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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时期新闻舆论监督略述

裘强 王永华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苏区媒体对苏区机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贪腐行为及其他不良行为进行了公开的批评,构建出良性舆论氛围,切实发挥出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中央苏区时期的新闻舆论监督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启示。

[关键词]中央苏区新闻舆论监督历史经验

中央苏区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红军部队,创办了许多的报纸和刊物,通过这些媒介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对苏区内的贪腐行为及其他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实行了制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中央苏区时期的新闻舆论监督进行研究,有助于加强与改进新时期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工作,进而“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1]

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工具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红军部队,创办了《红色中华》《斗争》《红星》《青年实话》等300余种报刊,期望“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到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2]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中央苏区的媒体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苏区机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贪腐浪费等行为的批评。由于中央苏区的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中华苏维埃政府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节约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不久,项英就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社论,号召苏区军民开展节约运动,苏区报刊配合形势,广泛宣传这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法令,及时报道审判罚处腐败分子的消息,并且通过对形形色色腐败现象的公开揭露和抨击,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苏区报刊公开曝光的腐败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做假账。如,“军委印刷所的路克勤之贪污,主要是多开工人工资,多报工人米贴与伙食”。[3]二是经商投机。如,江西省互济会巡视员尹、陈两同志到兴国县去巡视工作,路上“贩了几斤黄烟,带回来送到各机关去销,每斤赚四角大洋”。[4]三是铺张浪费。当时有篇文章讲的是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做一面旗子就花了9块多大洋,两根手枪丝带,花去了1块2毛4”,诸如此类的浪费甚多。作者讽刺道:“这大概是政治保卫分局的负责同志,认为没有漂亮的旗子,好看的手枪丝带,不足显示保卫局的特别威风!”[5]

2.抨击各级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员敷衍塞责、消极怠工等落后的工作作风。中华苏维埃政府建立初期,不少机构都较严重地存在各自为政、敷衍塞责的现象。为了加强中央领导,维护政令畅通,《红色中华》刊文指出:“就政权的隶属上说,下级政府应绝对服从上级政府。”[6]不久之后该报在社论中再次批评这种不良现象,指出:“在将近三个月以来,各地对于中央政府一切训令、通令、决议等的执行,那是非常令人不满。”[7]为了形成更大的舆论声势,推动工作的改进,《红色中华》还特意转载中央人民委员会命令,严厉指责:“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照着法令切实执行,或者是执行得极不充分,甚至有忽视执行上级命令和法令的疏忽懈怠的严重现象。”[8]此外,苏区报刊对官僚主义也进行了抨击。永丰县县苏财政部长陈鸿烈官僚十足,生活腐化,“每天带着老婆,背着驳壳枪,在街上闲玩,或者同老婆坐在房里讲笑话,从没有到外面去巡视过工作”。《红色中华》刊文质问道:“这种十足官僚腐化,脱离群众的财政部长还能容许他在苏维埃政府当部长吗?”[9]

3.对苏区民众封建习俗、迷信行为等社会陋习的批评。中央苏区所属地域多在偏僻的山区农村,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各种落后腐朽的思想道德与风俗习惯:迷信猖獗,吸食鸦片、赌博嫖娼盛行,建房或丧葬无不先请阴阳家择定时日方位。[10]人们的思想中满是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封建观念,更有一些人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妇女遭受封建习俗、封建礼教的摧残是最深的。苏区建立前,农村“贞节石坊,到处林立,童养媳制度,亦盛行于一般穷苦者之家庭。……”[11]P188苏区报刊,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喉舌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一是批评有些地方大演封建旧戏,传播封建思想。有篇文章说:云集区到处表演封建旧戏。这一天早上这村列宁小学的教员,因怕人看见,很早就起来拿着一只橘子跪在“勒封县府大老爷”的神位面前大叩响头,虔诚祷告。[12]二是满足苏区妇女强烈的“铲除封建习俗”诉求,苏区报刊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守节守贞等旧礼教,以及穿耳、蓄发、束胸、缠足等封建残余进行了猛烈抨击。

中央苏区时期新闻舆论监督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就反浪费斗争而言,苏区报刊配合中央政府开展的“节省运动”,在宣传中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专门登载了包括陈云、博古等23人联名写给《红色中华》的信,将他们“自愿每人少吃2两米,不领热天衣服”的模范信息,传达给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以鼓舞人心。[13]如此宣传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据统计,1933年12月,中央各部的工作人员节省行政费20万元。特别是1934年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4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后,中央各部于1934年4月至7月共节省行政费130万余元,超过原节约计划数字约62%。[14]反贪污方面,截止1934年3月27日《红色中华》的报道可知,反腐败斗争“获得了大的成绩”。被检举的部门和涉案人员很广泛。其中,被检举的贪污分子,计会计科长与科员10个,管理科科长及科员8个,总务处长3个,司务长4个。查处的贪污款项,计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子4个。1934年9月11日,苏维埃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计中央各部5月至8月的经费开支后,在一份审计报告中写到:“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5]上述成绩是后来新闻舆论工作的基础和起点,而其积累的经验则是今天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宝贵财富。概括而言,其主要经验有三点:

1.新闻媒体正确开展舆论监督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据上所言,中央苏区报刊以其特有的舆论监督功能,对革命政权内存在的官僚腐败现象和不良作风,毫不避讳地从不同角度进行全面曝光,并且予以批评教育或猛烈抨击。客观而言,这种敢于直面现实,勇于自我解剖,且给予媒体以较大政治信任度和宣传权限的做法,不能不说是该时期苏维埃政权廉政建设较为成功的经验之一。对于媒体的信任与授权,来自于中共和苏维埃政权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高度重视。在中央苏区,工农检察部的领导人都把媒体当作反腐倡廉的重要阵地,经常通过媒体把检察工作的方针、政策等最快、最广泛地告之民众,动员和发动民众配合工农检察部的各项工作,以达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由于苏区领导人的大力支持,有关地方和部门对舆论监督也能作出较快反应,对媒体揭露的问题大都能及时调查处理,并通过苏区的各种媒体公开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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