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明等与米夫的通信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刘 峰 周利生

[摘 要] 1929年王明自苏联归国后,只是从事一般的宣传工作。但是王明借着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的浪潮,不断的写信对李立三、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投诉,增加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也被认为是忠实于共产国际的,使共产国际决定重用王明等留苏学生。同时王明又借助了米夫的帮助,得以成为进入中共的领导人。

[关键词] 王明 米夫 政治通信 六届四中全会

1930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派米夫来华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改造”,支持以王明为首的留苏学生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于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一跃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始了王明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王明自苏联归国后,只担任一般干部并受过多次处分,何以能够“一步登天”?在这个过程中,王明等人有什么举动?是否依靠米夫的支持王明就掌握了中共领导权呢?

1929年王明等从莫斯科回国后,逐渐同李立三在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若干问题上发生争执,特别是对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政治决议产生了明显分歧。

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由李立三,反对意见自然受到压制,王明甚至受到开除出党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只得向莫斯科求救,而求救的对象当然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就很赏识他的老师米夫。公开的资料表明,王明及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部分同学,在1930年6至8月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和米夫通信就有9次之多。[1]这些通信主要内容有:

一是对李立三的错误进行投诉。1930年6月8日,王稼祥在给米夫的信中认为中国的革命形势高涨,中国革命有望取得胜利。但是,中共领导人对国内外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认识不足,犯了右倾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又没有给予纠正,认为需要新的政治方针、行动纲领来指导中国革命。信中说:“中国市场情况(指革命胜利——译者)十分看好,可望获取好的利润。但某些高级管理人员(中国领导人)对此理解不够。他们对国际市场和中国经营活动(中国国内外的革命运动——译者)的相互关系没有正确认识。”[2]p163-1646月26日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说,现在“情况更糟糕,公司(指中共—笔者)全面开展运动,公司中有4名右倾分子和派别分子”[2]p209。7月22日,王明和王稼祥共同致信米夫,述说因为和李立三在关于中国国内和国外的革命运动的关系问题上意见不一,对中国革命现状和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以及部分中共省委的工作抱有分歧。“我们近来在关于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的关系问题上同我们的老板意见不合。关于对目前中国市场状况的评估,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述,关于公司在农村的业务处理合关于我们公司在湖北和其他省份的事务等等。”说李立三与从苏联回来的人为敌,甚至藐视共产国际执委会,将他们从重要的工作职位上撤换。“老板的这些胡作非为,都是由于他右脑有病(指右倾——译者)”。[2]p223—224仅仅两天后,王明再次致信米夫,说“部分公司老板右肩(指右倾——译者)确实犯病了”[2]p226。

二是述说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压制。1930年6月14日秦邦宪与何子述在信中说:“我们公司总理事会(指中共中央政治局——译者)指示我说,由于您,我亲爱的美国朋友居住在苏维埃国家,所以我无权给您写信。他们认为我给您写了几封信是个大错误。”[2]p169同日的王稼祥在信中则提到李立三对他们提出了口头警告。6月26日陈绍禹的信可谓声泪俱下。他述说李立三指责他们组织了派别活动,“现在我和所谓的派别时时刻刻都有被永远赶出公司的威胁!当然我是首当其冲”,说自己“心如刀割!(泪水)不断!”[2]p209-2101930年7月24日陈绍禹在信中详述了6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的情况,说他们被最后通牒。8月1日王明在信中说,“到处都在开展反对‘以某人为首的巴黎派(指莫斯科派)的运动”;“对伊万等‘巴黎人的进攻一天比一天加强。形势太严重了”[2]p253。8月6日的信中则提到自己留党察看6个月,王稼祥等三人受到最严重警告处分,停止一切工作。[2]p342

三是要求米夫改组中共的领导机构。王明等在于6月26日、7月22日、7月24日及8月31日写给米夫的信中明确表示,希望共产国际能尽快改组中共领导机关。

为了纠正“立三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瞿秋白、周恩来受命回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1930年9月24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基本结束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同时,李立三也作了自我批评。根据7月23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这次会议对李立三错误的定性和处理都比较温和,李立三仍担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还请求共产国际改变决定,让李立三留中央工作,不去莫斯科。[3]p307

王明等对这样的结果自然很是不满。10月17日,王明在给米夫的信中说:“虽然老板们的所谓第三次全会(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三周了,但是巴黎总公司(指共产国际)今年7月的一些来信(决议)至今尚未公布。干部和基层(党组织)都急切地等着了解这些信的内容,因为这些信能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贸易(指革命运动)作出明确的答复和正确的指示。”他还指责时任江苏省委领导人的李维汉“在政治理论方面是第二个李立三,在实际组织工作方面是第二个‘老头子(指向忠发)和陈独秀。……如果他仍留在领导岗位上,那就永远别想改进江苏的工作而首先是上海的工作”。王明对六届三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机构也极度不满,他指责周恩来“到处发表维护李立三和抹煞老板和巴黎之间分歧的讲话,根本不想提高巴黎的威信”,要求再次改组中共领导机构,还再一次地表示自己受到打压,以至于无法工作[2]p378-381。

王明等期待的事情在共产国际收到了远东局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后发生了。

共产国际被李立三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主张挑起国际战争并把苏联卷入战争的态度所激怒,对李立三的批判立刻就被拔到路线错误的高度,对六届三中全会也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与李立三同志错误的报告》中,共列举了三中全会的七条罪状。共产国际对瞿秋白也进行了严厉指责,说他“不但不去执行国际指示,反而对于立三的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采取调和态度,这是对于国际的指示,运用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的演说,不去揭发立三同志的敌视布尔塞维克的路线,而只批评立三有个别的错误,就是不承认立三路线是和国际路线对立的”[3]p441。12月12日至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召开的扩大会议严厉批评了李立三和三中全会的错误,同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制止斯特拉霍夫(指瞿秋白)的两面派行为和消除宗派主义”;“应该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鉴于斯特拉霍夫的调和主义和两面派行为,应该把他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4]p543

共产国际认为中共成立之后,陈独秀、瞿秋白和李立三等领导人均未能正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包含着对‘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3]p362。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领导人自然就得出“中共原有的领导人都不行”的结论,而王明等留苏学生是“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的,“这样的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其做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共产国际认为:“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允许的。”[3]p433至此,共产国际已下定决心扶持王明了。

王明等最初并不是共产国际要推上高位的人选,这从1929年其归国后只是负责一般的宣传工作就可以证明。但是,王明借着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的浪潮,不断写信对李立三、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投诉。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现米夫的回信,但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和瞿秋白的处理中就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认同了王明的投诉。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增加了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自然也被认为是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因此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王明不但与共产国际反“立三路线”和批评六届三中全会的行为合拍,同时又借助了米夫的帮助,其登上高位就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分别为1930年6月8日《王稼祥给米夫的信》、1930年6月14日《秦邦宪和何子述给米夫的信》、1930年6月14日《王稼祥给米夫写信》、1930年6月26日《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7月22日《陈绍禹和王稼祥给米夫的信》、1930年7月24日《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8月1日《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8月6日《陈绍禹给米夫的信》、1930年8月31日《陈绍禹给米夫的信》。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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