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一性中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特征

李光彩

[摘要]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文学艺术思想的探讨、研究和建设。他富有文采,在诗词、书法等文艺领域独树一帜而占有一席之地。他文艺思想的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从现实需要和民族特点出发,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文试从统一性原理来看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的讲话、论述、批语等,以此来归纳其文艺思想的特征。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统一性

世界上的具体事物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的,各有其质的规定性,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地位,这是世界的多样性;千差万别的事物又有其共性,这是世界的统一性。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世界具有统一性,有共同的本质,这是一元论。同时认为统一性不能脱离多样性,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统一性是多样性的统一性,统一性离不开多样性;多样性是具有统一性的多样性,受统一性规范,多样性离不开统一性。统一性使世界具有秩序,多样性使世界充满活力。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就是秩序与活力的统一。从统一性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特征,不难发现其中的有机统一关系。

一、现实性与服务化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后来称之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前半部分,特别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即“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抗战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只有“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才能“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不避其中的政治性,但政治还是源于现实的需要,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是革命的力量、解放的对象,共产党则是革命的先锋力量,这就决定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也说过:“为艺术的艺术,超艺术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他依据当时群众文化普遍低的现实,指出了文艺工作的普及目前重于提高,他说:“对于他们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从现实需要出发。以此服务于现实。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创作出现了崭新的气象。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要求、现实需要、深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如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秦腔《血泪仇》,平剧《三打祝家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等。与此同时,社会现实也决定了文艺的服务性。

二、针对性与多样化

列宁曾指出,革命文艺“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我们知道了文艺的服务方向,还要明白具体为谁服务,是为工人,是为农民,还是为解放军战士等等,依受众而定,这样才有针对性,才容易引起接受者的共鸣。

抗战时期,从上海等城市来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人,刚开始未考虑到接受者的文化层次和审美习惯,用很大的力气为群众准备“阳春白雪”、高雅艺术,观众就是不买帐。不是群众不理解编剧、导演、演员等创作之苦,而是编导、演员们不了解受众的文化层次和审美习惯。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于1938年4月10日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讲到“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指的就是他们创作的作品不符合群众的口味,脱离群众生活,缺乏创作针对性。而像中国传统的歌舞剧“小放牛”,全剧虽然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但经革命文艺工作者有针对性地将其改为符合群众口味和现实需要的宣传抗日内容,就十分受欢迎。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文艺工作了解什么人、熟悉什么人的重要性,即有针对性创作的重要性。

有针对性的根据不同领域,不同人群的生活、感悟、认识和需要进行创作,自然会趋向多样化的发展景象。1956年,毛泽东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艺术和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同年,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了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新文艺问题。毛泽东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他认为,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等民族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因此,他主张发展民族新文艺“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这一时期,在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许多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积极从事艺术民族化的深入探索,以富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王朝闻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艺术理论建立在丰富的创作和欣赏经验之上,其突出特点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分析艺术现象,在各种对立统一的艺术关系中揭示艺术括动的规律,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张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戏剧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进行科学的审视和精当的理论概括,创立了“剧诗”说,提出了话剧民族化和戏曲现代化的主张,为中国当代戏剧的理论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夏衍、陈荒煤等电影理论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开拓创新,为探索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李凌、吕骥、马可等音乐理论家对新音乐民族化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吴晓邦是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创造体现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新舞蹈,构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化的新舞蹈理论。

三、为民性与大众化

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决定着文艺的性质和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反复指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该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他还结合抗日根据地的现实,形象地说明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内涵。他说:“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

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毛泽东依现实状况和革命性质明确了革命文艺的工作对象和服务对象,阐明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人民大众的性质。

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的历史责任。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方向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是文艺的真正源泉。他又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这个问题,他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既然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之后就是该“如何为群众”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论述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之后即强调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关于“如何为群众”服务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善于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描写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而要做到这一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通过深入生活来了解工农群众。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同群众结合,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化,而且也是对革命文艺创作客观规律的揭示。正如毛泽东所说:通过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诚然,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无疑地还包含着文艺工作者主观世界的改造问题。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种思想感情的转变,就是立场、世界观的转变。这个问题,在40年代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者中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当时“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可见,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面,“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毛泽东认为,如果不从这个王国中走出来,不通过深入生活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就不可能反映激烈的民旅斗争,不可能反映人民群众沸腾的生活,也不可能用自己的作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与此同时,大众化就成了文艺作品的必然趋势。在《讲话》发表之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通过长期地深入生活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延安乃至全国革命的文艺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从某种意义上讲,为民性就决定了文艺创作的大众化。

四、广纳性与创新化

文学艺术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创新的。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固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对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首先提出要在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从而为正确对待文化遗产提供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有着多维内容的复杂的文化现象。毛泽东认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东西。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对此有过极为精辟的阐述:“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东西,并提出要吸收这些“民主性的精华”。他十分推崇的《红楼梦》等,就属于这一类的作品。他曾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他认为《红楼梦》“不满意封建制度”,表现了它的“民主性”。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又对中国古代文化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在这里,不仅说明了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封建主义的东西”要有区别地、批判地利用;而且指出了对“反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所以,只有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我们才能充分地、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

应当说,毛泽东倡导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既包括对封建性糟粕的剔除,也包括对旧内容、旧形式的改造和创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有时精华与糟粕会相互渗透在一个统一体中,不可能采取机械的两分法。毛泽东认为对此类东西如同对食物一样,要首先经过消化、分解,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曾以文艺为例,提出要利用旧形式,给以改造,加进新内容,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古代文化绝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倾向是错误的。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主张对古代文化全盘继承。宣扬今不如昔,厚古薄今。应当指出毛泽东关于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主张有着鲜明的目的,这就是他一贯倡导的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他看来,今人读古书,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求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曾用“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这样明快的语言,来概括他的这一思想。这就是说,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要为今日中国之政治和经济所需要,要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复古主义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不仅重视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明确指出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洋为中用。这两方面都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历来反对排斥外来文化的错误态度。在他看来,学习外国文化,必须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按照为我所用的原则,来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他在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就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他还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引导人们认识中外交流源远流长,阐明学习外国应重在吸收、创新的正确态度。他以音乐为例说:“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他指出,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

音乐消失了,“而是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够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他认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历来反对“全盘西化”论的主张,强调指出:“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有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主张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长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这些思想,无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毛泽东广纳古今中外文化的思想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已自然的化为一种创新性。

五、开放性与民主化

党领导科学和文化艺术事业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即“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不同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富有民族风格的口号,并经过党的八大把它确定为党指导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基本方针。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针,为发展科学技术,繁荣文化艺术创造了必要的民主条件,为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途径。“双百”方针就是反对“收”、主张“放”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正确地反映了科学和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能够自觉运用这条规律来促进我国科学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并把它规定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方针,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他认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这样做有利于人们自由地进行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创造和探索,有利于它们的顺利发展。所以,他不仅强调文艺要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而且还主张要尊重和发展不同的流派。他曾对一位戏剧工作者说:“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派也要有,谭派、杨派、余派、言派……都要有!”“双百”方针反对教条主义、思想僵化和文化专制主义,贯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宽松、开放和自由的文艺创作环境。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中央美院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信上的批语可见他文艺思想一斑,“画男女老少裸体是绘画和雕塑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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