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问题

周竞风




[摘 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工农为主体的中共干部队伍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为迅速扭转这一不利状况,执政伊始的中国共产党立即采取措施,大力开展干部文化教育。由于条件所限,业余教育则成为其中最主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文化教育不仅迅速而有效地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而且还在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干部 业余文化教育 队伍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伊始的中国共产党采取措施,大力开展干部文化教育。这一时期干部文化教育主要采取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三种形式,以干部离职进修或在职学习方式进行。但由于条件所限,业余教育则成为其中最主要方式。开展干部业余文化教育始终面临了重重困难,但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大力推动,这项工作得以顺利实施并最终形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干部学习运动。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文化状况及其不利影响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和工作重心发生重大转移,“建设一个新中国”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历史使命。

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就要有一支党领导下、坚强有力且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干部队伍。但是,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这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以工农成分为主体的干部队伍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仅党的中、高级干部,尤其是广大基层干部,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少人还是文盲、半文盲。例如,解放之初的西北行政区,全区干部文化程度在初小以下的有4万余名,其中区级干部占2000余名。《人民日报》就此指出,全国“其它地区干部文化水平情况,和西北区相差也不会很远”[1]。事实也正是如此,如同一时期的西南行政区,全区干部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下的有8万人,其中区级以上干部占6000人。[2]即使在文化教育基础相对较好的华东地区,情况也不乐观。如苏南行政区,据1950年3月统计,全区有干部37781人,其中文盲2046人,高小以下22106人。[3]在苏北行政区,1952年全区有区乡干部5万余人,其中文盲、半文盲约16000人。[4]在山东,1951年全省干部中,文盲占5.3%,初小占28%,高小占39.6%,合计高小以下者占干部总数的73%;全省正副县委书记、县长275人,高小以下者162人,占总人数的60%。[5]P27总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是这一时期中共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

文化是做好其它一切工作的基础,尤其是建设工作。全国革命胜利后,特别是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工作方式转变,广大干部文化水平低、专业知识少的矛盾迅速暴露,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

首先,文化程度低使不少干部在新的工作岗位和任务面前“普遍有不能胜任的苦恼”。因为没有文化,许多干部看不懂文件,读不了报纸,开会不能做笔记,工作不能写总结。“不怕枪,不怕炮,就怕写报告”成为了这一时期工农“老干部”的真实写照。《人民日报》就此指出:“实际情况告诉我们,许多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特别是许多经过较长期斗争而无机会提高文化的工农干部,在新的工作任务面前,普遍有不能胜任的苦恼。”[1]一些干部还因此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如有的就公开说:“今后吃不开啦!早晚脱不了回家,没有前途了。”[6]有的则向组织上提出转业、返乡、退休等要求。

其次,干部文化水平低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由于缺少文化,一些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对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往往不能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不仅宣传上常出现偏差,执行过程中也常因此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例如,河北省武强县在总结土改工作的失误时就指出:“每次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时,到会工农干部不会作记录,知识分子在轻视文化知识的空气下,本来能记的也不敢作记录,以致开完会就忘了大半,对上级指示和政策都难以掌握贯彻”,“干部文化水平低,也是工作遭受损失的原因之一”。[7]

第三,干部文化水平低也助长不良作风的发生、滋长。建国初期干部一些不良作风的产生和干部文化程度低有直接关系。例如,各地普遍存在的强迫命令现象,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干部文化水平低,做工作时缺乏解释、说服、动员群众的能力,缺少积极有效的宣传手段和方式,加上时间紧、任务重等,往往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甚至任意打、骂、扣、罚群众,成为各地群众所普遍反响强烈的干部工作作风问题。

此外,干部文化水平低还影响干部个人事业进步。例如,1953年初,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西北局准备抽调1000多名区级以上干部转入经济建设战线,但经考核选拔,却有108名干部因文化程度低未能被选用,“影响了个人的积极性”。[8]

总之,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事实,使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它“妨碍了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的提高,因而是和我们国家建设事业发展的客观形势不相称的”,如不迅速扭转,“这些干部就不能应付工作的需要,并由于不能胜任新的工作而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和上进心”,“其结果必将给国家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1]因此,迅速提高广大干部文化水平就成为摆在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政治任务。

二、干部业余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确立

为了迅速推动干部文化教育的开展,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即采取措施,对干部文化教育进行周密安排和部署,迅速制定了干部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并确立起业余教育在干部文化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1949年12月23日,新中国成立仅两个多月,教育部即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首先提出了新中国的教育总方针,强调当前工农教育的中心环节是加强工农干部教育,并要求“大量举办业余补习教育,准备开展识字运动”。[9]P111950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又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再次强调工农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首先必须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9]P65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干部文化教育的重要文件。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国县级以上各机关,“凡可能办理机关学校者,应筹办机关学校”,“学生自愿报名,分级编班,按时上课,学习文化业务与政治”。[9]P66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又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吸收不同程度的工农干部给以适当时间的文化教育”。文件并指出,干部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是“正规的”、“速成的”和“联系实际的”。[9]P69

这样,新中国伊始即明确了干部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形成了以工农速成中学、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或补习班)为主的干部文化教育的三种组织形式。相比较而言,这三者在办学目的、管理方式、教学安排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其中,工农速成中学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属于较正规的学校教育,干部一般脱产、离职学习,结业后可升学深造或重新安排工作,通常由组织推荐,经考试合格后方可入校学习。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或补习班)则定位在文化“普及”,多数情况下是进行识字、“扫盲”,属干部在职学习、业余教育。其具体要求详见下表一、表二:

由于受建国初各种条件限制,特别是国家草创之际,百废待兴,广大干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离职学习,中央也明确指出,干部学习“应以业余学习为主”[9]P272,因此,业余文化教育就成为这一时期干部文化教育的最主要方式。

三、干部业余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实际上,早在解放战争后期起一些老解放区的党政机关即开始通过举办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开展干部业余文化教育。例如,1948年7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创办了一所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同年9月,华北局也开办一所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华北局并发出指示,要求“所有党政军民较大的机关内,均应设立相当于短期中学的、高小的、初小的比较正规的业余文化补习学校”[10]P24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干部业余文化教育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特别是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发布后,各地广泛开办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或补习班),组织干部文化补习。以江苏为例,1950年苏北区有县级以上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39所,145个班级,在学人数6808人;到1951年9月,全区共有机关业余学校56所,班级216个,在学人数8873人。[11]在苏南行政区,到1951年2月,全区共有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23所,班级90个,在学人数3241人,专兼职教员209人。[12]P1在南京,1950年3月,首先在市委、市政府、公安局、新华日报社、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等部门进行重点试办,随后向其他机关扩展,到1950年11月,全市各机关学校共有学员5582人。[13]P1259到1952年江苏恢复建省前夕,各地已办有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124所,班级总数520个,在学人数达15289人,详见下表:

(说明:苏北区、苏南区统计数据截止到1952年10月,南京市截止到1952年7月。)

干部业余文化教育以其办学形式灵活受到各方欢迎,但受主客观因素影响,又面临了诸多困难。

首先是干部学习态度问题。由于长期受战争环境影响,广大工农干部中间普遍存在轻视文化、排斥学习的不良倾向,这在组织和动员干部开展文化学习时就集中地暴露出来。一些干部不愿意参加文化学习,认为“文化学不学没有啥”[6];一些干部把组织上派去学文化认为是“受处分”[14];一些干部则把学什么看成是“政治待遇”,认为让去学文化就是“降级”[15];等等。由于思想不畅,不少干部对待文化学习的态度消极,成为影响干部文化教育广泛开展的思想障碍。

其次是教学组织问题。根据中央要求,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补习班)采取分组、编班教学。但由于机关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年龄大小不等,工作性质和时间忙闲不同,分组、编班难度较大。加上干部工作繁忙,流动性大,缺课也是普遍而经常现象。据河北省1953年2月统计,省级直属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经常缺课学员约占总数的20%—30%。[16]另据华东文委党组1954年调查显示,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干部,“到课率经常只在30%左右”。[17]因此,开展干部业余文化教育,组织教学首先就是一个棘手难题。

再次,师资严重缺乏也是一个突出问题。长期的干部教育实践证明,师资怎么样,直接关系着办学效果乃至办学成败。因此,在开展干部文化教育之初即对师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如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中央规定,每300名学员配备专职干部1人,每100名干部学员配备专职教师1人,但各地在实际办学中根本达不到这些要求。例如,江西省级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初中班共有学员400余人,却只有专任教师2人;山西省级在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有学员4000多人,行政工作人员只有正副教导主任各1人。[18]由于缺少专职教师,各地不得不大量聘用兼职教员,如华东一级机关、上海市、华南分局直属机关、广东省以及东北大多数省、市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的兼职教员一般均占教员总数的80%以上。[16]大量使用兼职教员不啻是解决问题的应对之策,但兼职教员由于受自身工作影响以及责任心等问题,教学工作和教学效果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此外,干部业余文化教育中还存在办学经费来源不明确,组织领导上职责不明、责任不清等问题,这些都成为影响干部业余文化教育广泛开展的重要因素。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克服困难,推动干部文化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对开展干部文化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文件再次强调了加强干部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并对干部文化教育的办学方针、组织领导、教学管理、课程设置、经费来源等各个方面做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其中,对于干部业余文化教育还作出一些专门的规定。另外,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文件还第一次明确提出,干部文化学习的考核成绩,“作为干部鉴定、考绩标准之一”。[9]P272《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成为这一时期指导干部文化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文件的颁布极大地推动干部文化教育的广泛开展。

与此同时,各地在办学中也不断地总结经验,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关于最棘手的分级、编班问题,一些地方就总结出了“精编细分”法,即通过自报编班、考试编班、试听编班、交叉编班等,使参加学习的学员文化水平大体相当,便于了课堂教学的组织。又如,针对干部流动性大,经常缺课问题,东北地区、唐山、苏北等地的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摸索出了互助自学、定人帮学、函授辅导、设立学习站、建立流动辅导网等多套办法,对缺课的干部及时进行补习,不使其掉队。这些积极有效的办法得到了中央肯定并及时向全国推广,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干部业余文化教育的开展。

由于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1953年中央指示发布后,干部业余文化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首先是参加学习的干部人数众多,规模浩大。例如,开展干部业余文化教育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河北省,全省县以上各级机关均举办有业余文化学校,学员人数也逐年猛增,1950年为58192人,1951年增至80000余人,1953年夏更达144961人,全省不到初中文化程度的干部95%以上都参加了学习。[19]在东北,1954年全区参加学习的干部达22万多人,有26000多名干部分别学完了高小和初中的课程。[20]在华东,1954年全区县级以上机关大部分已办有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全区计有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622所,学员达144012人。[17]在全国,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参加业余文化学习的干部有65万人,1954年有86万人,到1955年下半年,全国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达3546所,在校学员有130多万人。[21]P17总之,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大力推动下,干部业余文化教育获得了迅猛发展,最终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干部学习运动。

四、干部业余文化教育的成效及其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业余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干部文化教育取得显著成效,不仅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整个干部队伍的总体文化水平,并且在多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干部文化教育迅速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满足了形势发展对干部在文化素质上的迫切要求。这是干部文化教育最直接的收获。据统计,1952—1954年全国各地通过业余文化教育毕业的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分别达到50000人、112757人、179025人,详见下表。[22]P67另据统计,仅1954、1955年两年,全国各地通过业余或离职方式学习,有19万名干部摘掉了文盲帽子,有26万名干部达到了小学文化程度,有6万多名干部达到了初中毕业程度。[21]P18因此,干部业余文化教育所取得的教育成果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干部文化教育有力地提升了广大工农干部的工作信心和工作能力。通过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教育,原来许多“斗大字不识一个”的干部开始能够读书、看报、作记录,甚至“写三、四千字的工作总结”,工作信心大为增强,而一度流行的“‘工农干部吃不开了的论调再也听不到说了”。[15]文化教育又为干部进一步学习理论和各种专业知识奠定了基础。许多高等院校、厂矿企业在对干部进行专业培训前,首先进行文化补习,正是在此基础上,不少干部才得以顺利地学习各种专业知识进而提高工作能力。同时,文化水平的提高,也让不少干部能够进行广泛阅读和独立思考,这对于开阔眼界,摆脱思想上的狭隘性,提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干部文化教育促进了干部工作作风的改进。如前所述,建国初期干部一些不良作风的产生是和文化程度低有直接关系,因此,加强干部文化教育,提高干部文化水平,对加强和改进干部作风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到,由于文化水平提高,广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明显提高,工作手段和工作方法明显增多,群众意识、民主意识也随之而显著增强。如热河省北漂县六区干部,在学了文化以后,“到村工作都感到向群众宣传解释时有话说了,工作方法也多了”,而“全年没有发生过打人的现象”。[23]

另外,干部文化教育对干部队伍建设也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这场规模浩大的干部学习运动基本扭转了工农干部中间长期存在的轻视文化、排斥学习的不良倾向,推动了干部队伍向学习型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干部文化教育推动了干部队伍建设转型,使中国共产党这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干部队伍开始按照执政条件下的规律进行建设和发展,从而对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业余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干部文化教育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加强干部业余文化教育的领导[N].人民日报,1953-02-18.

[2]西南局分期抽调区级以上干部离职学习[N].人民日报,1953-2-22.

[3]苏南区干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统计表[Z].江苏省档案馆,3006-1-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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