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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任凭说

修水县委党史办

地委书记一锤定音:“这个人民公社就叫太阳升人民公社吧”

1958年,“大跃进”的滚滚热潮席卷着整个中国大地。人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激发下,衍生出前所未有的工作和生产热情,积极探索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和改革。

在旧社会深受剥削和压迫,新社会分了田翻了身的广大农民,在党的带领下从结合成互助组到参加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接着参加高级社,满腔热情地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到1958年7月,地处江西西北面的修水县的三都、联盟、杨梅3个乡已建立高级社14个,绝大部分农民已成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社员。

为了进入高级社阶段的农村合作化继续向前迈进,遵照上级“并大社”的指示精神,时任县委副书记傅文仪在“夏收夏插”快结束时,带领工作组来到三都,与3个乡的负责人一起开始了将3个乡的14个高级社合并为3个“大社”的酝酿和筹备工作。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大社”的建社规划、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劳动组织、财产和财务制度等各项方案都议定完毕,大家为了给即将成立的“大社”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接连几个晚上费尽脑筋,提出了十多个方案。可是在讨论中,大家对这些名字有的不满意,有的认为不理想。参加这次“并大社”筹备工作的人员中,县委副书记傅文仪在大家心目中文化水平最高,他提出学习苏联,“大社”叫集体农庄,全称为“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意指在共产主义道路上迈进的集体农庄。大家说这个名字太长了,不好叫。傅文仪想了想说:“现在全国都在大跃进,我们这个‘大社成立后更要跃进,那就叫‘跃进集体农庄吧。”几天后,大家看到报纸上登载的毛泽东视察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人民公社之一——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的一句话“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便立即将“跃进集体农庄”改作“跃进人民公社”。又过了几天,正在九江开会的县委书记王显仁打电话告诉傅文仪,他在会上汇报了三都即将成立“跃进人民公社”的情况。对三都情况十分熟悉的修水县首任县长、时任九江地委书记吴平听了汇报后说:“三都不是有个黎明合作社吗?黎明之后就是太阳升嘛。这个人民公社我看就叫太阳升人民公社吧!”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太好了,既有时代感,又象征着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就这样,地委书记一锤定音,公社名字最后敲定。此时,参加建社筹备工作的人员无不感到格外兴奋,因为紧跟七里营之后,南北遥相呼应,江南第一社即将在赣北修水县的三都诞生。

8月15日一大早,三都、联盟、杨梅3个乡的近万名群众手持彩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三都集镇广场,欢庆江南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在庆祝大会上,新任的公社党委书记赖怀寿和社长刘继业,从县委副书记傅文仪手中接过书写着“太阳升人民公社”7个字的大红旗。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欢声雷动,响彻云霄。会后一段日子,群众仍沉浸在欢庆公社成立的氛围中。人们编写了许多歌唱人民公社、向往美好未来的文艺节目,夜晚在广场舞台或街头演出。歌中唱道:“一道喜讯传到村,建成公社太阳升;工农商学齐合一,共产主义早建成。……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八旬婆婆也歌舞,唱着公社上天堂。”

太阳升公社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公社书记成了“接待书记”

8月19日,《江西日报》以套红标题《修水县升起了红太阳》报道了太阳升人民公社的成立。不久,江西省委副书记刘俊秀来到公社视察,公社党委书记赖怀寿问他《江西日报》对太阳升公社的成立怎么这样重视。刘俊秀大声说:“他湖北放卫星,我江西升太阳嘛!”

8月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9月10日公布了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人民日报》配发了《先把公社的架子搭起来》的社论。一场汹涌澎湃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太阳升人民公社在江南率先建起来,在这场运动中起到表率和示范作用。《江西日报》的报道使“太阳升”之名传遍全省各地。省委党校的30多名师生特地来到太阳升公社住了一个星期,专门调查研究人民公社这一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的新事物。江西人民出版社为给全省提供如何建社的学习参考资料,组稿出版了《太阳升人民公社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一书。中共中央农工部的《农村工作通讯》登载了太阳升公社成立的文章。《人民日报》的编辑打来电话,询问建社情况。全省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县城的学校把太阳升公社作为德育教育基地。9—10月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到太阳升公社参观学习,赖怀寿差不多天天忙于接待,基本上无法去做别的工作,同事们笑称他为“接待书记”。上有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人民日报》的社论,下有七里营、太阳升等率先建立人民公社的示范,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进展速度快得惊人。全县9月份便全面完成了“撤乡并社建大社”的工作。截至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26000多个人民公社,仅两个月就全面实现人民公社化。

省委副书记刘俊秀看了“卫星田”,一句未说扭头就走

由1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建成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全社共13233人,3603户,30176亩水田,8790亩旱地,与原来的合作社相比,规模大多了,公有制程度更高了。而且,公社范围内的工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个行业、单位均由公社统一领导、指挥和管理。人民公社的这些特点被毛主席画龙点睛地概括为“一大二公”。

建社初期,各地普遍盛行脱离实际、急躁冒进之风,太阳升公社也同样组织社员干了一些有劳无获、不可能实现的蠢事。遵照上级指示,为了发展工业,1958年秋收尚未结束,便“让钢铁元帅升帐”,公社组织社员们“大炼钢铁”,工农商学兵各行业全民上阵,砍伐山上的树木去炼铁。结果是,劳力费掉,树木砍掉,田地里没收起的粮食烂掉,各行业、单位的生产、工作和学习丢掉,而炼出来的铁也不合格,造成了很大损失。

为了改变几千年妇女围着锅台转的状况,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并使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大增加,公社组织全社以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社员家里不得烧火做饭。当时公社干部都感到办食堂的做法实在好,不但解放了妇女,增加了劳力,还解决了社员的吃饭问题,然而结果是,各生产队食堂没办多久都先后没粮了,大锅饭维持不下去了,于是不得不陆续散伙了。

在处理社员劳动报酬问题上,建社初期曾一度短期实行“出勤不记工,分配一拉平”制度。由于背离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劳动效率低下。干部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实行的做法步子太快了,“劳动不计报酬”不是生产力很低、社员觉悟不高的阶段所能实行的。在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若干规定(草案)》下达之前便纠正了这一偏差。

浮夸风也给太阳升公社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当时风行一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曾经在中央团校学习过一年的赖怀寿,感到虽然这句口号带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起到了大鼓干劲的作用。毛主席不是说过“劲可鼓,不可泄”吗?1958年晚稻抽穗扬花时,许多地方都准备秋收之时再“放卫星”。县里要求太阳升完成五亩“卫星田”任务。赖怀寿虽然不愿意搞“卫星田”,无奈任务下来了不得不搞。他大打折扣地在春光大队第二生产队搞了5分“卫星田”,安排社员将别的田里的禾小心翼翼地连蔸挖起移栽到“卫星田”里。禾杆太密不通风,便搬来鼓风机往里面吹风。刚好省委副书记刘俊秀第二次来到三都,赖怀寿便带他去看“卫星田”,向他汇报:自己只安排搞了这么一点点,没有完成上面安排的任务。刘俊秀看了“卫星田”一句话没说掉头就走。赖怀寿赶上问他:相差的任务数是不是一定要完成?他回答:“你就搞这点吧。”赖怀寿心中暗喜:“省委领导叫我只搞这点,一来我好向县里交代,二来免得造成更大损失。看来刘书记和我一样,对搞卫星田是有看法的。”果然,5分“卫星田”秋收时颗粒无收。

“江南第一社”的历史功绩任人凭说

太阳升人民公社为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创下了许多业绩,尤其是修建水利工程的伟业是不可磨灭的。太阳升公社虽然拥有3万余亩水田,但基本上都是靠在田边小塘车水灌溉,遇到天旱就只能种旱杂粮。为了改变水稻生产这种靠天吃饭的困境,公社刚一建社便开始了大规模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基本建设。1958年9月份,河东东风大队库容260多万立方米的东风水库工程开工;12月份河西先锋大队库容270多万立方米的先锋水库工程上马。来自全社各大队的上万名社员一齐上阵,披星戴月,日夜奋战在水库工地。工地上挖土的、挑担的、推车的、压坝的,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你追我赶,热火朝天。那种劳动生产的场面之大、气势之雄,在三都历史上是空前的。工地高处安装着广播喇叭,经常播放鼓舞干劲的歌曲,播送工程进度情况,表扬先进,为工地建设擂鼓助威。经过两个冬春的艰苦奋斗,完全靠社员两手双肩修建的两座水库终于竣工。水库可灌溉面积达8000余亩,使全社三分之一的农田实现旱涝保收,为发展公社经济、改善社员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可说是一举大得,惠及长远,造福后代。

贫困出了名的东风大队坐落在一个地名叫坪塅的地方,在当地老百姓中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坪塅呀坪塅,三年遭两旱,田干不结谷,四处光禾杆。”全大队1000多亩田都是靠天的单季稻田,稍有天旱便大部分只能种旱杂粮。修建东风水库后,大队党支部书记,省、地和华东地区劳动模范曾庆泉又带领群众建起了建新水库和两座机灌站,使1500亩“望天丘”变成双季稻田,而且大部分田块既可用东风水库的水,又可用建新水库的水,被社员称为“双保险田”。仅三四年时间内,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大队变成了闻名全县的富裕大队,个个生产队都有大量的余粮卖给国家。有的生产队还发扬社会主义互相支援的精神,借出许多余粮给一些欠收的外县外社外大队的生产队,帮助那里的社员度过暂时的粮荒。

建社后的20多年时间里,全公社共组织社员修建水库16座,修建河港岸边的排灌站25座,修建的灌溉渠道总长达100余里,形成了覆盖全社农田的灌溉网络,使7000多亩旱地变成水田,16000多亩单季稻田和“望天丘”变成了旱涝保收的双季稻田。20多年中曾发生过数次一两个月不下一滴雨的大旱,但依赖有效的水利保障,全公社95%的稻田安然无恙,天干田不干,大旱之年仍获丰收。

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和农业生产效率,公社下力气组织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广泛开展科学种田活动,并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社队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大队、生产队,办样板田,搞科技示范,改革耕作制度,推广良种良法。公社建立了农科所,大队建立了农科站,生产队组织了科技小组,全社形成了三级农业科技网络。长工出身的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开佐,带领社员积极开展科学种田试验活动。他连续几年亲自种植7.2亩“麦稻稻”和“油稻稻”三熟制高产试验田,到1976年达到亩产大麦428斤,油菜子380斤,早、晚稻2400斤,超过“三纲”,创造出全社全县粮食、油菜子产量的最高纪录,在推广科学种田活动中发挥了极好的示范作用。他由此被授予全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樊孝菊,1972年兼任太阳升公社党委书记。为了在公社推广农业机械化,她亲自去南昌一次就购回拖拉机15台。春光大队经济基础比较好,7个生产队都购置了丰收27型拖拉机,成为全县农业机械化推广应用的示范大队。其他大队也各有拖拉机1—3台,全社共有28台。为了便于管理、维修和操作技术的提高,公社将这些拖拉机集中统一起来,建立了拖拉机站。拖拉机的投入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随着水利条件的保障、耕作制度的改革和科学种田的普及应用,全社粮食产量直线上升。建社20周年时,粮食亩产由公社成立时的300斤提高到900多斤,在全县率先实现了亩产超纲要求;总产由800多万斤增加到2400多万斤,成为全县最大的“米粮仓”。全社每年向国家交售公余粮至少600多万斤,最高年达1300多万斤。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全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大队有合作医疗室,户户有广播小喇叭,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新中国成立不到10年,人们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怎样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以促进经济发展尚无经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虽然在当时农业生产大部分依靠农民手工劳动、生产力很低的状况下,太阳升公社实行统一的大集体生产经营方式而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吃大锅饭”“磨洋工”“政企不分”等制约经济更大发展的弊端不断显露出来。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全面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太阳升公社这个地方,田是原来的田,水库是原来的水库,粮食产量却忽然间大增,多种经营蓬勃兴起,市场变得格外繁荣,剩余劳力出外赚钱,农民生产水平“快步登楼”,其根本原因就是新的生产经营体制代替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过去那些制约经济更大发展的弊端已不复存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1984年,太阳升人民公社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同全县各公社一样改社为乡。1992撤乡建镇。26年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但这个瞬间却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虽然公社这种体制存在着较大弊端,但它前期“千军万马齐上阵,兴修水利改山河”所创下的光辉业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当时的那种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仍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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