入党,1927年赴苏学习并出席第四届国际劳工大会,会上认识父亲(父亲当时是大会翻译),1930年回国后任女工部部长等职。由于多年的繁忙工作,又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母亲身体十分虚弱,于1939年9月赴苏治病,不幸在苏德战争中牺牲。我的父母亲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在共和国大厦里,有他们铺的一块砖,奠的一块石,付出了一生心血乃至生命。

以身许国 早年投身火热的革命

父亲1907年生,1921—1925年(14岁至18岁)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博古去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才18岁,他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个学校3000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当时正患肺病,在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可见他虽然年轻,但早已以身许国。

同年8月,他出任《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有不可,惟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指出:“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有了这种信仰为出发点,那么一切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信仰的主义时时鞭策他,叫他前去!”那时父亲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理想、信仰,要为自己选择的信仰去奋斗。那就是共产主义!

父亲担任《无锡评论》期刊主编一年多,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以犀利的文笔,口诛笔伐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强烈要求改造社会,解放民众。父亲协助编印的《血泪潮》成为无锡反帝斗争有力的号角。

临危受命 出任党中央领导人

1926年,父亲赴苏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4月任团中央书记。

1931年4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周恩来、王明在上海已无法存身。9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博古家,告诉博古:周要去中央苏区担任书记,王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周、王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父亲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就是在这样危险情况下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时年24岁。

遵义会议后,父亲顾全大局,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服从党的决议,交出大权,此后一直拥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并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斗争。当红军强渡大渡河取得胜利后,他在他主编的《前进》报上发表《前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去!》的文章,热情赞扬、高度评价这一胜利。文章说:“太平天国革命领袖之一——石达开曾率领一支部队,企图渡过金沙江与大渡河,在四川建立太平运动的根据地,但这个愿望终于没有实现,石达开及其率领的部队壮烈牺牲在大渡河边。”“而红军在数倍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我们飞越了石达开所不能渡过的大渡河。这是中国军事史上开创纪录的史迹。”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的气度和胸怀,他刚从最高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没有消沉,也没有对立情绪,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站在党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

能屈能伸投身党的新闻事业

1941年5月,父亲在延安主持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出任社长,同时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还负责中央印刷厂工作。他常对总编余光生和艾思奇他们说:“在我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新闻业,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他把党的新闻事业看得和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一样重要。余光生对父亲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和对新闻事业的突出贡献,给以了高度的赞扬:“为了这个新闻事业,他竟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也倔犟地拒绝休息。”

的确,父亲全力以赴,带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奋发努力,使延安新闻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在1946年4月20日的《解放日报》发表《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一文指出:“新华社除文字广播外,还建立了口语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总分社9个、分社40个,形成以延安为中心的通讯网,这一机构除职业新闻人员外,还有近3万业余通讯员。新华社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播放毛泽东著作、报道根据地人民抗日斗争、向中央提供国内外情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华社副社长吴文涛在《忆解放日报》中指出:“《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共出版2130期,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人民喉舌,它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报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过程,全面反映了延安时代革命风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深远的革命报纸。”“解放日报在办报过程中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战士,在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

为了革命无遐顾及母亲和儿女

父亲的革命生涯充分证明,他把理想、信仰、祖国、党、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为了理想、信仰,为了党的事业,父亲全身心投入工作,无暇顾及家庭及子女。我们兄妹6人之中竟有3人从未见过父亲:从苏联孤儿院回来的小妹吉玛、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大哥秦钢及出生后未满月就丢在穷苦亲戚家的我,都未见过父亲。秦钢、秦铁、新华虽在父亲身边,但父亲工作忙,无暇顾及他们,小时候放在农村奶妈家,到了上学年龄就到学校寄宿,假日才跟父亲在一起吃顿饭。

解放前我们散落在各地,解放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才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1950年,当我们兄弟姐妹在北京第一次见面、团聚时,我们是那样的亲切,又是那样的陌生;我们是那样的高兴,可又是那样的悲凉!因为兄弟姊妹虽然相聚了,但没有了父亲、母亲。我们的脸上既绽开了幸福的笑容,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46年父亲牺牲时,我们都很小:小弟秦铁6岁,小妹吉玛7岁,二妹新华8岁,大弟秦钢9岁,我13岁,大哥秦钢16岁。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孤儿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继母张越霞关怀下成长的。让我们兄妹自豪和庆幸的是,我们不仅有一位伟大的生母,也有一位伟大的继母。继母张越霞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在国民党的狱中表现很坚强;解放后曾任北京西城区区委书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等职。她1940年与父亲结婚,父亲牺牲时她才35岁。当时延安女同志少,她端庄秀美,完全可以另组家庭,但出于对父亲的感情和对我们兄妹的同情,出于对革命烈士子女的关爱,她毅然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关心照顾我们这些孤儿,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只有小弟秦铁是越霞妈妈所生,我们五个孩子是群先妈妈所生。)

后来我又从继母和姑妈那里知道,父亲从1932年在上海与我祖母一别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竟14年未能见我祖母一面。听姑妈说,父亲不到9岁时我祖父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难,我祖母不得不变卖一间祖传的老屋来维持生活,父亲兄妹三人与我祖母相依为命。父亲是家里的长子,是我祖母的第一依靠和指望,父亲很孝顺我祖母,体谅我祖母的艰辛。在无锡上学时,父亲尽量为我祖母分担家务,处处为弟妹着想。当时我祖母无力供兄妹三人读书,祖母要姑妈停学把钱省下来让我父亲继续读书,可父亲执意不肯,他体谅我祖母,也关心妹妹的前途,宁肯自己另谋出路也不愿妹妹停学。后经多方努力,父亲上了免费的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父亲和我祖母分别后,常思念我祖母,但忙于革命工作却14年未能再看一眼老母。祖母日夜思念着我父亲,翘首盼着我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可父亲却杳无音信。因担心他的安全,我祖母经常伤心落泪。最近,听一直在祖母身边的堂弟秦训(叔叔的小儿子,在新疆的一个中学当老师,也已退休)说:“祖母把眼晴哭瞎了。直到临终她都未见上儿子一面。”父亲就是这样,把理想信仰、祖国、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他把对母亲的思念、对儿女的爱埋在心里,而把更博大的爱献给党,献给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

才华横溢一切活动都是为主义

父亲在1925年6月的《病榻琐记》中写到:“一切活动都是为主义(理想)而活动。”他一生辗转南北,担任过多种工作,不论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还是在受到敌人接连“围剿”的江西战场;不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大江南北、与国民党唇枪舌剑的谈判桌上,还是在长江局、南方局组建新四军、恢复组建南方13个省市党委和工委、建立健全党的秘密交通网、在延安清凉山艰苦创业办报纸,对待党的工作,不论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不论是担任中共中央党的总负责人,还是担任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南方局组织部长、新华社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不管顺利还是困难,也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受了多少委屈,他总是满腔热忱、尽心尽力地工作,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父亲博学多能,才华横溢。许多老同志在回忆文章中都赞扬父亲的才华。林默涵在悼念文中写道:“在去解放日报前,听过他的讲演,他说话不快,记下来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几乎没有一句废活。”“他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又兼新华总社社长,每天工作很忙,他不但主持言论,就是新闻的编缉也不放松,他写的国际新闻总合报导,许多人一看就知道的,因为他的文章锋利,分析深刻,特点很明显。”午人在《怀念清凉山》一文回忆:“比如要提笔写评论,困于道理说不透,论据不充分,心急纳闷,最容易想起同志们以敬慕的语言,谈说社长博古,他做报告总是那么清楚,没有讲稿,不看提纲,涉及的事件、时间、地点都准确无误。若遇形势紧迫,必须及时发表评论,博古常亲自动手,当晚写出,次日见报。始信古人赞叹倚马可待,并不是传奇……”祖春《忆博古》中说:“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许多事别人想半天,他却马上能了解它的中心意义,指出它的原因与本质,给你一个方针,一个明确的方针。清凉山上编报的人,谁都惊叹这种天才,他是清凉山上公认写文章最快、读书最多又最快的人。”新华社副总编吴文涛在《社长博古》中写道:“他写文章的一个特点就是旁征博引,才情横溢,他在社论中用红叶诗的典故来讽刺重庆权贵们同敌伪暗中调情,曾为报社同志们所传诵。”

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父亲博古写了许多文章,还翻译了多本马列著作。他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主要有《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校改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等短篇。解放前《共产党宣言》有六个中文译本,博古译本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毛泽东在七大号召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其中有三本书(《共产党宣言》《社全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博古翻译的。

父亲那么年轻就担任团中央直至党中央主要领导,毕竟缺乏革命经验,曾经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以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就必须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并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个不了解中国实际的外国人,来指挥反第五次“围剿”,给革命造成了损失。为此,他很痛心,多次检查。但他光明磊落,知错就改,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一如既往地忠诚于革命事业。正如《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所说:博古“诚恳地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和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为人磊落真诚知过能改”。正因为如此,1945年党中央召开“七大”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飞机失事一代英豪以身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实行独裁、内战的反动政策。为保卫和平,反对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我党派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历经40多天,签订了《国共谈判会谈纪要》。同年又派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志赴重庆参加政协会议,后又增派我父亲参加政协宪章起草工作。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因全国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宪章原则、人权保障、和平建国纲领等决议的实现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我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坚持上述各项协定的办法,于1946年4月8日冒着恶劣的天气,由渝乘飞机回延安。被释放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儿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以及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亦同机回延安。飞机在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不幸遇难,以身殉职。父亲终年39岁。真是祸不单行!我们兄妹不仅失去了母亲,又失去父亲,成为了孤儿。

可以告慰父亲和先烈们的是,他们的未竟事业终于完成。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早已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国家独立富强、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的社会逐步实现。我们兄弟姊妹5人在党的培养下,大学毕业后,都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自强自立,以父亲为榜样,勤恳工作,即便遇到困难或身处逆境时,也不断进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现在我们都已退休,但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享受晚年生活的安逸与幸福!

当我们沐浴祖国幸福的阳光时,我们不会忘却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

题图 博古、张越霞和儿女秦铁、秦新华、秦钢(自左至右)在延安

责任编辑 梅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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