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兵”与“集中”:中央与前委关于红四军早期斗争方式的思考

钟长洲

[摘 要] 中央“二月来信”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之后,中央对于红四军今后斗争发展方向的一封指示信,信中通过对红四军面临的革命形势和党的主观力量的估量,对红四军作出“分兵”的指示。遗憾的是,无论是对革命形势的判断,还是在红四军斗争方式的选择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和中央都存在严重的分歧,因而来信的精神并没有得到红四军前委的积极响应和贯彻实行。仔细对来信进行解析就会发现,虽然中央来信绝非毫无根据,但红四军前委的这种回应同样有其正当的理由。

[关键词] “二月来信” 红四军 斗争方式

1929年初,由于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实行大规模的“会剿”,红四军被迫选择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此时,围绕红四军下山之后宜采取的斗争方式,中央与红四军前委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双方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红四军是否需要“分兵”,朱毛是否应该离队等问题上。中央“二月来信”以及红四军前委的回信,是反映这一分歧最为直接的材料,因此,通过以中央“二月来信”为中心的考察,来探索中央与红四军前委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所在。

一、中央“二月来信”的由来

1928年底,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集结18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对井冈山实行空前规模的“会剿”。为了粉碎敌人进攻,保卫井冈山,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的由湘赣边特委、红四、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县委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议决定,由红五军守山,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地区游击,牵制敌人,力图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打破敌人的“会剿”。

1929年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开始向赣南地区进发。从“大余受挫”到“圳下之溃”,红四军下山后一路艰辛,损失惨重。终于在瑞金北部的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重创尾随之敌刘士毅部,俘敌正副团长以下80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架,是“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1]P755。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前往东固,与在这活动的红二、四团会合。在这里,红四军得到了井冈山业已失守的消息,“围魏救赵”的战术宣告失败。

为了摆脱强敌的追击,同时也为了寻找新的出路,红四军决定离开东固,前往闽粤交界处游击。3月中旬,经过长岭寨一战,红四军消灭闽西土匪改编的国民党军郭凤鸣一旅,进占汀州。在汀州“辛耕别墅”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红四军确立了“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的行动计划,并且认为这一计划“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2]P67。

此时,蒋桂部队正向九江地区集结靠近,蒋桂战争爆发在即。于是,红四军决定乘赣南国民党兵力空虚之机,折回赣南,与蒋桂争取江西。4月初,红四军回到瑞金,与先期到达的从井冈山苦战突围下来的红五军会合。就在这时,红四军前委收到了中共中央于2月7日写给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

从中央“二月来信”的时间上就可以看出,中央来信主要为了指导下井冈山之后的红四军,如何来摆脱敌人的“追剿”,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但是,由于红四军自身行踪不定,交通联系也不畅通等原因,中央“二月来信”直到4月初才最终到达了红四军前委手中。而此时,革命形势总体上已经稍微缓和,红四军也基本上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并且还制定了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

二、中央“二月来信”主要内容以及红四军的回应

中央在“二月来信”中介绍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党的策略方针,并根据对红四军行军路线的揣测,给红四军的行动计划下达了具体的指示。

对于革命形势,中央依据共产国际第九次大会的分析认为,“世界革命已走入第三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因生产量的恢复与发展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又需要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市场”,“英美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中心,英在欧洲便联法以制美,在亚便联日以制美,日美冲突仍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中心问题”[3]P516。“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是日有发展,现在南京政府正在极力进行各项借款与聘请美国顾问的卖国工作。”同样,英日也不甘示弱,“英日两帝国主义仍极力进行其瓜分割据的企图,扶助桂奉两派军阀霸占西南东北以及长江中游以延长中国的封建势力”。因此,“中国统治阶级中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根本不能调和”,“两派战争的直接开火终于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中央同时也认为,“武断地说统治阶级绝对没有稳定的可能也非事实”,因为“资产阶级目前尚需要保持虚伪的和平和形式的统一,以求得帝国主义的赞助,好恢复交通相当的减轻租税企图商业振兴运输便利。买办地主阶级的武力现在虽不甘于受资产阶级的进攻,但目前也未必敢直接开火”。[3]P516~517

在党的力量方面,中央认为“自广州暴动后,城市支部更加达到削弱的地步”,“乡村中党的组织在南方虽有发展,但多半是群众的组织,且常随着农村暴动的胜败而起落”,“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如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怖的摧残损失(极)大,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未能健全起来。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思想错误,以致党到现在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先锋队”。[3]P518

通过对革命形势和党的主观力量的分析,中央在来信中指示红四军“宜在这一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信中讲道:“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过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不过这一政策的指示或者是未到达你们的组织,或者是未为你们所接受所采取,故这次战争中应取的战术仍然是集团的行动,自然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你们目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战术,只是中央的意见仍以为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的执行有组织的分编计划”,“现在你们的部队不管是仍留在赣南的三南或又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3]P519~520

此外,中央在来信中还指示,“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3]P520-521

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中央的“二月来信”后,就立即召开了会议,对来信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回信,回信中对中央来信的指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认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2]P70

对于部队分编,散入乡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计划,毛泽东认为“党的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党目前的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暴动”[2]P70,但是对于“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则认为“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的理由是:“(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的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的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2]P71

至于“朱、毛离队”的问题,毛泽东则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革命品质,认为“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是,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2]P73。此外,参加会议的红五军军长彭德怀给中央的报告信中也认为,“时局紧张,主要负责人不能离开部队,有共产党领导,有正确的政策,红军是能坚持的”[4]P126。

三、对中央“二月来信”的解析

从红四军前委对中央的回信来看,前委与中央在革命形势的判断和红四军斗争方式的选择上都存在较大的分歧,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并没有得到红四军前委的积极响应。那么,中央与红四军前委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应该对中央“二月来信”的内容和红四军前委的回应做一番深入的解析。

制定“二月来信”的中央,是六大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改组成立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以此时的中央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制定的革命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苏联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上,自从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普遍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目前的革命任务是积蓄力量,准备下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1928年6月9日,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时,就拿中国革命与1905年后的俄国革命作比较,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高潮实际上已经过去。他说:“假使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此时才可说高涨。现在(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5]P481斯大林的意见无疑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共产国际。同年7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也认为:“目前,基本上不存在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5]P517

中共六大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认为“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的特征”[6]P310,“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的群众,使他们围绕党的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的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6]P314。由此可以看出,中央在六大之后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总体判断上并不乐观。谨慎对待武装暴动,尽力争取群众,积蓄革命力量,是这一时期中央最为积极倡导的革命方针。

中央“二月来信”时间是1929年2月7日,此时井冈山虽经红五军的拼死抵抗,但最终还是没能守住,敌人占据了井冈山,红五军被迫转战赣南。而1月中旬下山的红四军此时处境也十分艰难,自下山以来,敌人一路猛追,红四军屡遭败绩,人困马乏,士气低落,以至于在2月3日的罗福嶂前委扩大会议上,前委不得不“确定应付最困难局面的办法”,以防止“部队随时可能被敌打散”[7]P69的危险。虽然中央对于红四军的动向并不完全清楚,但从中央“二月来信”中对红军动向的揣测来看,中央对于湘粤赣边的形势和红军的艰难处境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因此,面对井冈山失守已成定局,红四军处境艰难的残酷现实,再加上1929年1月29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会议上讨论援助“朱毛”问题时,共产国际就已经指示中共中央在“讨论信件时,要从总的形势和今后运动发展前景出发,弄清在继续开展朱毛运动是否适宜问题上的方针”[8]P59~60,中央“二月来信”中对红四军面临革命形势作出悲观的估量,并且指示红四军应避敌锋芒,迅速“分兵”以争取群众,积蓄革命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对于“分兵”的指示,正如中央“二月来信”所言,中央并非首次提出。早在1928年8、9月间,《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的指示》中,中央就指示红四军应将红军分成若干小股武装力量,散入乡村游击,争取和发动群众参加土地革命,并且明确指出:“目前不是革命高潮的时期,红军集中在一处是会失败的,目前革命的形势还没有到高潮的时期,不需要红军集中在一处,准备向敌人作决死战的进攻,现在红军的主要任务,在于发动更广大的区域的群众,集中一处是错误的,如此有在政治上更增加敌人的注意,使敌人有机会容易集中力量围剿红军,红军完全处于孤立的局面,容易被敌人消灭。”[6]P671除此之外,中央坚持主张红四军应该“分兵”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害怕红四军走上单纯军事路线,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行径”[2]P57。至于朱毛离队的要求,中央则是出于隐匿目标,保证部队安全,便于实施“分兵”计划的考虑。

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二月来信”的具体时间是1929年4月3日,此时距离中央来信的时间已经接近两个月了,这两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红四军被动挨打的局面,红四军的革命斗争环境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中央“二月来信”中关于统治阶级内部还有稳定的可能,蒋桂军阀之间的冲突仍能保持虚伪的和平局面的判断,此时已不合时宜,蒋桂双方已经开始兵戎相见,蒋介石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把驻守在赣、闽地区,用于“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也调往濒临战争的前线,赣闽边界敌人兵力空虚,给红四军的活动创造了大好局面。红四军从大柏地战斗胜利,到东固会师,再到消灭闽西军阀郭凤鸣部,进占汀州城,可谓一路凯歌,不仅没有遭受什么大的损失,反而补充了不少的兵员和物资,战斗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在红四军的帮助和鼓舞下,赣南、闽西地区革命斗争得到迅速发展,长汀红色政权的建立,党组织的活动变得更加活跃。可见,红四军此时面临的革命形势和中央来信时已有很大的出入,革命形势对于红四军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利了。

红四军前委既不能完全认同中央对革命形势和党的力量的估量,同时也不赞成中央要求红四军“分兵”、朱毛应该离队的指示。

中共六大的精神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夕,已经传达到了红四军党内,前委对六大决议中“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观点并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是,对于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红四军前委并不赞成中央的“分兵”指示。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列举了大量不能“分兵”的理由,同时也阐明了红四军不宜这种情况下缺少核心的领导者。事实上,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探索,红四军已经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斗争方式。毛泽东在回信中对这种斗争方式也作了总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9]P103~104在这里,毛泽东虽然也提到“分兵”,但是这种“分兵”只是一种战术上的“分兵”,“分兵”之后,部队随时都可以“集中”,与中央指示的那种把部队分散瓦解的“分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因此,当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迅速“分兵”、朱毛马上离队的时候,红四军前委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感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只有这种“能分能合”、“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才会更适合红四军在赣南、闽西这种山区地形开展革命斗争。事实上,在以后的革命斗争发展的过程中也充分证明了红四军坚持这种斗争方式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不盲从于中央“二月来信”的错误指示,而是根据具体形势的变化来调整革命斗争策略,也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能够立足实际,来克服教条主义的表现。

结语

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9]P104,但是从以上对来信的解析来看,中央来信其实也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和特殊的时代背景。实际上,在当时全国各地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交通联系不畅通的情况下,中央对于各地革命斗争的指导,往往只能依据对全国乃至全世界宏观革命发展态势的把握和一些现有的革命理论和经验,各地革命运动的具体实际则往往容易被忽视。这样一来,中央指示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大打折扣,中央“二月来信”无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虽然中央有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共六大决议理论为依据,但是在地方上参与红四军实际斗争的红四军前委看来,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四军“分兵”的指示明显不合时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四军前委对中央“二月来信”进行抵制,坚持红四军原有的那种既能“集中”,又可“分兵”的斗争方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央的威信,但却使红四军得以自主地走出一条以“游击运动战”为主要斗争策略来开辟中央苏区的新路子。事实上,整个中央苏区的创建,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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