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974年壮行长沙定国是

戴安林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曾五次亲临湖南指导工作,为湖南人民送来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来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他最后一次长沙行是在1974年12月下旬。此时,毛泽东已在长沙居住了两个多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以得到他的支持和认可;还有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情况、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等等,也都必须向毛泽东汇报。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的只有周恩来。

周恩来:“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当时的周恩来已身患癌症,身体十分虚弱,正在医院里治疗。他是1972年5月被发现患有癌症的。由于工作太忙等原因,他未能得到应有的休息,化疗等措施亦是断断续续进行,未能获得理想的治疗,从而使得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1974年6月1日,严重的病情使周恩来不得不服从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医疗组的意见,告别了他工作生活了20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离开西花厅之前,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周恩来在办公室外的院子里来回踱步。他反复嘱咐着身旁的秘书带上要看的一些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并交代了一些要注意的其他事项。临上汽车之前,周恩来似乎有某种不好的预感,又返回办公室。他久久地凝视着室内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习惯性地挥挥右手,转身走了。当天下午,周恩来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0五医院。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最为艰难沉重的一段时光。

1974年10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其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进入倒计时阶段,周恩来审阅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后,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批准。至此,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12月23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具体筹备情况。但在临出发的前一天,医务人员突然发现周恩来的便中带有潜血,必须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清楚此时远途奔波会促使病情恶化。但是,他以国事为重,毅然决然向医生表示说:“既然把我推上了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周恩来医疗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叶剑英获得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从整个全局考虑,反复叮嘱随同前往长沙的医护人员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是,你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有一位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前往长沙的机组人员后来回忆说:“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子就提起来了。”

可以说,周恩来此次长沙之行是为国为民,赤胆忠心,义无反顾,舍身忘死。

推动毛泽东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

这一次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的还有王洪文。周恩来出发前曾要王洪文和他同乘一架飞机,好给国家节约一点经费。但是王洪文不情愿,他带着秘书乘坐另一架飞机晚到了一个小时。到长沙后,周恩来住在蓉园l号楼,王洪文住在九所3号楼。

毛泽东当天就接见了乘机飞来长沙的周恩来、王洪文。

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自那以后,两位老战友已是5个多月没有见面了。周恩来一踏进会客厅,毛泽东马上请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见到相伴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毛泽东的心情格外舒畅。一见面,两位老人便互相询问起彼此的健康情况。

“主席身体怎么样?”周恩来问。

“老了,人老百病生。”毛泽东回答,接着又说,“明年1月起,外宾我不见了。要求见,我也不见了。我吃饭、睡觉还好,游了5次泳。就是讲话、肺、腿……”说着他摇摇头,还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双腿。然后关心地问:“你的病怎么样?”

“不要紧,开四届人大没有问题。”周恩来答道。

其实,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在硬挺着。周恩来住院以后,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在长沙,不时有关于周恩来的病情报告送来。这样的报告毛泽东看得格外仔细。

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佳,病情时有反复。周恩来关切地蹲下身撩起毛泽东的裤脚,用手按按他的下肢说:“有没有浮肿啊?”这一举动充分反映了战友之间真挚深厚的情谊。

12月24日、25日、26日、27日,毛泽东又连续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多次谈话。

周恩来汇报了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筹备情况,同时提出一些需要请毛泽东决断的重大事宜。他说:“主席交给邓小平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任务,他已经完成了,报告稿我已审阅过了,按照主席的指示,报告不超过5000字。”

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提出《政府工作报告》不要写得太长了。如果太长了,周恩来肯定坚持不下来。所以,他认为报告三五千字即可,并把《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重任交给了邓小平。

从1974年11月下旬开始,邓小平便组织写作班子,抓紧起草《政府工作报告》。期间,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立了总纲和方针。其中有关经济部分的内容不到2000字。

12月20日,周恩来仔细认真审阅修改后,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表示“基本同意”。

18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十分感慨地回顾说:“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情况表示赞同和满意。他不满意的是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和“四人帮”的宗派活动。为此,毛泽东严厉地告诫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这么多人,要团结。”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四人帮”的概念,是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的帮派组织和活动的定性和批评,警告他们“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随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日期临近,江青不顾毛泽东的多次警告,写信给毛泽东,明目张胆地要权,并提出“组阁”名单。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人贵有自知之明。”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自知之明,自我欣慰,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地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第二天,毛泽东就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揭露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我也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在遭到毛泽东接二连三的严厉批评之后,江青仍然不甘心失败,又托王海容、唐闻生带口信给毛泽东,建议王洪文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毛泽东十分气愤,对王海容、唐闻生明确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12月8日,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严肃地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在长沙所说的江青有野心的警告。

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和王洪文的谈话中还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重申了1971年他巡视南方时在长沙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责令王洪文几个人“都要作自我批评!”特别是对王洪文三番五次替江青、张春桥代言传话,毛泽东非常不悦,当面批评他说:“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周恩来在长沙期间,正值毛泽东81岁生日。12月26日下午,周恩来把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找到自己的住处,对他说:“今天是毛主席生日,我请大家吃餐饭,一起高兴高兴,不叫为主席祝寿。你去通知省委负责同志,安排一下。”

张平化等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及部分接待处的工作人员来到周恩来住处,给毛泽东祝寿会餐摆了两桌。周恩来一生十分俭朴,用餐从不超过四菜一汤,但为了感谢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和辛勤服务,他破例加了几个菜。事后人们才知道,这两桌酒菜是周恩来自己掏的钱。

席间,周恩来不时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谈工作,并要求他们照顾好主席的生活,让他休养好。他举杯说:“同志们,为主席的健康长寿干杯!”大家瞧着周恩来愈来愈消瘦的脸,带着发自内心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的痛惜之情,再次举起酒杯同声说:“祝总理健康长寿!”

这天深夜,周恩来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时间来到毛泽东住处,和他促膝长谈,共商国是。两位伟人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对党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决策。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进一步强调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历时8年的“文化大革命”已使毛泽东心力交瘁,因此,他认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倡导要“团结起来”,禁止搞宗派、搞分裂。他明确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他还就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作了三点重要的具体部署:

一是制止武斗、反对派性,加强对民兵武装的统一领导。毛泽东在长沙了解到湖南和全国存在着利用民兵搞派性斗争的情况,为此,他明确地对周恩来作了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当他得知邵阳造反派组织所谓“民兵指挥部”冲击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时,责成在全国解散这类“民兵指挥部”。1975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2号文件,正式向全国传达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各地区按照文件精神对民兵指挥部进行整顿,收缴枪支,有效地遏止了“四人帮”在民兵体制上另搞一套,煽动派性斗争,扩建所谓“第二武装”的情况,使“四人帮”自始至终没有掌握到武装力量。

二是解放干部,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把他们解放出来。毛泽东交待周恩来,四届人大开过以后,要把被关押、监护和挂起来的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安排工作。周恩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精神,大力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1975年3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文件,把“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央立案审查的660多人中(不含林彪集团有关人员)的绝大多数解放出来,使得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后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增加了一批领导骨干。

三是释放战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还提到要尽快把内战时期俘虏的国民党的那些战犯释放出来。

这些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部署,说明毛泽东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前期“打倒一切”的教训,决心以最大的努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尽快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这些都是周恩来一直以来想做或在做的事,有了毛泽东下定的决心,周恩来就可以不遗余力地加以迅速贯彻落实。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明确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时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陪同外宾来长沙与毛泽东会见,他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工交战线和国家财政经济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对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佳深表忧虑,指示李先念“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在这次和周恩来的谈话中又一次强调“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还重申了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他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毛泽东这些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传达,1975年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部分内容。于是,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活动的高潮。

“关于理论问题”“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被奉为毛泽东的“三项重要指示”。后来,邓小平就是以此为依据,与“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工作。

在1974年12月26日晚上的谈话中,毛泽东、周恩来不顾重病缠身,本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当时中央领导成员的情况作了分析和比较,以便确定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有关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的重要事宜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最后敲定的,具有深远意义。

毛泽东十分尊重和支持周恩来,坚持要重用邓小平,这对于当时开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未来的党内斗争也是举足重轻的。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思想才干。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边说边在纸上写了一个“强”字,这是毛泽东重病中表达意见的常用方式。

周恩来汇报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插话明确补充说:“我看小平做个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指示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开会之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提出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人才难”几个字。周恩来脱口而出:“人才难得。”毛泽东会心地笑了,便把笔搁下了。

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这样便敲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负总责的国务院领导体制,把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艰巨使命交给了邓小平。

在长沙的五天五夜里,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就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事项作出了重大决策,后来的历史学家把他的此行称誉为“壮行长沙定国是”。

毛泽东以其特殊的地位,明确支持周恩来、邓小平,批评“四人帮”,决定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人事安排,使“四人帮”妄图组阁的阴谋未能得逞。

周恩来此次长沙之行不辱使命,顺利圆满地解决了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事项。因此,他乘坐飞机返回北京时,犹如卸下了背负千斤的重担,心情显得格外的轻松舒畅。

四届人大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长沙决策”,讨论了将由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人事安排方案。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起草的国务院所属部、委的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等,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会议的闭幕词中强调说:“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1975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864人。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历经波折磨难后才得以召开的。大会共有三项议程:一是修改宪法;二是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三是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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