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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轰国民党两位行政院长的傅斯年

黄继明 阙翰香

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大炮”或“老虎”的人不多,一人同时拥有这两个雅号更是少见。祖籍江西永丰的著名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傅斯年,就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同仁称为“大炮”“老虎”的一位文化名人。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傅斯年以社会名流身份同各党派领导一起,参加了蒋介石于7月16日至20日召集的庐山谈话会。当他看到1938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一届参政员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时,便马上表示愿意参加参政会,并把遴选参政员看成是“义等征兵”不可犹豫的事。他对参政会的活动也极为热心,一次不漏地参加了在此期间召开的13次会议,而且每次都勇于发言,敢于直率地谈论政见,促请政府整刷政风。他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般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些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去恶务尽,攻敌攻坚,决不中途罢手。”特别是他把炮口直接对准孔祥熙和宋子文两大豪门时,同仁们都夸他为“大炮”“老虎”。

四次上书和联名提议案轰倒孔祥熙

孔祥熙于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1933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1938年,他又被蒋介石提名为行政院长,一直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政坛上的“不倒翁”。从此,“孔氏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但立即遭到了傅斯年的反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珍藏傅斯年档案记载,他连续两次上书蒋介石,两次联名提议案,最终把孔祥熙轰下了台。

孔祥熙于1938年1月4日通电就职行政院长后,傅斯年即于2、3月间第一次致信蒋介石,揭露他在1937年出使英国的皇室加冕仪式上“举止傲慢、言语无礼”,受到英国外相艾登、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等人的批评,招致失去英、美两国财政援助中国抗日的后果。同时,他还控诉孔祥熙听任儿子孔令侃指挥外交部,使得外交部形同虚设。此外,孔祥熙还安插未成年的小女儿掌管机要电报等。傅斯年在信中指出:“似此公私不分,未有近代国家可以如此立国者。”

傅斯年上书后,孔祥熙于4月25日曾上书蒋介石,请求去职,但被蒋介石慰留任上。

傅斯年的第一次上书毫无效果。半年后的7月6日至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傅斯年于7月12日第二次致函蒋介石,从才能、信望、用人、内政、家风、友邦观感等6个方面,条分缕析地论证了孔祥熙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长一职的事实和理由。函称:

“一、自才能论之,孔院长未堪行政院长之大任也……夫善为政者,必有眼光然后把住未来,有政策然后得其扼要,有明断然后不误事机,有步骤然后得其效用。今孔院长于国家大事只是支节应付,并无政策……

二、自信望言之,孔院长实为国人所痛恶也……孔氏一家生活之奢侈,一门举动之豪华,固不能不蒙物议。夫弘济艰难,人格为主,领导百僚,信望为先,平时且然,况此日乎?

三、自用人言之,孔院长未能明识大体也……孔院长爱惜故人,重视乡谊。凡山西同乡及彼在北京政府下为吏时之同僚,均不惜优为安插,此虽封建时代之惯习,却不可为有道邦国之训典……如此之人在孔院长左右,为官任,为要务,皆堪忧也。

四、自友邦观感言之,孔院长之在位,实为得助之障碍也……英大使此次到汉之始,即扬言曰,决不拜访孔院长,夫外国人之可恶及其势力气,斯年等自来痛切感觉之,然彼等批评孔氏者,皆关大节,并非私憾之点……

五、准以孔子礼教,孔院长之持身治家至少可谓失检也。……今孔院长位愈高乃愈骄纵。其子令侃,以圣约翰之一学生为特务秘书,身兼数职,又为中央信託局之主宰人,铨释部鲜得过问,国家法令为彼不行……又其次女尚未成年,即为孔院长司机要电报……如此情形,孔院长夫妇实不能不负其责。如此为家事,然此等事非与国家有关也?

六、孔院长言语间竟若以我公之政治继承人自负,此则尤堪骇怪者也。孔院长自国外返来,自负益甚……委员长以老大哥看待我……似此妄谈,至少可谓直不成体统矣。”

傅斯年最后说:“夫孔院长之身兼多职皆不胜任,固为斯年等之定见,亦为全国之公言。今辱承温问,敢不尽其所知,既以报国家历年养士恩泽,亦以答我公尽瘁报国之赤诚。今全国一致谒诚拥护我公,则政府尤不可不求其健全。如承审察事实,当机立断,以慰四海之望,则抗战前途幸甚矣,斯年虽肝脑涂地,亦足以发扬我公忧勤之大义也。”

傅斯年此次对孔祥熙的抨击,虽然面更广了,理由也更充分了,但终究没有打动蒋介石的心,没能把他轰下台。

广州、武汉相继沦于日军之手后,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傅斯年吸取前两次以个人名义上书不见效果的教训,于会议前4天,邀禇辅成、张澜、罗隆基、王造时、马君武、梁漱溟、梁实秋、张申府、许德珩、左舜生、张君励、罗文干等52名参政员联名,推举7人负责起草,同月27日定稿,于30日向大会提交了《慎选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的议案,尖锐地提出:“民怨沸腾,群伦失望。似此情形,未知何以策将来?何以定人心?何以固抗战之根本?”议案要求蒋介石及国防最高委员会仔细考虑行政院长、财政部长的人选,“务求官得良才,政致清明”。议案宣读后,引起与会参政员的极大兴奋,消息很快传向社会,传到国外,被远在美国的驻美大使、傅斯年的老师和挚友胡适称为“打孔家店的妙文”。10月31日,傅斯年等将所提议案密封后,送参政会秘书处转呈蒋介石。这是以傅斯年为主第三次“炮轰”孔祥熙,但几天后函件被退回,原因是蒋介石远在湖南主持军务。于是,傅斯年又委托马君武回桂林之机,转道湖南衡山通过有关渠道呈送蒋介石。

这个提案终于起作用了。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傅斯年等人的意见,但时值桂南战役开始,日军图谋进攻广西南宁,蒋介石不愿意政局变动过大。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第七次全会,孔祥熙改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对此,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是这样评说的:“若说有无效力,诚然可惭,然非绝无影响……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物耳!”往日声势煊赫的孔祥熙竟成了人人得而溺之的“溺尿桶”。

孔祥熙失去行政院长一职后,仍兼任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因此,傅斯年对他穷追不舍,继续进行攻击。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战时物资管制,曾计划设立物资统监部,有任用孔祥熙出任该部长官的可能。傅斯年听到消息后,即于6月5日第四次致函蒋介石称:就经济局势言,此事如同孤注一掷,不得不求其必成,但如人事不变,其结果很可能仅是“孔副院长更加一官”。该部终于没有成立。

1944年9月5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开幕。第二天,财政部次长俞鸿钧代表孔祥熙作财政报告。傅斯年带头开炮,要求“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他提出四大问题:一是孔祥熙及其家族经营商业问题;二是中央银行问题;三是美金储蓄舞弊问题;四是黄金买卖问题。由于傅斯年这些“责问极厉”,使孔祥熙于这年的11月又失去了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由俞鸿钧接任财政部长,但行政院副院长一职仍然未变。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召开,傅斯年紧紧咬住孔祥熙不放,他即邀陈赓雅等21人联名向大会秘书处提交《彻查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历年积弊,严加整顿,惩罚罪人,以重国家之要务而肃贪官案》,案称:“历年以来,以主持者特具权势,道路虽啧啧烦言,政府并无人查问。”“其中层层黑幕,正不知几许。”比如“1942年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交中央银行国库局分发各地银行发行,总额美金1亿元,折合国币20亿元。1943年10月15日,财政部函告国库局停售该项债票,所有未售出的债票约5000万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但国库局局长吕咸及熊国清等人却在孔祥熙的支持下,利用职权,以低价套购,谋取暴利。据估计,贪污数达国币26亿4千7百余万元”。大会主席团主席、外交部长王世杰接案后,以“事实恐有出入”“恐怕被人借为口实”“影响信誉”“影响抗日”为由,要求陈、傅等人自动撤销此案。傅斯年听后坚定地回答说:“我这番话不但在会场以内负责,而且在会场以外也负责,愿意到法庭上对薄。”王世杰碰了钉子,便转请新闻界前辈陈布雷出面干预。傅斯年出于与其交厚,才同意将提案改为“质询案”。

“质询案”在大会上一宣读,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大大鼓舞了参政员们的斗志,并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蒋介石对傅斯年等在国民参政会上放的这一炮大感意外,立即找他们谈话,表示“一定尊重参政会的意见,要把这个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不过,需要一定时间,希望参政会也要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他还说:“你们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首先接过话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此案虽然没有被查处,但由于宋子文从美国带来了美国朝野人士对孔祥熙不满的消息,使蒋介石感到若不把孔祥熙拉下台,将会在国内外造成对自己不利的影响,蒋介石只好于1945年11月把孔祥熙的一切实职全部免掉了。

傅斯年经过7年的艰辛弹劾,终于把孔祥熙轰下了台。

“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

在迫使蒋介石免去孔祥熙的一切实职后,傅斯年和其他上层知识分子一样,都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选一个清正廉明的人执掌行政院院长一职。蒋介石很快任命宋氏家族“掌门人”、自己的妻兄宋子文为行政院长。在宋子文上任之初,他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黄金献金案”。他制定的献金条例中规定:“存户购户捐献黄金,于兑取黄金时一次缴献(原额)百分之四十,而取得原额百分之六十之黄金,作为结束。”从而受到广大平民和有识之士的拥护,傅斯年也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他说:“我对政府近年之施政,什九失望,独这一项还感觉兴奋”。但由于该条例又规定“从存有2两黄金”作为储户的起征点,几乎触犯了所有储户的利益,而遭受到许多非议,甚至漫骂。在此情况下,傅斯年挺身而出。1945年8月9日,他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黄祸》一文,指出:“政府既然办这件事,即是极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是自从抗战以来政府第一次损伤到既得利益阶级的事。不损伤既得利益阶级,战费是无从筹措的,人心是不能平心……”

就在傅斯年为宋子文的“黄金献金案”呐喊助威的《黄祸》一文发表不久,宋子文便逐渐暴露其腐败的本质。他不仅在选任人才上排斥异己,任人唯亲,在财政上更是公然实施偏向四大家族的经济政策,例如他于1946年3月颁布的《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和《黄金买卖细则》等,打着稳定市场与法币、筹集巨额战费的旗号,大量抛售中央银行储备美元外汇和黄金,暗中指使孔、宋家族的经济实体,大量套购外汇美元和黄金。据国民党官方的《中央日报》披露:从1946年3月到11月颁布《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的短短8个月,中央银行共抛出政府牌价外汇3亿8千155万多美元中,宋氏家族控制的孚中公司套购了1亿5千377万美元,孔氏家族控制的扬子公司套购了1亿8千69万多美元,两家公司共套购外汇3亿3千446万多美元,约占中央银行售出外汇总额的88%。这些官僚企业用套购来的外汇大肆赚取成倍利润,疯狂地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使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和财政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舆论纷扬,民怨沸腾。当傅斯年接到胡适于1947年2月6日“行政院长必须换人”的信件后,一种“仁人志士”的责任心促使他立即在《世纪评论》上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具体列举了宋子文的种种劣迹,抨击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腐败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我真愤概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都垮了。”他特别强调说,如果希望政府不垮台,就必须“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

傅斯年的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成为当时一份“逐宋檄文”,立即引起国民党统治区各界的重视,在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倒宋”浪潮,迫使正在忙于进攻陕北解放区的蒋介石不得不回转身来收拾残局,于1947年2月16日匆忙颁发《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改变宋子文的放任经济政策。但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仅仅改变宋子文的经济政策,还是无法满足社会再也不能容忍宋子文等这样公然掠夺侵吞国家和人民财富的贪官污吏的要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这年3月1日批准了宋子文辞去行政院长的辞呈,使“倒宋运动”的主要目的得以实现。

傅斯年炮轰孔祥熙、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的壮举,是国民党执政20多年来士大夫与买办阶级之间的一场斗争。傅斯年的言行虽比胡适激烈和坚决,但他与胡适一样,并没有认清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本质,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和分析都很幼稚。蒋介石仍然掌控着党、政、军各种最高权力,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保护豪门的利益,自然不可能按照傅斯年等人的要求去彻查案情,并把它大白于天下。正如傅斯年于1942年2月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于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

傅斯年虽然认识到自己“一事无成”,但他还是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坐在一条船上,不愿意也不曾想要走下来。这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所在,也是笔者对他最为伤感的地方。○

责任编辑 刘金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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