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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父亲母亲

丁晓平

13岁的毛泽东和父亲爆发了“内战”。父亲要他磕头赔礼,毛泽东说:“如果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

“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韶山冲,村连村,十户人家九家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无论如何也让人难以想象,伟人毛泽东就是诞生在这首民谣所歌唱的地方。东北距长沙约90公里、东南离湘潭约50公里的韶山冲,在毛泽东还没有成为中国领袖之前,毫无疑问是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地方。

毛泽东的出生地韶山冲南岸上屋场,尽管贫穷落后,但山清水秀。在这个“每日瞻依仙境”的山沟里,毛泽东在他16岁之前,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方圆半径十里地的地方。

母亲文七妹在她26岁时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毛泽东。这一年,父亲毛顺生23岁。因为前面两个儿子都在襁褓中夭折了,这给文七妹的打击很大。为了把第三个孩子平安地养大,她干脆回到湘乡的娘家唐家圫,而且还在一座观音庙那里叩拜一块巨石认作干娘,并给孩子取名“石三伢子”。因此,毛泽东的童年是在外公外婆家度过的,一直在那里生活到9岁才回韶山冲读书。

毛顺生把儿子送进了离家最近的私塾读书,南岸这个离家才200米的私塾,是毛泽东读书生涯的第一站。私塾老师邹春培对收毛泽东这个学生,很是欣慰,他跟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精明能干的毛顺生对此却毫无奢望,他的想法极其简单又实际:“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事实也正是如此。除了受妻子文七妹娘家之书香门第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毛顺生因为自己读书太少、文化根底浅的缘故,在一场关于椿柴山公案中败诉,本来有理的事情却因为对方引经据典无理讲出了三分理,反而自己成了被告,输了官司不说,还断送了柴地。这事给毛顺生的震撼很大,他发誓要让儿子读书,“可以帮他打赢官司”,给自己争口气,支撑门户。

但令这个农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毛泽东的脾气也很像他,倔犟顽强,甚至还有些暴躁。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儿子读了书以后,竟然也引经据典地来反对他这个父亲!毛泽东回忆说:“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13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从因为带领同学去池塘游泳而顶撞塾师,受到父亲的责骂离家出走“罢课”,到父亲当众责骂他“懒惰无用”,再次离家并以投水自杀相威胁,引经据典地说什么“经书上说‘父慈子孝,可见‘父慈在前,‘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能孝的呢?”最后仅勉强地“只屈一膝下跪”向父亲道歉,“叛逆”的精神在13岁的毛泽东心中已经像越冬撒下的小麦,开始迎接春天。毛泽东回忆说:“父亲常常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面对这个既聪明又顽皮的儿子的反抗,毛顺生有些无奈。他只有妥协,毕竟儿子才13岁,再说棍棒下面也不一定真的就出孝子。尤其是当被自己骂作“没有王法”的儿子离家出走,在山谷中流浪了3天后,还是一个砍柴的老人帮助给送了回来,这多少让毛顺生感到有些后怕。渐渐地,他明白了靠拳脚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管教儿子已经不合时宜。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他说:“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

从9岁到13岁这4年多时间内,毛泽东先后在4所私塾的4个老师门下读书,几乎是一年换一个私塾。毛泽东对这种私塾封建式教育难以接受,再加上父亲让他读书的初衷基本已经实现,他完全可以胜任父亲交给他的“记家账”的任务了。在13岁到15岁这两年,毛泽东干脆停学,“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

毛泽东对父亲的专制不满并自行其是,做了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为此,他风趣地说:“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毛泽东的这个比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普遍心态。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在思想上似乎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这个时候,最爱革命的湖南人在长沙等地“造反”不断,同样也波及到韶山这个偏僻的山沟沟。毛泽东家因为父亲毛顺生的经营,已经成为韶山冲的“大富”,因此也成了“造反”的对象。毛泽东回忆说:“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和父亲的主要矛盾就在这里。他与母亲之所以能结成“联合战线”,更多的还是因为他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显然,毛泽东更热爱也支持母亲,而母亲的优秀品德也给了儿子深刻的良好影响。

毛泽东像母亲一样周济贫穷的乡亲,尽力帮助他能帮助的人,与父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对父亲过于自私吝啬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十分不满,并以实际行动获得了母亲这个后盾的支援。

在私塾读书时,中午都是自带午饭。有一天,当毛泽东发现同学黑皮伢子因为家里穷,没有带午饭。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午饭分一半给黑皮伢子吃。以后,毛泽东每天吃午饭时,都叫上黑皮伢子,两人一起吃,自己却饿着肚子等到晚上放学回家再狼吞虎咽一顿。渐渐地,细心的母亲发现了儿子的这个小小变化,就将饭盒换了一个大的。但儿子每天放学回家后依然还要大吃,好像午饭没吃一样。母亲对儿子饭量陡然大增感到奇怪,就问毛泽东:“你上学读书怎么比在家干活还吃得多呀?”毛泽东知道母亲不会责怪他,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她自己的秘密。母亲知道原委后,慈爱地说:“石三伢子,你做得对,只是你不该瞒着我,应该早点跟我说,我好给你多带点饭,省得两个人都吃不饱,不能饿坏了身子呀!”此后,母亲天天给毛泽东带上两份饭。

有一年秋收时节,家家户户都忙着在田地里收割谷物,谁知天气突变,下起了暴风雨,于是男女老少都赶回自家晒谷场上收稻子。雨越下越大,毛顺生始终不见石三伢子回家帮助收稻子,眼看着稻子就被大雨淋湿,有的还被冲走。费了好半天工夫,稻子终于收好了。这时毛泽东才浑身湿淋淋地匆匆跑回家,原来他去帮助一个佃农家收稻子去了。毛顺生知道后,气得破口大骂。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淋湿发霉坏了和冲走了就了不得,连吃的都没得了。我们家是自己的田,淋湿一点冲走一点也饿不着,怕什么!”毛顺生见儿子如此说,气得浑身发抖,扬手就打。还是母亲拉住了,劝说了半天才罢休。

还有一次,毛泽东挑一担稻谷去私塾老师家交学费。走到半路上听见本家的毛承七夫妇因为断粮正在吵架。毛泽东干脆就挑着稻谷走进毛承七家把稻子倒进了人家的米缸里。回家后,毛泽东把这事情跟母亲说了,母亲没有半点埋怨,瞒着丈夫又在米缸里量了一担,让毛泽东挑到私塾去了。

显然,在遥远的长沙发生的饥荒“暴动”和“造反”事件,与韶山冲发生的事是“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在毛泽东的心灵中遥相呼应,产生了某种震动。毛泽东思想上受维新派的影响已经逐步开始“革命”。

这个时候,毛泽东在韶山读到了一本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几十年后他仍能清楚地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和“它讲到的日本占领高丽与台湾”。毛泽东说自己这个“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的头脑里“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年轻的心灵开始为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

第一次离开家乡,毛泽东偷偷地改写了一首“立志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6岁这年,毛泽东把族长毛鸿宾将100多担稻谷封存在毛氏宗祠里进行倒卖,不平粜给断粮的乡亲,坑害贫苦百姓的行为抖搂了出来,一下子在韶山冲翻了天。父亲害怕儿子惹出事端,便打发他去湘潭一家他熟悉的朋友的米店去学徒。一开始,毛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不反对,以为这也许是很有趣的”,因为他早就想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所“有趣的学校”就是他外婆家那边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这个消息是表兄文运昌告诉毛泽东的。这所学校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不大注重经书”,“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很“激进”。但父亲不同意,于是母亲文七妹又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和儿子一起联合劝说丈夫,并请亲朋好友一起来说情。在老师毛麓钟、李漱清和表兄文运昌、王季范等轮番解释劝告下,最后还是因为“说这种‘高等教育可以增加赚钱的本领”,毛顺生才答应满足儿子的愿望。毛泽东在“付了十四吊铜板作五个月的膳宿费及购买各种文具用品之用”后,便在这所离家50里的小学上学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远离家乡。临行前,毛泽东偷偷地抄改了一首“立志诗”夹在父亲的账簿里,送给父亲。他似乎是在向父亲立下“军令状”,表达自己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信心决心,又好像是希望父亲相信他这个儿子将来一定会给他争气,一定会功成名就。毛泽东这么写道:“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东山学堂读书,毛泽东才知道朝代已经变了,“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老实说,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对他们的历史功绩非常仰慕。同时,毛泽东在“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并“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第一次听到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叫美国。他后来跟斯诺说:“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这时,毛泽东还在萧三借给他的一本叫《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知道了“拿破仑、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及林肯”。毛泽东在这本书上加了许多圈点。而毛泽东最钦佩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赢得了美国独立。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他“开始渴想到长沙去”。因为他“听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他甚至觉得长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毛泽东还听说那里有更高级的新式学校。恰好这年冬天国文教员贺岚岗应聘到了长沙这所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于是,毛泽东请求贺老师介绍他前去。贺老师欣然答应。于是毛泽东在好不容易说服了父亲之后,过了年,就挑着简单的行李步行到湘潭,再乘船到长沙应试。来到长沙,18岁的毛泽东心中一半是极端的兴奋,一半是生怕考试不能被学校录取,甚至有些惶恐地觉得“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做一学生”。然而,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他“很容易地就被录取了”。

这是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毛泽东再次作出的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意味着一代伟人毛泽东辉煌的人生剧目开始上演了!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需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理想,他又要远行去比长沙更远的北京。这时,母亲文七妹患病了。慈母卧病在床,游子在外飘荡,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毛泽东决定回乡探母。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1918年8月初,毛泽东从韶山冲和唐家圫匆匆探望了病中的母亲,很快就回到长沙做前往北京的准备工作。临行前,大概在上中旬,毛泽东在长沙给自己的两个亲舅舅文玉瑞和文玉钦写了这封家书:“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也。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之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这封家书落款没有具体的时间,但从信中可以推断毛泽东确实专门回乡探母。信中提到“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这与事实有所出入。事实上,毛泽东是8月15日从长沙启程的,农历是七月初九,而同行的有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陈赞周等24人。因为自己出门在外,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母亲常年住在舅舅家中,靠两个舅舅照料,毛泽东对此感激不尽。又因为“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而为了母亲尽早康复,毛泽东在家中和舅舅们提出想接母亲“同下省”——带母亲一起到长沙诊治的建议。或许因为自己马上要去北京,或许因为母亲的身体条件不许可,母亲仍然留在舅舅家休养。于是毛泽东回长沙后,还是在百忙之中,“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但毛泽东对此亦没有十分的把握,在信的末尾还是写上了自己接母亲到长沙治疗的建议:“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润连,就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

毛泽东将这封家书匆匆邮出,连时间都没有落下,可见他当时确实十分繁忙。15日起程后,在途中因洪水冲断铁路,毛泽东一行在河南郾城停留一天,于18日到达许昌,19日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走向全国。

在北京的消费很高,因为毛泽东是向朋友借钱来的,所以一到北京就得找事挣钱糊口。在恩师杨昌济教授的帮助下,毛泽东被介绍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于是,毛泽东在图书馆有了一份助理员的差事,每月8块大洋。要知道,那时候,李大钊的月薪为120块,胡适为200块,陈独秀为300块。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1919年初,所有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手续都已经办好。3月12日,因为母亲病重,毛泽东决定辞职回家。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这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五四运动正在酝酿中。毛泽东一到长沙,就开始主持新民学会会务,同时为解决生活问题,经同班同学周士钊的推荐,到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每周6节课。这时,母亲在弟弟泽民和泽覃的护送下来到长沙诊治。

毛泽东一边忙着教书,一边忙着组织爱国运动。工作的繁忙自不必说,但毛泽东还是尽力抽出时间陪同母亲去看病,四处求医问药,在20多天里,他“亲侍汤药,未尝废离”,竭尽人子之责,孝敬可亲可敬的母亲。

母亲患的是淋巴腺炎。在毛泽东的照料下,母亲的“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哦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身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毛泽东有近一年没有回家了,他感到有必要向一直照料母亲的舅舅们表示感激之情,于是他在4月28日致信七、八两位舅父,将母亲来到长沙诊治的病情和自己北京之行的情况略做汇报。

毛泽东知道,对于52岁的母亲来说,从遥远的韶山来到省城长沙,机会难得。这是文七妹第一次到长沙,也是最后一次。恰好大弟弟泽民和小弟弟泽覃也都在这里,毛泽东便带着母亲和弟弟们一起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而这也是文七妹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母亲坐在椅子上,慈眉善目,安详和蔼,端庄大方,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3个儿子分立母亲的两侧,这个时候,毛泽东26岁,毛泽民23岁,毛泽覃14岁。而这张照片也就成了毛泽东一家最早的照片了,也是兄弟三人唯一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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