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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陕北黄土地走进中南海的习仲勋

水新营

习仲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笔者着重叙述习仲勋在西北地区从事革命斗争的有关情况,介绍他是如何从一个革命少年成长为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进而走进中南海的。

少年投身革命路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淡村乡中合村。他的童年,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国家经济衰败、革命风潮迭起、社会剧烈震荡的年代里度过的。童年时代,他的家庭经济尚宽裕,是一个拥有十几口人温馨和谐的大家庭,父母亲以传统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教育和影响着儿女们。

9岁的习仲勋开始在家乡上初小,儿时的习仲勋既聪明又勤奋,考试经常是第一。1926年春,习仲勋进入离家25里的立诚公学高小部上学。在立诚高小,他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同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他人生的崭新起点。此时,他还不到13岁。由于立诚学校革命风潮的兴起,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惊慌和敌视,一些党团骨干先后离校。鉴于形势变化,习仲勋等决定转入县立第一高小上学。1927年春节过后。习仲勋等一批立诚学校的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转入县城第一高小上学,,1927年是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一年,习仲勋在这里除了刻苦学习功课之外。还以更大的激情投身革命斗争之中,他积极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宣传演讲。即使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革命低潮中,习仲勋仍积极参加相关斗争。

1928年农历正月初,习仲勋考入位于三原县的陕两省立第1师范学校。该校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潮流之中,于右任、胡景翼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和一批留学生,把许多新鲜的教育内容和先进的办学方式带到这所学校。在这些革命和进步入七的影响下,这所学校从一成立就具有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拥护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进步思潮。在白色恐怖下,习仲勋在省立第三师范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

1928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学生运动时,被捕坐牢。在狱中,他英勇不屈,并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下旬习仲勋正式获释,回到了家中。此后,习仲勋家中灾祸迭起,多位亲人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双亲离世和异常艰难的家境,给习仲勋带来精神的痛苦和思想负担,长时间难以排解。加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时义不能恢复,他一直处于惆怅和徘徊中。在家里他反复阅读著名作家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这部小说主人翁的命运进一步坚定了他外出干革命的决心。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积极参加在乡间的革命活动,并决心离开家庭,投身到更广阔的革命斗争中去。

21岁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0年春节过后,习仲勋受上级党组织指示,到国民党杂牌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1年5月,不满18岁的习仲勋担任陕北警备第三旅王德修营中共营委书记,挑起了全营党的工作的重担。习仲勋等人的精心工作,唤起了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1932年3月,习仲勋等人领导了有名的“两当兵变”,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于缺乏经验,兵暴发动后失败,300余名起义官兵一夜间被击溃。全军覆没。

兵暴失败后,习仲勋寻找到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参与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一度调到中共陕西省委工作。后来为了加强对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等人到陕甘边苏区工作,习仲勋任陕甘边区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后兼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新的指挥机构立即对20多支游击队进行了组织上的彻底整顿,习仲勋作为政委,在整顿中发挥了有力的指导作用。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他几支革命武装汇集陕西耀县照金镇,发展壮大了陕甘边区的军事力量。为了实施对几支武装的统一领导,尽快恢复发展红军主力,1934年,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照金镇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召开。习仲勋作为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后,认为只有把红军武装统一起来,才能战胜敌人,扩大苏区。这次会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具有重要意义。

1934年春节前后,习仲勋进入以甘肃省庆阳县南梁地区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南梁地区地广人稀,又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回旋余地大。加之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在这里开展兵运和游击活动,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利于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红色区域迅速扩大。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当时他还不满21岁。年底他又当选为陕甘边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党在这一地区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习仲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在注重自身建设的同时,有效地行使了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为保证根据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支援游击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基础。

1935年,随着陕甘边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所面临的形势任务的变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苏区的革命斗争,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委员。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以及不断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使西北革命根据地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影响了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者开展肃反,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1935年10月,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边区吴起镇,得知陕北肃反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处理。中央及时制止和纠正了陕北错误的肃反,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多位被关押的同志,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和革命事业。后来在瓦窑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时年22岁的习仲勋。这时,习仲勋刚刚从“左”倾机会主义者设置的牢中释放出来,毛泽东颇感惊讶:“这么年轻!”

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最年轻的一员

八年抗战时期,习仲勋受中央之命,一直战斗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线,保卫边区的南大门和北大门。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习仲勋时任陕甘省委所属的关中特委书记,关中特区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离陕西省城西安很近。针对“西安事变”之后出现的新形势,习仲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活动。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关中特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选调一批高素质的兵员补充改编后的八路军。当时关中地区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习仲勋积极加强政权建设,动员广大青年群众参加八路军和边区抗日武装,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工作。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抗战进人全面相持阶段,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继之而来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摩擦与反摩擦斗争。关中地区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最南端,处在反摩擦斗争的风口浪尖。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11月至1940年6月,国民党武装进攻关中地区达64起,在关中周边地区的土匪武装也频繁活动。在这危急时刻。习仲勋牢记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策略方针,领导特区军民有理、有利、有节地同顽固派进行斗争,保卫边区南大门的安全。在反摩擦斗争中,习仲勋注重讲究正确的斗争策略,分析和区别对待顽固势力、中间势力和进步势力,从而赢得反摩擦斗争的不断胜利。

1942年7月,习仲勋奉调西北局党校校长。任职期间,他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11月,为了清除王明路线在边区的影响,加强边区党的建设。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习仲勋参加了这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高干会议结束后,1943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习仲勋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守卫边区北大门。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人口占陕甘宁边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习仲勋上任前,毛泽东专门约习仲勋谈话,增添了他克服困难、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在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他及时纠正当时绥德地区在整风审干的抢救运动中存在的偏差。经受了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习仲勋,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向中央汇报,实事求是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力争将运动中的错误减少到最小。在绥德工作期间,他注意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着力保证边区政府政令畅通和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当时凡路过绥德的同志都会说:“习仲勋是一位好地委书记。”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习仲勋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大会选出了44名中央委员、33名中央候补委员,习仲勋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他也是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最年轻的中央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针锋相对。根据中央决定。包括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内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各分区万余名干部调赴全国其他根据地,其中一半人被派往东北建立根据地。这时,刚刚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两个月的习仲勋受命担任西北局书记,并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时年32岁,是当时中共中央设立的各个中央局中最年轻的书记。这充分反映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习仲勋在地方的出色工作的肯定。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后,多次在西北局和边区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体现了在中共中央“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指示下,边区军民进行和平建设和民主运动的主线。

随着胡宗南集团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1947年3月,习仲勋和彭德怀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先后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扭转了西北战局。习仲勋参加了解决西北战场相关问题的小河会议。小河会议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习仲勋再次担负重任。会议决定将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并担任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会后,习仲勋与贺龙同志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战军作战。

为了争取野战军前方作战的胜利,以习仲勋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同陕甘宁晋缓联防军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精诚团结,通力合作,配合野战军作战,担负各种战场勤务。陕甘宁边区各级党政机关和150多万群众迅速转入战争状态,一切服从战争,习仲勋为此更是呕心沥血,积极为西北野战部队提供粮食供应,适时筹备补充各种军需物资、武器弹药、兵员经费。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还积极纠正土改中存在的“左”倾行为。1947年开始,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蓬勃兴起。但土改从一开始就被“左”倾思想统治,其中晋绥地区的土改尤为酷烈,极左风暴甚至刮到了陕北。习仲勋很快发现了这股苗头,他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明确指出:“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大声疾呼,“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把一切破坏得精光”。习仲勋的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土改中的极左现象逐步得到纠正。

1949年3月。习仲勋出席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随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不久他回到大西北,此时西北战场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解放大西北是此时的重要任务。1949年6月,中央根据西北局势的发展,为了统一西北党政军的领导,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贺龙分任第一、第二书记,习仲勋任第三书记。由于彭德怀正在率第一野战军向西北广大地区进军,贺龙不久率部解放大西南,习仲勋分工负责西北局日常工作。习仲勋为大西北的解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走进中南海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在彭德怀赴抗美援朝一线后,他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习仲勋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针对西北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他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尽快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习仲勋在西北的工作也深受毛泽东的好评和赏识。1951年秋,毛泽东准备让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他在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初,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的一次谈话时问道:“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的回答是:“年青有为。”在延安时,他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1952年7、8月间,党中央决定将各大区的主要负责人从外地调来北京,以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以后的日子迎来他一生更为坎坷的岁月,也迎来了他一生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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