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济寰:南昌起义中杰出的国民党左派

何友良

在南昌起义的参加者中,有几位杰出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其中,在起义成功后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姜济寰,以令人敬佩的勇气和行动,自始至终与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一起,参与起义,主持新成立的省政府,并随军南下,在南昌起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早年投身民主革命,与徐特立、林伯渠、毛泽东等相知,坚决支持中共行动,积极参加南昌起义,为起义成功作出重要贡献

姜济寰(1879—1935),号咏洪,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担任长沙首任知事,与徐特立共同创办长沙师范学校。姜、徐同为长沙人,早年同学于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成为莫逆之交。五四运动时,姜济寰参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当选为俄罗斯研究会总干事,资助毛泽东等建立文化书社等革命活动。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南支部评议员、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省财政厅厅长、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与湖南另一名人林伯渠时相往来(这在林伯渠日记中多有记载)。1926年北伐战争时,随军进入江西,初任江西财政处处长,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该委员会受命在省政府未成立前“办理江西全省一切政务”。1927年2月江西省政府成立,任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同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改组江西省政府时,他仍任原职。6、7月间,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离开南昌,遂委托姜济寰代理其职。

姜济寰代理江西省政府主席之时,正是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实行分共和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局重大变化时期。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已经相继集中到南昌,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等一大批领导人也汇聚南昌,前委分析南昌的敌情和政情,根据姜济寰属于国民党元老和左派的情况,作出争取姜济寰的重大决策。为此,周恩来特派这时也来到南昌、与姜济寰相知的徐特立、林伯渠两人,去做争取姜济寰的工作。

据《林伯渠传》记载,在江西处在暴风雨前夕,朱培德曾派亲信专程来南昌,企图拉拢姜济寰跟他走。而“林伯渠和徐特立为了争取姜济寰,住进姜公馆,数次与他长谈,说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得人心,必然失败,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救国家民族。他们推心置腹要姜济寰审时度势,前进而不倒退。姜济寰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表示‘坚决跟共产党走”。(见《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姜济寰的坚定态度和积极支持,进一步改变了南昌城内敌我对比的态势,致使起义前夕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首脑机关群龙无首,无力防备,从而为南昌起义的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共前委的这一决策,也是当时执行革命统一战线政治策略的成功典范。

起义后受命主持江西省政府,发布文告,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

在南昌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列名有一批国民党人士。但真正参加了起义的,则只有彭泽民、姜济寰、萧炳璋等少数几位。而姜济寰,更是父子两人一同参加(其子姜治芳当时为共青团员,参加南昌起义后也分在江西省政府中工作)。

起义成功后,姜济寰立即参加了新政权的组建工作,并受命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新成立的临时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决定组建江西省革命政府,即由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重新组建江西省政府。革命委员会下令免去原省政府主席朱培德、财政厅厅长黄实的职务,任命姜济寰代理江西省政府主席、沈寿桢代理江西省财政厅厅长,另有中共党员孙石候等一批人为工作人员。据姜治芳回忆:“我父亲从广州带出来的秘书和行政、财务人员,一个都没有再跟我们,我父子也没有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府。”(见姜治芳:《父亲姜济寰与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回忆》,1977年11月,载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页)

8月2日,姜济寰宣誓就职,组建政府,并启用新的“江西省政府”木质印信。3日,姜济寰以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发出布告,全文如下:

改造始自江西,原以攘除党贼。实行三民主义,遵行三大政策。武汉之与南京,背叛已同一辙。仗我中央委员,以及革命贤哲,并得二方面军,将士同心同德。毅然决然改图,守我总理遗则。赣省首承其庥,人民欣有喜色。凡属商学农工,务求各有安宅。中央代发江钞,毋得拒收短折。物价必求其平,以期军民相得。其他一切事宜,政府概当负责。力谋民众利益,实行应兴应革。贯彻本党主张,不与民众相隔。用特掬诚相告,其各努力团结。(见《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姜济寰布告》,1927年8月3日,载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这篇布告,内容丰富,用词简洁,清楚地说明了南昌起义的原因、目的,起义与江西的关系以及江西人民对起义的反应,要求江西人民遵守革命委员会的新政策。特别是,布告还表明了新政府的政策,及其“力谋民众利益”“不与民众相隔”的鲜明立场和态度。这是南昌起义中发布的众多文告中仅见的一篇以江西省政府名义发布的布告,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它明确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鲜明地反映了姜济寰当时的基本立场,证之以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血腥时局,足见这一基本立场的难能可贵。

带领江西省政府随军南下,为组织地方力量供应起义部队需要作出重要贡献

8月5日,姜济寰率江西省政府随革命委员会各机关一同撤出南昌,随军南下。姜济寰与谭平山、彭泽民、林伯渠、方维夏、徐特立、高语罕、廖乾五等8人,年纪较大,被人称之为“八仙”,说“此8人年虽老而不服老,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数十里,不以为苦,老当益壮”。当时也有报刊记载:“随行之人,什九共党,惟彭泽民及姜济寰,则道地之国民党也。彭、姜年事均高,彭且与夫人偕行,一对老夫妇,跋涉万里,艰苦可知。”确实,夏日炎炎,溽暑远征,对于年岁较大的姜济寰等人,是一件很艰难、也是很考验意志的事情。事实证明,姜济寰以其顽强的毅力与意志,经受了这一考验。

南下途中,江西省政府主要承担协助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在赣东各县筹款以及组织各县新政府的任务。途中,省政府还增加了随军南下的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罗石冰任财政厅厅长,萧炳章任教育厅厅长,委任中共党员孙石候为宜黄县县长、傅惠中任瑞金县县长等。由姜济寰任代理主席的江西省政府,无论是为维持南昌市的社会秩序,还是为保障南下部队的军需供应,都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起义部队离开江西进入福建后,江西省政府这个机构已无存在的必要。由于姜济寰本就是革命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的委员,遂被安排到财务委员会协助林伯渠工作,任财务委员会主任秘书。省政府的其他工作人员也相继改任他职。起义队伍在潮汕失败后,前委安排领导人员撤退。

1927年10月3日中午,起义军领导人在广东普宁县流沙教堂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姜济寰等参加了这次会议。患恶性疟疾的周恩来被抬来主持会议,周恩来转达了张太雷到起义部队传达的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宣布今后不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他还总结了起义的经验教训,提出今后的行动方针: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开往海陆丰作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愿意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开,由当地农会会员带路向海边疏散,然后走水路撤往香港或上海。会后,他先安排国民党左派人士姜济寰等疏散,随即又安排张国焘、李立三撤离。

随后,姜济寰父子与谭平山、吴玉章、蔡鸿干、许一真几人,从惠来城附近小村庄步行一夜,到了甲子港,由会讲广东话的蔡鸿干出面,找了一条小渔船开往香港,经过海上十几小时颠簸,于10月10日抵达香港。(参见姜治芳:《父亲姜济寰与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回忆》,1977年11月;元邦建:《谭平山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页)抵港后,姜济寰估量国内政治局势,决定流亡日本(1929年回国,后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1935年病逝)。

参加南昌起义,是姜济寰政治生涯中的一件意义重大的大事。他在起义和南下过程中,以自己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刚正人格,接受了国共分裂和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尽管在起义失败后,被迫与中共分离,但他是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共革命统一战线坚持到最后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参与南昌起义的历史及其表现,有力地证明,姜济寰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一位在重大时局面前有着自己坚定主见和政治选择的优秀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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