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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

罗平汉




1977年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于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恢复高考的一次重要会议。

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科教工作

1977年3月中旬,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陈云在向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率先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作了有类似内容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表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再次复出对于邓小平来说,并非仅是官复原职的问题,而是有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此时他所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得失,而是如何着手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进行拨乱反正。在即将复出之际,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将科教工作抓上去的问题。1977年5月12日,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找来,谈了自己对科教工作的一些想法。他说: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10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

5月24日,他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表示: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此时,党和国家各项工作虽然有所起色,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社会主义建设于前进中徘徊。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突破口,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

中央全会一结束,他就对中共长沙工学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说: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他还说: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10年啦。科技人员真正出成果是在30多岁到40多岁。对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技术,在技术上有贡献的,就应支持。

过了几天,他又将中科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找来,专门谈科研工作,并指出:科研单位的任务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要肯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要把政治、业务、后勤三大系统搞好;要把有作为的科技工作者列出名单,填出表格,对这些人要给予适当照顾;要从全国选拔人才,组织科研队伍。他还表示,科研人员的房子问题,两地分居问题,经费问题,都要逐步解决。

7月29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后,邓小平表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40所到50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

8月1日,再次同方毅、刘西尧谈教育问题时,他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小学、中学办好,这样大学就有希望了。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就需要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正确的评价。邓小平说,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

座谈会上科学家的呼吁

为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找了吴文俊、童第周、严东生、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吴健中、查全性、潘际銮等33位研究员、教授代表,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教师温元凯。

8月4日,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除了33位代表,还有中科院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李琦、李琦涛,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人参加。

座谈一开始,邓小平就开门见山说:邀集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快更好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他接着说:这个世纪还有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究竟从何着手?看来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一讲科研,就离不开教育。现在科研人员后继乏人。科研人员来源可以从生产单位直接选拔、培养,但大量的还是靠大学,特别是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的人才。所以要把大学办好。但教育只抓大学,不抓中小学不行。好多知识,要从小学开始打好基础。像语文、算术、外文,就要从小学抓起。他还说:这几年“四人帮”对科学工作、教育工作,对各行各业破坏极大,对我们国家是一个大灾难。一定要花很大的力量,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可不可以要求教育革命5年见初效,10年见中效,15年见大效?邓小平鼓励参加会议的人员畅所欲言,有什么好意见都讲出来。发言可长可短,可以讲一次二次,八次十次,可以随时插话,把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复旦大学的苏步青首先作了发言,着重谈了科技队伍的建设问题。他说,“四人帮”对大学的破坏极为严重。王洪文的一个小兄弟在复旦大学胡作非为,说什么研究所是“派出所”,不让搞科研,把人统统“派出”去。复旦大学的数学研究所被他们搞垮了,设备调走,资料搞得残缺不全,几十名专业人员拆散了。我领导的微分几何小组有18个人,有的调走,有的改行搞采购,只剩下两个人。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越来越好。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要把科技搞上去,我们充满着信心。但是,也要重视困难。现在一个突出问题,是缺少25—35岁的人,是空白。老的很老了。40—50的人还有一些,也不多了。搞基础理论要靠青年人。二三十岁搞不上去,年纪大了就更不行了。为了解决科研人员的来源,苏步青认为,只要选拔优秀的青年,采取得力措施培养,有三四年工夫就上去了。

在苏步青发言时,其他人也纷纷插话,反映有不少科技人员学非所用,散在各处,应当采取措施,经过调查作必要的调整,做到人尽其才。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中国医学科学院的黄家驷、武汉大学的查全性等提出,可以把1963、1964和1965年在高等院校学过几年基础课的人,挑选一部分政治思想好、年龄较轻、学习成绩较好的再加以培养。这比现在从头培养起要快得多,可以部分地改变最近这几年科研队伍缺少接班人的严重状况。

吉林大学的唐敖庆紧接着谈了我国科研工作与美国的三大差距:一是科学实验的手段,美国是20世纪70年代水平,而中国的高等学校的实验手段,比较好的也只是60年代初的水平。二是专业科研队伍的数量和业务质量,两国相差较远。美国的重点大学以很大力量放在培养研究生上。中国的重点大学也应该把更大的力量放到培养研究生上去。三是美国科研工作中,基础理论和比较远期的应用性科学研究所占比重比中国大。美国高等学校主要力量都放在这两项研究上。就全国来讲,这两项研究力量也占一半左右。因此,科学储备强,实际问题来了就解决得快。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加强这两方面的研究力量。

唐教授在谈到大学教育质量的问题时,与会者也认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的严东生、有机化学所的汪猷和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等认为,现在高等院校专业分的太细,再加什么“典型产品教学”,学生学的知识面太窄,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到科研单位工作很困难。清华大学的何东昌说,“四人帮”疯狂破坏基础课教学。1972年还算是这些年来情况较好的一年,基础课主要是中学课程,全年只有一百多学时,也就是三四个星期学的大学课程;1974年,连中学的水平也达不到了,现在还有20%的人在学初等数学。工程物理系三年级学的只是普通物理,有的学生连中学学的牛顿定律也不知道。

在座谈过程中,邓小平插话说,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

8月5日座谈会继续。上午第一个发言的是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王大珩,主要是控诉“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他说,“四人帮”胡说科技界的特务,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四人帮”在长春光机代理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光机所被走资派、叛、特、反所把持”,“敌人发展特务比我们发展党员还快”,“有些人这边参加共产党,那边参加国民党”;还说光机所有8条又粗又黑的黑线,什么美蒋特务的线,苏修特务的线。他们采取逼、供、信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特务集团冤案,有216个人被隔离审查,有100多人被勒令进“学习班”作检查交代,有5个人被押至公安机关,被打死、逼死的有副研究员、工程师、工人、干部共10多人。

紧接其后的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邹承鲁的发言,谈话的主题是如何把科研搞上去。他说,28年来,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总的说,速度不算是很快的。1956年制订科学规划以后,有一段发展比较快。分子生物学,国外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我们那时也注意到了。60年代初期,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比较小,而且还有很出色的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蛋白质。这几年,由于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的破坏,差距又拉大了。美国在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学方面,有6种主要刊物,每年发表文章3.3万页。我们现在每年只有300页,仅及人家百分之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差距。因此要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水平,更应当千方百计保证科研人员从事科研业务的时间,至少要做到每星期有5天以上的时间搞科研。他还说,“文革”时期高校招生的方针应当修改。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审查主要由招生单位负责。特别是科研机构招收研究生,还应当征求担任导师的科技人员的意见。科学院应逐渐做到干部来源以研究生为主。

下午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南开大学的杨石先和中科院计算技术所高庆狮。杨石先说,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科学和教育一起抓,是非常正确的,二者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必须要有很强大的技术队伍,才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现在高等学校的科研力量占全国科研力量的三分之一,应当充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在发言中,杨石先就如何把科学技术搞上去,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成立国家科委,统一管理和协调全国科学技术工作。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有相应的机构。(二)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拔优秀科学人才。(三)要采取措施,把中年教师从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在中国驻美联络处设一个科学教育秘书,加强同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学者的联系。

高庆狮着重谈了如何调动和充分发挥中年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问题,他说,四五十岁的科技人员,现在大都是科研机构里的骨干。尤其是在计算技术这些新技术领域,我们国家是1956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有经验的老科学家比较少,主要担子就落在40来岁的中年人身上。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一些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当前最紧要的是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解决思想问题。粉碎“四人帮”,大家感到心情舒畅。但是有些同志心有余悸,觉得过去满腔热情,想好好干一番,结果被扣了修正主义苗子等一大堆帽子,现在有点“看破红尘”,怕“冒尖”,怕当专家,免得今后运动一来首当其冲。二是要有组织措施。这些中年科技骨干,大都担负较重的研制设计任务或一定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考虑让他们腾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发挥专长,从事基础研究,在科研上多作些贡献。有的人应当给他配备助手。三是创造必要的条件。有一些技术骨干,因为夫妇长期分居问题解决不了,陆续调走了一些。中年科技人员一般都有家庭负担,买书很困难。可否允许他们提出一定数量以内的书籍名单,由研究机构买来,较长期的借给他们阅读使用。

座谈会期间,邓小平不时插话。当有人谈到科研教学仪器设备破坏严重的问题时,邓小平插话说:高等学校科研教学仪器设备损坏的,有的要修复,有的要补充,有的要重新购置。当有人谈到业务人员改行的问题时,他指出:要进行大量调查,要克服“用非所长”,做到“各得其所”。在邹承鲁提到科研要全力以赴、保证时间问题时,他强调:你们提出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前边要加上“至少”两个字。搞科研就是要全力以赴,七天七夜搞科研的,也要允许,也要鼓励。对于与会人员谈到的如何提高大中小学教师水平问题,他强调:大家提到大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中学去讲,中学的有些内容可以放到小学去讲,这样不管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的教师,水平就不行了。假如按新的课程,就有一批教师不合格,大家考虑到底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两条腿走路,水平比较高的,叫做重点,重点大学、中学、小学。但是不等于非重点学校就不出人才。重点大学应当主要从重点中学招收学生。这样解决教师缺乏问题比较容易一些。教师自己要提高。在国外愿意回来的中国人,坚决请回来。

决定恢复高考

8月6日座谈会继续举行,集中讨论教育工作中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上海交通大学的吴健中说,教育战线“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其后的“十一年”究竟应当怎样估计?下面议论是很多的。“十七年”培养了那么大量的知识分子,现在大都是各条战线的骨干,为什么还说是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呢?各条战线尽管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轻重之分,但却同样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为什么其他各条战线如科技、卫生等都是以红线为主,唯独教育成了黑线统治呢?吴健中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教育革命”提出质疑。他说,就教育革命说,讲成绩很大,我是怀疑的。招生走后门,教育制度搞乱了,学生的政治质量业务质量都下降了,还说成绩很大?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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