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邓小平的公平公正分配思想

余发良

[摘 要] 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一贯的价值取向,它源于对传统民众心态的继承与扬弃,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继承与发展,源于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这一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包括,物质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是核心,平均主义不具有公平性,公平公正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实现的基本路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前提,教育机会均等是基础,先富后富是策略。

[关键词] 邓小平 公平公正 内涵 实现路径

公平公正是人类的不懈追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一个值得永久探讨的话题。坚持按劳分配,不搞两极分化,实现公平公正,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贯的价值取向。他在1990年底对新组建的中央领导集体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他认定,如果搞两极分化,就必定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改革开放就失败了。本文拟就邓小平公平公正分配思想形成的背景、独特内涵和实现路径进行梳理。

一、邓小平公平公正分配思想形成的背景

1.对民族传统民众心态的继承与扬弃。恩格斯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2]实现公平公正,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孜孜追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众心态,这种追求和心态是邓小平公平公正分配思想、社会主义本质论得以形成的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最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历代思想家、政治家设计了一幅幅以反对剥削、财产公有、人人劳动、天下为公为主要特征的大同世界蓝图,公平公正思想是最显著的特征。老子、庄子、孟子、墨子设计过,历代农民起义也曾多次打出类似的旗帜。太平天国运动试图把“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付诸实践。康有为把大同社会看成是人类的公理,并描绘了一幅建立在科技发达、物质财富丰盈基础上的废除了私有制的普渡众生的人间乐园。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作为其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社会的理论指导。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之根,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为革命、建设、改革而奋斗的历程中对传统民众心态进行了扬弃超越,成为各个时期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谋划建国方略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具有巨大吸引力,莫不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民众心态相联系。

2.对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同时也认为平等是相对的、具体的、历史的,平等观具有阶级性和历史性,需要进行阶级的历史的考察。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但它是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前提,以最完善的制度作保障,以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中国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3]。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4]。马克思主义者既强调平等在对象上的广泛性,还强调内容上的多重性,以体现平等的具体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说,现代意义上的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5]。平等只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步骤、分阶段地逐步实现,逐渐扩大其绝对性,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就是平等逐步实现的过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为其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确定了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

3.对历史经验的客观总结和现实国情的准确把握。生产是分配的基础,生产力水平决定作为生产关系核心的分配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但同时又认为,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平等只能是相对的,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6]。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贫穷落后基础上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7]。平等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我们“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8]。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实现按劳分配,平等只能伴随制度的逐步完善、人们思想觉悟及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力的逐步发展而逐步实现,世界上“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9]。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富裕程度、文化发展状况、社会制度完善程度,都不允许我们回避社会主义起始阶段的基本特征,分配中必然存在差别,平等只能是相对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不符合我们的基本国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邓小平公平公正观的基本内涵

1.物质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是核心和基础。人的本质主要由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等社会关系和社会属性所决定,人的平等关系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人们只有在解决了吃喝住行一类问题以后才会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和文化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0]经济利益既是实现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物质基础,又是政治利益背后所追求的目标。在人的三大基本权利上,经济平等权具有决定性的实在意义,是实现政治和文化权利的物质基础。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以为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不仅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更要在经济和文化上翻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平等应当不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1]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要革贫穷落后的命,首先是革贫穷的命,以为革落后的命创造物质条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12]。鉴于历史的教训,“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真正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发展包括很多方面,但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时期,其基础和核心就在于发展生产力,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使数亿人摆脱贫困,让其基本生存权获得保障。

2.平均主义不等于公平公正。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中,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而来的起始阶段,它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还残留着旧社会的痕迹,分配过程中只能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权利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始阶段不仅残留着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痕迹,还大量保留着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痕迹,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们思想觉悟程度和文化进步状况都不能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政策的实施提供支持。表面上的平等不等于实际的平等,我们“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3]。按劳分配是相对平等,而非绝对公平,因为“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为其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14]。劳动既有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还有时间和强度的区别,“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我看高温、高空、井下、有毒的工种,待遇应当跟一般的工种有所不同”[15]。造成不公平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不能仅靠走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旧路来解决,我们既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也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更需要提高劳动者的思想素质和劳动技能。

3.公平公正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历来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存在差别,这种差别的改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就当代中国来看,尽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6]。就个体而言,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是人的素质、技能上的差别,消除这种差别需要长期努力。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和人们,然而先富也需要一个过程,这种带动和帮助也必然是一个过程,同步富裕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历史和客观现实。由于造成暂时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重的,由于消除这些根源具有长期性,按劳分配必然是长期的,不平等现象的彻底解决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我们无法改变某些自然条件,但可以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和政策,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推进生产力的发展,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人的宗旨,他为我国起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设计了节节高的战略,使人民生活水平由摆脱贫穷走向小康生活,再由小康到富裕生活,每一步都体现出其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比如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17]

三、邓小平对公平公正理想实现路径的基本设想

1.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前提。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发展生产力是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推翻旧的上层建筑,废除既有的生产关系,是服务于解放生产力的,以奠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基础。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解放生产力,共产党人的理论和使命可以首先被概括为消灭阶级和私有制。消灭阶级是消灭私有制的前提,消灭私有制是消灭阶级的最近目的,“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18]。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在于解放生产力,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19]。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变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完善那些不利于生产力进步的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方面,同样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第一次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制度完善放到与革命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20]解放生产力并不等于发展生产力,它只是部分完成了无产阶级的使命,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发展生产力,共产党人必须利用新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去推动生产力发展,以“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1]。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条件下,在共同富裕目标的驱使下,“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2]。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23]

2.教育机会均等是基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基础全系教育,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教育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们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在于教育的发展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又源于教育的发展和发达程度。“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24]那么,通往这条殷实生活之路的有效途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科学技术,其基础就是教育。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一靠走改革开放的政策之路,二靠走科技进步之路,从长远看,要特别注意教育和科技。“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25]他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务必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教育。就个体而言,体力与脑力劳动者、高素质与低素质者,不仅在就业机会而且在劳动报酬上也存在差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26]普及基础教育,大力发展中等教育,扩大高校招生规模,都是实现教育机会相对均等的重要举措。

3.先富与后富是策略。邓小平指出:“我的一贯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地区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27]共同富裕是归宿,同步同等富裕不现实,“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28]。中国各地区间、人与人之间因为受制于自然、历史和人文等因素,在能力和发展程度上存在差别,从而在富裕程度上也必然存在差别。先富与后富是加速发展和达到共同富裕的有效捷径,这主要体现在示范带动和帮助作用两个方面。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和觉醒度存在差别,先富的地区和人们会给处于贫困中的地区和人们以巨大的启迪和示范,所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提出决不能搞强求,允许看,等思想通了以后慢慢跟上。在帮助问题上,首先是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人们自愿帮扶落后者、贫困者,先进帮后进、先富帮后富,是一种义务,虽然不搞强行摊派,但要鼓励和提倡发扬民族传统美德;其次要通过诸如税收一类的政策手段帮助落后者、贫困者;最后要通过制度和政策的完善来解决平衡和公平问题。如果是因为制度和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改革开放就失败了。帮扶要注意内容,不能简单把它当作一种施舍或救济,要把帮扶放在落后地区的交通条件改善、教育发展和技术援助上,放在提高人的素质上,放在增强发展潜力上。在先富与后富问题上,邓小平还设计了两个大局的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加快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9]总体上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还暂时处于贫穷落后状况,但具有后发优势,“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30]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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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8][11][14][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444、304、305、448、305、448页。

[10][19][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283、293页。

[15][2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1、89页。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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