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语境下对田诚《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的解读

陈明吾

[摘 要]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系1921年6月由武汉地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代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高认识水平的文章。该文显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解并能够在其指导下清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科学分析进而对中国革命道路作出相对正确的选择。

[关键词] 共产主义 知识阶层 革命性质 道路选择 意义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系1921年6月由武汉地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代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高认识水平的文章。该文共5600余字,小32开本,虽然其作者田诚生平不详,但这并不能否定该文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剧烈动荡。马克思主义先驱们在这一剧烈动荡的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从了解到研究到信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思想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一个痛苦反思和重新选择的过程,而且其思想变化一次比一次激烈。中国近代进步知识分子思想成长轨迹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大多接受过封建教育,后来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人是爱国主义者,胸怀救亡图存的远大理想等。马克思主义在最初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各种不同的团体从本阶级立场和实际需要出发介绍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虽然这些介绍和阐述更多地停留在学术层面,不能算着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有些思潮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或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但他毕竟使中国早期进步知识分子思考社会问题多了一种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是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才有可能在社会斗争实践中完成世界观的转化。所以,十月革命之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阐述对于点燃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的思想火花并最终成长为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功不可没。

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要完成思想转化就必须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划清界限。《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虽然篇幅短小但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该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根本任务,明确提出阶级斗争、组织劳动者的先锋队等思想,对当时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非议和修正主义思潮给予了有力回击。由于该文是在建党前一个月印行出版的,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理解为指导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纲领性文献。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该文代表了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认识水平。

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完整的理解

最早接触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完成唯物史观的思想改造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心目中只是西学东渐的西方思潮的一种,他们本能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三民主义的工具而不是完整地接受与运用于革命实践之中,因此对于其传播更多地停留在经院似的学术研究阶段。

朱执信、马君武、廖仲恺等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探讨和介绍。朱执信在1906年10月的《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颂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学者宝贵之”,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金科玉律”,“而其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崇者”是《资本论》[1]。可见,最早接触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甚至走向革命的对立面,但他们的这种尝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五四运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评介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建设》、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海《星期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及相关文章100余篇。影响最大的是胡汉民、戴季陶、邵力子、沈玄庐等。他们主要致力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的研究,并尝试解释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2]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中只有邵力子等少数人最终转化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而戴季陶等人甚至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

戴季陶的思想发展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看似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1.国民党人始终将三民主义作为研究、宣传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其目的只是为了贯彻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主张,将中国社会引向资本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本身就带着功利思想;2.其研究方法存在缺陷:马克思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有机组成部分。将三者割裂开来加以研究往往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惯用伎俩,这一点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屡见不鲜。所以虽然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思想的进步,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在思想上完成唯物史观的改造。

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分析社会矛盾运动的锐利武器;科学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坚定地辩证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分析社会阶级状况时的必然选择,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为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提供了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二者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之中。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的分析是符合唯物史观的,指出“共产主义是要把劳动者从两种困苦中解救回来,第一种困苦,就是个人压迫个人,等到我们脱离了资本家的羁绊,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度,这种困苦就没有了”;第二种困苦“就是自然界的束缚,所以要用最完善的大生产制去制造”。文章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有力批驳,认为“无政府主义者要把大机器废置不用,在科学上说来,这种制度是毫没有存在可能的”;作者在11—13自然段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分析了“共产主义者的完全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指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认为阶级战争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方法”。这些分析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基本原理。而这样分析手段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

二、对中国革命性质比较科学的界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它不但鼓舞了广大受压迫民族的斗争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与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列宁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介绍的纯理论形态的学说。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明确提出“公共殖民地”的概念,指出“欧洲大战以后,他们更是密集在中国,都在这里张牙舞爪的想夺到权利”。这说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更进一步并把中国革命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比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要进步得多,显然已经脱离唯心史观的泥潭,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也更坚决彻底。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化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完成的。尽管他们的思想转化也曾有过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相似的轨迹,但十月革命的胜利启发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社会革命实践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曾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起点是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十月革命也改变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十月革命胜利到五四运动结束,马克思主义先驱与各种思潮的论战也教育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这一过程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些人如戴季陶等却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革三民主义的不足之处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信仰取三民主义而代之。尽管这一改造促进了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思想的转化,并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作用,但以孙中山先生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完成唯物史观的思想改造,这是产生新三民主义局限性的根本原因。

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1.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主要出于改造三民主义的客观需要,而并非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2.经日本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更多地以理论的形态存在,因为日本并没与轰轰烈烈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也仅仅停留在经院似的理论研究层面;3.虽然孙中山先生早在1905年就与第二国际有过接触,但此时的第二国际已经沦为修正主义的阵地,不可能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的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运用唯物史观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这是由于孙中山先生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认识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方面,田诚在《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里体现出来的思想显然比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深刻得多。他不但指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而且对如何进行阶级斗争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阶级斗争可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第二步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这说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中国社会和指导中国革命。因此,《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标志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已经超越新三民主义进入成熟阶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对中国革命道路相对正确的选择

五四运动后期,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此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明显的空想倾向。最早介绍空想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接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加入这一行列。空想社会主义很快在中国造成了声势并形成多种形态,主要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等。

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小资产阶级的大量存在构成了空想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阶级基础。小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以改变国家和自身的处境。但他们不愿坚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斗争,幻想一蹴而就进入没有贫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主义正迎合了他们的需求,因而受到特别的欢迎。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和军阀混战,中华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从而使广大知识分子深感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但由于这一时期大多数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还没有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对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一时辨别不清;更何况空想社会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披着“新思潮”的外衣,容易吸引热衷于向西方学习的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外,第二国际自恩格斯逝世以后就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精髓,第二国际的领袖甚至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罪行辩护,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可能从第二国际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因而缺乏识别和抵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

无政府主义在革命道路和手段上主张个人恐怖,实行工团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基尔特社会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推销资本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并歪曲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工读主义主张脱离社会关系,提倡社会改良。尽管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人民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对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到工农群众中。但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毕竟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更不可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科学认识中国国情,因此不可能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开篇明义地指出世界革命存在界限分明、紧张激斗的“两大敌垒”,并指出第三国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组织”,还明确提出中国知识分子要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军”。文章回顾了欧洲知识分子曾经的错误,号召中国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握手,要觉得自身也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把我们的知识贡献到劳动者脑袋里去”。作者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出路在于阶级斗争,并告诫知识分子教育劳动者,组织劳动者的先锋队,引导他们走共产主义道路。文章进步分析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只有共产主义是解放世界的明星”。这充分说明该文作者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明确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这与在当时中国颇有市场的种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划清了界限,代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和运用的最高水平。

总之,《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是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总清算。当然,该文中也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并不十分准确,认为“三十年前的俄罗斯与今日中国是很相类似的”,并号召“把那些资本家和资本家的政府推翻”,这些分析说明作者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阶段,这是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它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和根本任务的分析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文中提出的组织劳动者的先锋队来指挥革命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出发展工业化大生产将劳动者从个人压迫和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2]田子渝、李资源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167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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