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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彻影坛“第一枪”

危春勇

“功在第一枪。首义战旗红。”这是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将军萧克吟出的诗句。爆发于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其功绩早已载入史册。本世纪伊始,新华通讯社将南昌起义评为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20件大事之一。

1981年7月1日。直接反映这一光辉历史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南昌起义》,作为向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生日的献礼片,开始在全国各地上映。这部革命历史题材大片,以江西省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八一风暴》为基础,从改编酝酿到拍摄完成,历时5年。不仅首次在银幕上全景式再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果敢打响第一枪的伟大壮举,而且也为我国影坛如何真实准确艺术地反映和表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鸣放”了成功的“第一枪”。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和电影《南昌起义》问世30周年之际,本人根据自己的亲历、见闻和采访所得,披露和介绍有关该片创作拍摄的一些内情,以为纪念。

话剧《八一风暴》的创作与演出

谈电影《南昌起义》,必先从话剧《八一风暴》说起。因为这部电影是以话剧《八一风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

《八一风暴》是江西省话剧团创作演出的一出经典剧目。该剧的作者之一、年逾八旬的劉云老人回忆说。1958年,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向全省文艺界发出“回忆革命史,歌颂总路线”的号召,掀起“五一”“七一”文艺创作新高潮。此时在省文化局工作的他和余凡,主动请缨创作反映南昌起义革命历史题材的话剧,获批准后,他二人便住进“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原江西大旅社)四楼,研究有关八一南昌起义的资料、访问八一起义时在江西大旅社工作的工友。当时天气炎热,没有空调,他俩日夜奋战。苦熬了一个多月,写出了话剧草稿,暂定名为《第一面红旗》。省文化局长、省剧协主席石凌鹤听了介绍和宣读后。对剧本除肯定外,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作者根据石凌鹤同志所提的意见,进行了修改。

为使剧本更适合话剧排演,在征求了省话剧团演员们的意见后,他俩对剧本又作了一次从头到尾的修改。并将剧名定为《八一风暴》。这就是1958年7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分会、江西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油印的最初稿本。省话剧团按初稿日夜赶排,于7月底在《江西日报》上刊登了在南昌首次演出话剧《八一风暴》的广告。1958年8月1日,《八一风暴》正式公演,反响相当热烈,在英雄城南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59年1月15日晚,来南昌视察工作的贺龙元帅在华东局和省委领导陪同下来到江西艺术剧院观看话剧《八一风暴》演出,并亲切地接见了演职人员。第二天下午4时许,贺龙元帅接见了该剧的编剧、导演、省话剧团负责人和一些主要演员,谈了对话剧《八一风暴》的修改意见。贺龙同志指出:“你们考虑一下,怎样把政治、艺术、技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个戏是成功的,可以到北京、上海去演。大胆的演吧,边演边改!”

根据贺龙同志的指示精神和省、市文艺界之后的两次座谈会的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建议,刘云、余凡和江西省话剧团的雪草、张刚一道;经过多次研究讨论,再对剧本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尤其是对剧中重要人物进行了充实和丰富,得到省委领导和省文艺界的肯定和好评。并定为晋京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剧目。

刘云介绍,1959年6月,省话剧团带着修改后的《八一风暴》沿长江而下巡回演出,7月上旬抵达上海,在申城一炮打响,30天演出40多场,场场爆满,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9月10日赶到首都北京,第二天解放军总政的同志就把省话剧团接进了军委礼堂,晚上总政领导及指战员观看演出后反响强烈,《八一风暴》在北京首演获得成功。9月14日晚,《八一风暴》在中南海演出。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张治中、邵力子、沈雁冰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和邓颖超等亲临剧场观看演出,给予了好评。结束时,中央领导上台祝贺演出成功,并合影留念。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得知江西省话剧团和江西省歌舞团同时晋京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特别高兴。9月16日,周总理为此特意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两个剧团来京献礼的演员和《八一风暴》的作者。贺龙、陈毅副总理及夫人等出席。《八一风暴》的作者和两个剧团的领导与周总理、文化部钱俊瑞副部长等领导同坐一桌。总理谈笑风生,不断给大家挟菜,演员们激动万分,充满无限感激之情。

话剧《八一风暴》在北京献礼演出后,得到首都文艺界的高度评价。《八一风暴》是人民群众和文艺界公认的优秀话剧剧目。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上海戏剧学院、全国许多省话剧团、京剧团和评剧团等纷纷演出或移植演出《八一风暴》,使历史上的八一南昌起义更加深入人心。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他们篡党、篡军和夺权的目的,蓄意将《八一风暴》污蔑为“大毒草”,打入“冷宫”达10年之久。粉碎“四人帮”后,与观众久违的《八一风暴》,再度活跃于舞台上。1977年1月,正值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全国上下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张家口市京剧团复排京剧《八一风暴》,上演后激发观众的感情共鸣,赢得一片掌声。新华社为此还专门播发了消息,随之在全国刮起了新一轮的“八一风暴”热。江西省话剧团、总政话剧团及很多省市话剧团,不久陆续恢复重新排演了《八一风暴》。

江西省话剧团复排《八一风暴》,又先后对剧本作了两次重大修改,在省内外巡演一路火爆。据主要演员回忆,在上海演出时,观众在剧场外守夜买票,4张南京前线话剧团的《东进序曲》的票才能换到一张《八一风暴》的票。

赵丹最先参与影片筹备

话剧《八一风暴》在上海演出期间,吸引了众多文化艺术界人士的目光。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和不少知名艺术家观看了《八一风暴》的演出后,萌发了将其搬上银幕的想法,这其中便有电影艺术大师赵丹。作为这部影片的最早参与筹备者,他为此付出了较多心血,直至抱憾终天。

赵丹是上世纪60年代初文化部评出的“22大电影明星”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银幕上首届一指的实力派男星,其塑造的李时珍、林则徐、聂耳等历史人物形象在新中国电影画廊中光彩夺目。赵丹与被文艺界视为良师益友的周恩来交往甚笃,他对周总理非常有感情。粉碎“四人帮”后,舞台上相继出现一批反映和歌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形象的戏剧作品,也激发起赵丹在银幕上塑造周恩来形象的追求与热望。

1977年春夏,赵丹受组织指派,带着创作反映八一南昌起义革命历史题材故事片的使命,沿着老一辈革命家足迹,自南昌到九江,登庐山,下安源。转武昌及湖南,瞻韶山,直至广州黄埔后,又上井冈山,一路采访调查,广泛收集创作素材,为影片做着精心的准备。行程中,收获甚丰、激情四溢的赵丹于国庆之日,兴致勃

勃地写下了《老兵行》的诗篇,刊登在當年第10期的《人民电影》杂志上,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等闲磨难淬筋骨,抖擞须眉绘英雄。”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经受的磨难和摧残,使赵丹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南昌采风期间,他曾因病不得不住进江西省人民医院治疗。

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反映黄泛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大型彩色故事片《大河奔流》,以向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根据剧情,影片下集结束部分,将首次出现由演员扮演的周恩来总理形象。赵丹为此多方奔走,希望在影片中扮演周恩来,并精心准备,请专人为他设计了定妆照。影片正式开拍时,赵丹却接到了不让他演周总理的通知。原因是有领导同志认为赵丹不适合演周恩来。这给他以沉重的打击,至死都难以释怀。

1980年10月10日,正当电影《南昌起义》在南昌轰轰烈烈地拍摄时,身患胰腺癌的赵丹带着诸多未了的心愿,在北京医院412病房离开人世。出师未捷,给梦寐以求拍“八一”、非常渴望在银幕上塑造周总理形象的一代影帝,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慎重创作电影剧本

上海电影制片厂对拍摄反映南昌起义史实的故事片相当重视。尽管由于多种原因,创作人员有较大调整和变化。但拍摄这一电影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却一直没有中断。上影厂专业编剧李洪辛,被厂领导指定为负责电影《南昌起义》的剧本创作。

李洪辛是一位有着丰富舞台和电影剧作实践经验的资深编剧。抗战期间,他就投身于戏剧创作,曾编写和导演了多部抗战题材的独幕剧与多幕剧。解放初,加入了以夏衍、叶以群等为理事、陈鲤庭主持的“电影文学研究所”后,他就一直在上海电影系统担任编剧。1960年,李洪辛与江西作者彭永辉合作创作的反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电影《燎原》,被看做是其代表作。1964年,李洪辛还创作了与江西有关的电影剧本《景德镇传奇》。

尽管对江西题材比较熟悉,但李洪辛仍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接受任务后,年逾花甲的他阅读了数百万字的文献资料和历史人物的著作,并坚持深入到南昌、武汉、庐山、九江等地,访问纪念馆、党史专家和南昌起义的亲历者,在吴安萍、徐海秋、周大功等主创的新版话剧《八一风暴》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电影《南昌起义》的剧本创作。该剧本在结构上避免了一般组织戏剧矛盾的方法,而是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安排人物、揭示矛盾、展开情节,历史真实与艺术加工这两者的关系得到有机的统一,融史和剧为一体,为电影的拍摄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将南昌起义的历史搬上银幕,是富有意义的好事,又是极为严肃的大事。对此,上影厂特别慎重和负责。1980年春夏在电影开拍前,该厂文学部的姚国华和金大漠两位编辑专程来到南昌,征求江西方面的意见。刘云回忆说,时任江西省文化局局长的李定坤同志约他到家里,会见了姚国华和金大漠同志,就上影厂根据话剧《八一风暴》改编成电影一事,向他们谈了自己的建议和想法。

刘云向姚、金两位编辑表示:“上影厂将话剧《八一风暴》改编成电影,这是大好事,我代表几位话剧作者表示欢迎。”同时又提出:“改编成电影可不能让前敌委员会书记、八一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到南昌敌人卫戍司令部赴‘鸿门宴,这个情节是虚构的,用在话剧《八一风暴》中的方大来身上可以,用到周恩来同志身上,就是严重损害周恩来同志的形象,也是违背历史的。因为当时周恩来同志,是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到南昌的,请你们考虑。”李定坤局长接着说:“原创作者的这个意见很重要,请你们考虑。”两位编辑当场予以认同,表示:“电影剧本不会这样处理。”

上影厂为电影《南昌起义》的拍摄配备了强大阵容,由著名导演汤晓丹执导,副厂长韩尚义亲任总美术,摄影是沈西林,作曲是吕其明。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几位都是当时享誉影坛的重量级人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从事电影或革命工作,创作经验颇为老道。足见上影厂对该片的重视程度。

1980年5月,剧本经审定获准通过,筹备多年的电影《南昌起义》终于进入了实质性拍摄阶段。不久,刚满70岁的导演汤晓丹就率摄制组奔赴江西,辗转于庐山、九江、星子和南昌等地实景拍摄。

南昌实地取景拍摄

1980年,对于南昌来说称得上是电影之年,半年间先后有两部对江西比较重要、与南昌密不可分的故事片在这里摆开了“战场”,这在此前不曾有过。春暖花开的4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反映方志敏烈士狱中斗争故事的电影《血沃中华》来南昌拍摄;丹桂飘香的10月,英雄城人民又迎来了在银幕和胶片上演绎英雄业绩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南昌起义》摄制组。

当时本人是一个酷爱电影的青年,有幸经历这两部电影半年前后在同一街道的取景拍摄,印象深刻。10月11日,是《南昌起义》摄制组到达南昌的第5天。在经过一番紧张的选点、排练后,“铁军进城受到市民欢迎”一场戏在今天的胜利路步行街拍摄。6个月前,同样是在这条街道上,《血沃中华》摄制组拍摄了方志敏被押游街示众的戏。只不过此次《南昌起义》的复古还原,规模更为庞大,人员更为众多,场面更为壮观,情景更为细致。

当天从胜利路中段至中山路中段,实行了交通管制,人员和车辆禁行,所有商场店铺均关门歇业,800多名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各个路口都有公安人员把守。为了再现当年铁军进城的英姿和欢迎盛况,省市有关方面动员了近5000名欢迎群众,并组织了1000多名部队战士协助拍摄。胜利路两旁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上挂满了“大拍卖”“大廉价”和“大放盘”的招牌,营造了电影里所需要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氛围。

一大早,被邀请前来协助拍片的群众。一队队井然有序地进入了拍摄场地。他们中间,有的身穿长衫马褂,有的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棍,有的西装贴胸,有的旗袍裹身。工人、贫民、官商、学生、儿童等各种打扮的人物应有尽有。他们分别打着“南昌市工人联合会”“南昌市学生联合会”和“南昌市商民联合会”等旗号,伫立街道两旁……

本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老导演汤晓丹身着一套灰白粗布制服,肩上挂着一顶草帽;上影厂副厂长、美工师韩尚义身体健壮,脸膛黑红,鼻梁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副导演姚寿康则面容清瘦,黑发稀疏,穿着一件米黄色工作服。他们站在一座供拍戏用的升降台上,指挥调度,研究拍摄方案。

像这样一个大型的群众场面,想一气呵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几经排练之后,总指挥才发出了命令:“开始!”顷刻间,发电车马达轰鸣,四五只聚光灯一起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一支浩浩荡荡的人马开了过来。前面是乐队,紧接着三匹骏马,后面跟着整齐的大部队。铁军队伍在雄壮的进行曲中,阔步前进。这时,花纸飞舞。人声鼎沸,夹道欢迎的工商学各界人士和群众挥动着彩旗,高呼着“欢迎铁军!”“打倒蒋介石!”“打倒列强!”的口号。骑在骏马上的“贺龙”和“叶挺”满含笑容。频频举手向群众表示致意……当这些生动的

场面被摄影师沈西林和陈永钧一一摄录到了胶片上,老导演和美工师相对点头,表示满意,副导演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由于各方配合有力,拍摄进行顺利,这场原计划拍一天的戏仅半天就完成了。

《南昌起义》摄制组在南昌的拍摄工作历时半个多月,从江西大旅社到贺龙指挥部,从朱德军官教导团与花园角2号旧居到叶挺指挥部,从百花洲到状元桥,再到水观音亭,等等,凡当年起义军战斗过的地方,大都留下了摄制组为忠实再现历史、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的创作追求而洒下的辛勤汗水与闪光足迹。

汤晓丹精心执导拍摄影片

《南昌起义》的导演汤晓丹是中国电影的大家。从无声片时代一直到新时期的电影,他经历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全过程。

汤晓丹出生在福建漳州华安。父亲是位华侨,童年时侨居印度尼西亚,10岁随父回国。上世纪30年代初,汤晓丹在上海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先后导演戏曲片《白金龙》和故事片《飞絮》《飘零》等。1934年后在香港执导《翻天覆地》和《金屋十二钗》等影片,揭露社会黑暗。因此有人亦将汤晓丹看做是“香港电影的开拓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汤晓丹导演了抗日影片《上海火线后》《小广东》和《民族的吼声》等。香港沦陷后,他拒绝日本占领军合作拍片的要求,前往重庆。抗战胜利后,汤晓丹回到上海,拍摄了揭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天堂春梦》等影片。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汤晓丹,重点转向军事题材的电影创作,曾拍过反映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军战斗生活的《胜利重逢》《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红日》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战争题材影片。积累了全面而又丰富的军事知识与指挥拍摄千军万马大场面的宝贵经验。这使出身布衣、未有行伍经历的汤晓丹赢得了“金牌导演”“银幕将军”和“中国军事题材电影之父”等诸多美誉。

也许正是因为在拍摄军事题材电影方面多有建树,上影厂才将拍摄电影《南昌起义》的帅印,交给了这位已到古稀之年的老导演。据汤晓丹自己回忆,1977年下半年,他曾看过两遍江西省话剧团演出的《八一风暴》,非常喜欢这个反映重大题材的剧目,只是未曾想到由自己来拍故事片。

1980年5月,汤晓丹接到厂领导送来的《南昌起义》剧本后,仔细阅读,悉心揣摩,随即开始了较为充分的创造酝酿。在导演构思过程中,他对未来影片的样式、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处理、塑造典型艺术形象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反复思考和探索,决定采用纪录性历史故事片的样式,设想“把纪录性的历史材料和革命回忆录、传记文学有机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纪录性的史实和革命艺术的动人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但同时,他又深知“历史故事片不是历史,纪录性历史故事片也不是纪录片”这样一个原理。因此,在具体的执导过程中,他对历史人物的刻画、造型处理,或镜头分切,都力求朴实、自然,既有如火如荼的政治、军事斗争,又有浓烈的日常生活气息。

在《南昌起义》的拍摄中,汤晓丹在调动一切艺术手段表现起义过程、刻画人物形象时,都尊重历史事实,对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加工等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强调即使是“虚构”也要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来构思。比如影片在表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在白色恐怖下离开武汉到南昌举行武装暴动,为此不得不化装成老中医出行的情节,就是在江西星子县拍摄外景时,从一本记载有周恩来曾经化装成老大爷到苏区的史料的珍贵小册子上找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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