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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百姓

马超 张凤霞

一生忠党国,

肝胆贯云霄;

湖海胸怀量,

夕阳无限娇。

——马万祺《赞习仲勋》

习仲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全国仅存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一生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深入群众,坚持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生活,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习仲勋:“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始终坚持“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甘当公仆,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深受广大群众的拥戴和敬仰。

“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

1939年5月的一天,时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走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有人坐在一棵树下啼哭。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老大娘哭着嘴里念念有词:“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是个软性子人,听见老大娘哭诉,心里怪难受的。他问道:“老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

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一听是这老大娘的老汉有什么灾难,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

“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一下就不哭了。她抬头看了一下,果真是习仲勋,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搀扶着老大娘来到她家。这家姓李,老汉叫李青林。习仲勋走进窑洞一看,李青林躺在土炕上,奄奄一息。他鼻孔里的血一滴一滴正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

习仲勋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啊?”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青林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也没有人敢管。”

这下习仲勋心里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来,我背你去边区医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这病会好的。”李青林说:“习书记,您是我们这里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让您背呢?”习仲勋说:“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来,我背您去医院。”

习仲勋背着李青林小跑前进,很快到了边区医院。医院陈院长立即安排进行抢救,结果血是止住了,但因李青林身体太虚弱,很快昏了过去。陈院长说:“得马上输血,不然有生命危险。”

一位护士听后马上说:“我是O型血,先输我的。”习仲勋说:“光输你一个人的血是不行的,我再动员一下咱们的保卫大队,多找些人。”這位护士立即躺在床上给李大爷输血了。但当习仲勋去保卫队动员队员输血时,一个队员却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这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是O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青林输血,李青林被救活了。

李青林出院的那天,专门跑来拜见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叫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咱们的八路军。”

李青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驻军处,他叫出他的儿子,对他说:“你要是还继续在国民党队伍里干,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他把习仲勋和边区医院救他的事从头至尾给儿子说了,儿子表示:“国民党队伍里太黑暗了,我一定寻机逃跑,参加八路军,您放心吧!”

一个月后,李青林的儿子不但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了3个一块当兵的兄弟参加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

“那个药当时虽然很贵,为了救人嘛,我两次特批15支,是应该的”

1948年4月,延安收复之后,时任《群众日报》记者的延泽民回到了延安。不久,他的结核病复发了,高烧不退,卧床不起,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听说有一种叫链霉素的进口药品,对结核病的治疗非常有效。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价格奇贵,链霉素当时每支价值1两黄金。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卫生部也只储备了50支,而且卫生部部长曾玉生也无权批准使用这种药。要动用这种药,必须先经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批准,然后还要经政委习仲勋审批。延泽民作为一个小干部,哪能用得上这样奇缺而又昂贵的储备药呢?

延泽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给李卓然并报习仲勋写了几句话,说自己快要死了,只有注射链霉素,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希望组织上能批准给他使用这种药。

当时部队正在逼近西安,战争之紧张,可想而知。可是,令延泽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几天,习仲勋就批准了给自己用这种药。恰似甘露时雨,医院给延泽民注射了10支链霉素后,他的高烧退了下来,但仍有低烧。习仲勋又批准给延泽民注射了5支,结果不到20天,延泽民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从病魔困扰中挽回了自己的生命。

西安解放后,在一次晚会上,习仲勋看见了延泽民,老远就喊道:“哎呀,你还活着?”延泽民赶快走上去。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连连点头,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感谢习书记当年特批15支那么昂贵的链霉素治好了自己的病。习仲勋又说:“不怕死就死不了。那个药当时虽然很贵,为了救人嘛,我两次特批15支,是应该的。”延泽民接着说到:“不是我不怕死才活过来的,是党的关怀才使我活过来的。”习仲勋听后,爽朗地笑了起来。

“不能让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习仲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认为这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

1950年春季的一天下午,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在西北局门外散步,发现有很多人提着干粮,带着行李坐在西北局大门外边,看样子像陕北人。他急忙找来秘书问明情况,原来,解放陕北时有些农民的儿子因当兵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解放后家人便跑到西安来寻找儿子。习仲勋当即让秘书通知传达室的老王:“对待乡里人要客气些,他们老远跑到西安找儿子,也不容易,我们要热情接待。让乡里人进来坐下,给他们好好地查询,一一地答复。”从此,西北局大门口正式设立了接待室。

习仲勋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还专门指定一名秘书。定期到信访接待室,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同时要求将选编的重要情况,直接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报告。

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在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强迫命令,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

张等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涉及党的农村政策,有的涉及领导机关和干部的工作作风。习仲勋认为事关重大,应当专题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他让秘书起草报告,并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毛主席。但是,看了秘书起草的报告后,习仲勋却皱起了眉头,问道:“群众不满食油供应紧张情况的实例为什么没有写上去?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秘書显出很为难的样子。

原来,群众在来信中讲了两件事情:一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要紧张,因而讲怪话说:“食油4两,想起老蒋”;二是反映说,有位农民赶着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轱辘因没有润滑油发出“吱吱”的叫声,这位农民气得大骂:“我都没有油吃,你还叫唤啥哩!”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秘书觉得,这些例子有些粗俗,不适合列举。

习仲勋说,这两个例子,虽然有欠妥之处,但它真实、生动地反映出我们地方政府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说服力,还是加上好。当毛主席和周总理看了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有关方面尽快解决。

在习仲勋看来,中国的老百姓是最懂得忍让的,他们能来信来访,一方面说明问题可能相当严重,另一方面说明他们还相信党、相信政府。正如习仲勋所说:“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

1953年9月,习仲勋开始担任政务院秘书长,主管文教工作。当时作家的创作环境不是很好,作家面临的压力很大,创作时因放不开手脚,很难写出优秀的作品。

习仲勋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主要原因在于一些领导者责任心不强,不懂得关心和帮助作家,一些批评者不懂得如何运用批评的武器,乱打棍子,乱扣帽子。

为了保护作家的创作激情,帮助他们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习仲勋多次召集有作家、批评家和文艺界领导等参加的座谈会,要求大家为作家的创作去营造宽松的外部环境。

他告诫文艺界的领导,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能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不能用低级粗暴的办法。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的错误,而是写作技巧上的问题,不能全盘否定;即使有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不能随便加以“枪毙”。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对的,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一个标准。任何一部作品,不能要求作家一气呵成,总要给以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不能像向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总要给予足够的时间。

针对文艺批评,习仲勋说:“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善于运用批评武器,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喷头,结果弄得彼此不欢而散。并不是作家难以领导,而是批评者要懂得批评的目的。批评尖锐也要实事求是,并不是越尖锐越好。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怎能让人心悦诚服?”他指出,我们要用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反对那种夸大缺点、乱找岔子的文艺批评家。要从作家们的具体水平出发,给作家指明出路,善于引导作家前进。我们要鼓舞作家旺盛的创作士气,激励作家的创作热情。只要方法对头,我们新中国的文艺战线就一定能够创作出优秀而鼓舞人心的作品来。

习仲勋的关爱,使作家们受到了巨大的鞭策和激励,他们卸掉了包袱,消除了顾虑,开始一心一意投身于文艺创作之中。

“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

习仲勋虽然身居要职,但他心里却时常装着群众,在习仲勋的眼里,群众的事就是大事。

1957年的一天,在陕西视察的习仲勋受邀与省领导一块去易俗社看戏。演出结束后,正当领导们要接见演员的时候,易俗社一位老艺人却径直冲到台前高喊:“毛主席、共产党解放了我,现在却有人想压制我!”整个剧场一片哗然。习仲勋愣了一下,没说什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深夜,易俗社领导针对昨晚发生的事情,正在研究解决办法。这时,习仲勋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昨晚发生的事是怎么处理的。社领导接过电话说:“我们正在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处理方案。”习仲勋听了顿时松了一口气。他说:“那就好,我还正在为那位老艺人担心哩!这位老同志解放前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吃过不少苦,现在可能对某一方面的工作有意见,你们一定要妥善解决,千万不要借此再去整他!”在场的人,一下子都被感动了。

1961年秋天,秦腔老艺人王天民到北京治病,习仲勋派秘书张志功帮助解决他的吃住行问题,并找老中医给其治病。王天民在北京一住就是半年。大年除夕,习仲勋带上夫人和孩子到宾馆去看望王天民,并特意安排和他一起吃年夜饭。席间,习仲勋举起酒杯对王天民说:“过年了,你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咱们今天就在一起过年吧,吃个团圆饭。”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放弃了在自己家里过年的机会,而除夕之夜专程赶来同一位在京就医的老艺人团聚,这是王天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感动地说:“旧社会老艺人病倒了,没人过问,只能躺在破庙里等死了。今天却不同,我这个老艺人病倒了,却有国务院副总理为我寻医问药,给我拜年,和我一起吃年夜饭……”说到这里,老人唏嘘不已,眼里含着热泪,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我这辈子……算是……值了!”

1985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到江西考察,汽车行进中,突然遇到了堵车现象。前面的开道车鸣响了警笛,工作人员从车窗内伸出了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来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个车队。习仲勋的脸色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的,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我们是来基层为老百姓办事的,不是来给他们添麻烦的。”汽车在中途停车时,习仲勋快步向警车走去,亲自向警车上的同志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习仲勋提出过一个朴实的口号,叫做“把屁股端端正正坐到老百姓这一方面”。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他就是这样,时常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心中牵挂最多的是群众的冷暖。习仲勋知道,他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予的,他不是群众的老爷,而是群众的公仆。只有为群众多办实事,他自己才可以心安!

“把返销粮问题当大事来抓,要公平,不要让群众饿肚子。”

1961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收到一封从家乡寄来的信,信上说:“富平灾情很重,群众缺吃少穿,难度年关。有出外逃荒的,有卖儿卖女的,更有甚者,县东北老庙有位40多岁的哑巴妇女,家人养不活,就将她推到井里去了。”看了来信,习仲勋表情非常严肃,内心特别难受。关中自古米粮仓,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让从小就体验过饥饿滋味、又与家乡人民有着深厚情谊的习仲勋寝食难安!

面对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他当即将来信批转陕西省政府。接到此文,陕西省政府立即派员到富平进行调查,发现情况属实,就从陕北紧急调拨了一批粮食,救济富平灾区。并允许灾区群众可以到陕北自由换粮,不受当时的政策限制。灾区群众到延安、甘肃陇东一带背粮,路途劳顿,苦不堪言。陕西省政府知道这一情况后,又调动了八九辆汽车,帮助灾民们搬运粮食。

吃粮难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乡亲们从心眼里感激这位国务院副总理,感谢党和政府的救命之恩。可习仲勋却没有就此放下心来,1962年4月,他又写信给富平县的主要领导,信中说:“把返销粮问题当大事来抓,要公平,不要让群众饿肚子。”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西北农村,知道农历二、三月间,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而他的父亲、母亲、妹妹,也正是在1930年的此间因饥饿和疾病相继死去的。

“咱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1985年11月习仲勋在江西老区视察时,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贫农家里。他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农户,就径直走进去,问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

遂川县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和特困户还相当多,复员军人曾宪钹一家就是较为突出的特困户。他身患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又小,家中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习仲勋一行来到他家的那一天,正刮着大风,寒风从门窗吹进破旧的小屋,直叫人打起哆嗦。屋子里陈设简单、光线昏暗,孩子们衣服破旧。习仲勋望望已歪斜的屋梁和残缺不全的墙壁,揭开饭桶盖,看看吃的是什么,又摸了摸床上破旧的被子。

“老乡,”习仲勋握住曾宪钹的手说,“你们的困难我都看到了。”

“首长,您能来看我,我已经十分感动了。”曾宪钹说话还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口吻。他挺起身恳切地说:“我虽然现在有些困难,但日子还过得去,请首长放心。政府已经给了救济,我应该体谅国家现在的困难,搞好生产,自食其力,让生活慢慢好起来。”

“你们看看,”习仲勋转过身来对陪同的地方领导说,“他们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还能这样体谅我们的政府。咱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习仲勋指示,要专门研究一下如何帮助像曾宪钹这样的特困户群众发展生产,尽快脱贫。而眼下,要马上帮助曾宪钹一家把房屋修缮一下,让他们一家能够在温暖的屋子里度过这个冬季。

在习仲勋的关怀下,两年后,曾宪钹家的房屋焕然一新,床上添了新的被子,孩子们身上也穿得干净整齐,一家人喜气洋洋,彻底走上了脱贫之路。

“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群众没有不拥护的道理”

1997年4月,中共延安市委副书记忽培元到深圳开会,听说习仲勋就住在这里,便前去拜访。

习仲勋一见忽培元,便问:“延安的铁路修通了没有?”忽培元说:“修通了,每天向西安发一对客车,货运列车也不少。”习仲勋接着又问:“石油和煤炭开发的怎么样?”忽培元说:“原油年产量已达到100万吨,煤炭产量现在突破600万吨。”习仲勋问:“延安石油和煤炭储量有多少?”忽培元说:“现已探明石油储量4.3亿吨,煤炭储量71亿吨。”习仲勋听了很高兴,说:“嗯,很有发展潜力。你们要注意合理开发、科学利用,要搞好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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