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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时期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历史经验

周 涛

[摘 要] 民主革命时期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主要历史经验有:确立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组织保证;对广大官兵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育官兵的信仰自觉;坚持义利结合,以义导利的原则;以革命纪律培育官兵的规范养成;党员干部和革命领袖以身作则;努力推进根据地建设,为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现实动力;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展示我军的正义性与高尚性。

[关键词] 民主革命时期 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 历史经验

信仰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中最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一个政党所具有的政治准则、价值观念与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动力和强大武器,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政治优势。我军在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培育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就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我军对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追踪和考察民主革命时期我军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轨迹,对于在新形势下强化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确立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培育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组织保证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党在逐步认识中国革命特点规律的过程中确立的,也是在同各种削弱或摆脱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完善的。

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首先发端于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程。我们党从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从南昌起义开始,我们党就致力于创建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失败的血的教训中悟出,失败的原因正是由于缺乏革命中坚力量。在率领部队进军井冈山的途中,他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决定在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营团建立党委,“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从而在部队建构起比较严整的党组织体系,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决议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重要性,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原则的制度和措施,将军队和军队的政治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的确立使军队的性质和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与我党争夺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权、我军内部一些人产生新军阀主义倾向和不愿接受党的领导的现象,中央军委在《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命令,保证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随后,党中央又多次重申“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教育警醒全党全军。

制度的保障对培育信仰与革命自觉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可以促进自觉主体由个人发展到群体和组织,二是可以对自觉的可持续性、方向性起保障作用。“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的创立,就是民主革命时期培育革命和信仰自觉的保障性方法,对我党有效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对广大官兵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育官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自觉

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国民军、国民革命军以及东征、北伐战争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认识到,革命军队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机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军队中树立革命观念,使之能为主义、为党和国家而奋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红四军党的组织基础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党内、军内中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大批的俘虏兵也把旧军队的一些思想作风带到了红军中。为解决上述问题,古田会议把教育问题作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指出“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1]提出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作为党内教育的材料。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后,各部队认真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军事理论的教育。抗战期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对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水平、激发全军的抗日斗志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培育官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需要实现广大官兵由自发诉求向自觉诉求的升华。民主革命时期,为培育广大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实现革命理想,我党我军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将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的生命线,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采取多种教育方式,对我军官兵进行了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使广大官兵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为培育我军官兵的马克思信仰营造了氛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坚持义利结合,以义导利的原则

战争年代,尽管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党和根据地政府仍然非常重视官兵的物质利益。井冈山斗争时期,当时的湖南省委就曾要求红四军“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2]。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都是我军贯彻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的重要体现。为了确保物质利益的贯彻落实,我党制定了优抚条例,为物质利益原则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制度化保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军的优待和抚恤制度进一步完善,先后颁布了多部法规,对军人家属进行优待和对伤残军人进行抚恤。优待抚恤政策的贯彻执行,褒奖了广大官兵的英雄业绩,激发了他们的荣誉感,解除了前方官兵的后顾之忧,极大地鼓舞了革命斗志,坚定了他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决心。

除进行物质激励外,我军还对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进行精神激励。土地革命时期,我军除进行马克思主义正义战争观教育外,还将荣誉观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以激励官兵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荣誉感和练兵热情。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继续发扬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并把革命英雄主义作为教育的重点,使广大官兵自觉地把评价标准建立在人民群众这个历史创造者的基础上。

人们努力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我军之所以能在重重困难中坚信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正确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军队和人民进行了义利结合、以义导利的激励,不仅使他们感到其所从事事业的正确性,而且为他们提供了物质基础,使他们能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新中国和共产主义事业而奋勇直前,不怕牺牲。

四、以革命纪律培育官兵的纪律规范养成

我军的纪律建设,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最著名,也是我军纪律建设的主要内容。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这年年初,毛泽东向部队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即:(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即:(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之后,毛泽东根据当时斗争的发展和我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并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从而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古田会议以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编进了红军的《识字课本》。为使广大官兵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谱成了铿锵有力、简明生动、琅琅上口的《红军纪律歌》。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将歌词作了反复修改,歌名改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我军区别于其他一些军队的特殊标志。1947年10月10日,为进一步加强我军的纪律性,毛泽东为我军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新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统一后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三大纪律将“一切行动听指挥”置于第一条,作为三大纪律的重点,其基本思想就是“党指挥枪”,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也为我军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供了组织保证。其所规定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做到“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规定“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等,体现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处理军民关系的准则,是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保证,也是使我军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正确性的重要做法。而所规定的“说话和气”和“不打人骂人”,则集中体现了我军官兵一致的原则,是我军与一切反动军队相区别的鲜明特征。总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要怎样做、不要怎样做,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这就从习惯养成上培养了我军的优良作风,将官兵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实践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这是我军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举措。

五、以广大党员干部的以身作则感召和牵引广大官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广大官兵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作为终生奋斗目标,与我党我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治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动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为争取革命的胜利,为着将来的共产主义,革命领袖和广大共产党员在推动革命进程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如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革命领袖,始终胸怀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实事求是,廉洁奉公,多做少取,为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与此同时,在一般共产党员身上,也同样焕发着一种基于对共产主义信仰而产生的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的巨大力量,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先进典型,如张思德、白求恩、徐特立、吴玉章等等,这些都影响和感召着广大官兵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而文艺作品和革命领袖对以张思德、白求恩等为代表的典型塑造与宣传,更是激励了一大批的志士仁人为着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革命领袖和中共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广大军民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英勇前进的精神源泉。正是革命领袖和广大共产党员英勇作战,模范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团结统一、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始终保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朝着共产主义奋斗不止,才感召和指引了广大官兵沿着共产主义革命道路阔步前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六、努力推进根据地建设,为培育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提供现实动力

我党非常重视对根据地的建设,一方面以期得到根据地的人力和物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是以根据的实践使广大军民感受我党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正确性,以此培育官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以推进反腐廉政建设和根据地民主建设最具代表性。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她与腐败水火不容,但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成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期的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和磨炼。艰苦的斗争环境,也使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革命的人,在剥削阶级思想影响下走上腐败的道路。因此,对腐败现象进行治理,既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坚定广大群众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对共产主义信仰的需要。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通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纯洁党的组织,严明党纪政纪,完善人事制度,惩治贪污浪费,采取廉政举报措施,强化公仆意识,开展整风运动等途径,使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了良好的作风,树立了党和革命政权在各阶层群众中的廉洁、公正、勤勉和为人民服务的形象,保持了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质,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与信任。

在开展根据地反腐廉政建设的同时,我党还注重开展根据的民主建设。如在延安时期,广大根据地人民在政治生活上积极参与民主建设,“三三制”就是一个典型。在经济生活中,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或带头开荒种地,或把自己制定的生产节约计划公布于报纸之上,让大家监督执行。在他们的影响下,各根据地农民纷纷组织劳动互助组织,使大生产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八路军三五九旅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由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坚定了大家抗战建国的信心,而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更增强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

七、以革命人道主义,展示我军的正义性与崇高性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关于“不虐待俘虏”的规定,这是我军执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瓦解敌军和培育官兵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做法。毛泽东在我军创建时期,就为我军制定了对敌宣传、释放俘虏、医治被俘敌军官兵等一系列政策,要求我军第一不搜查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品,第二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第三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教育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扩大红军的影响。实践证明,毛泽东制定的瓦解敌军的原则,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定,也是我军发展壮大,坚定我军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重要举措。

“不虐待俘虏”从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充分展示了我军拥有真理和正义,是一种有力量的表现。它看起只是一项具体政策,实际上却是一把打开真理大门的金钥匙。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国民党军队成千上万的士兵群众从反动的政治压迫和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走上革命道路。敌军俘虏兵一接触到我军不许虐待俘虏、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和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实际,再经过诉苦教育,其被压迫阶级的意识很快被唤醒,并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很快转化为革命战士,为着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参考文献:

[1]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z].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209页。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5页。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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