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敢”精神——贵州红色文化时代化的新诠释

谷松岭

[摘 要] “三敢精神”指黎平会议精神“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它是对包括黎平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等整个贵州红色文化精神的总结和升华,是贵州省红色文化时代化的新解读,同时也是全国红色文化发展的成果。

[关键词] “三敢精神” 贵州 红色文化时代化

2011年6月29日至7月1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在黎平考察后,提炼了黎平会议“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三敢精神”。“三敢精神”的提出,既是对“黎平会议”精神的高度总结,又是贵州红色文化时代化的新诠释。

一、“三敢精神”提出的背景

红色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承和发展的红色文化。它已经深深熔铸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之中,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旗帜和精神家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内核成分,红色文化是当代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指向。

贵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积淀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长征期间,红军在贵州活动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红军进行了无数次战斗,使党中央和红军转危为安,挽救了中国革命。同时,党中央在此期间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给贵州留下了许多红色印记,例如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的会址,红军娄山关战斗和四渡赤水战斗等遗址遗迹,也孕育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一直以来,贵州红色文化都是贵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和宣传上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在红色文化历史资料和意义的挖掘整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红色旅游的开发与研究,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时代性不强的缺陷,主要表现是红色文化内涵和意义的拓展不够,解决问题的现实指导意义不强,而时代化又是现今全国红色文化发展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特征。

二、时代化是当今红色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红色文化时代化的思维模式,正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形成的优秀理论品质,并且催生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等,指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可以说,我们党正是凭借时代化的思维方式解决了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面临的许多问题,使中国革命在经历风雨洗礼之后得以重见彩虹。

从全国范围看,现在红色文化的研究已突破了革命性、民族性等传统领域的局限,嬗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呈现出了时代化的新特点。

在精神内涵上,首先,红色文化新的时代内容是突出地强调普通人的价值。与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特别突出领袖的作用不同,新时期的红色文化精神代表更具有普遍性,如两弹一星精神、98抗洪精神、03抗击非典精神、08抗震精神等,更加体现出了集体英雄主义。其次,当代中国红色文化的研究强调要有国际视野。无论是研究还是宣传当代中国红色文化,都要求既要有中国气魄,又要有世界眼光,红色文化的发展也开始了国际化趋势,红色文化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其国际背景和国际意义,甚至在整个人类文化中的地位。第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越发突出职业精神、职业素养和平民间的相互协助、关爱精神,这在03年抗击非典精神、08年抗震精神中都有集中体现。

在形式上,红色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首先,红色文化发展提高了层次。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并拨出专款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红色文化研究和发展。同时,一大批国家和地方不同层次的项目相继开展和完成,使红色文化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热点”。其次,宣传思想上也有了变化,强调“以人为本”的观念。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年轻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不可能像过去灌“香肠”那样向群众灌输一些教条性知识,红色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必须改变方式,转变为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使红色文化的教育过程成为闪耀人文关怀、充满人情味、富于人性魅力的实践过程。当前,民间宣传力量的异军突起和传播方式的多样化,这也为红色文化的传播注入了新活力。

三、“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新解读

从全国各地红色文化研究看,都表现出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党的新理论的特点。与贵州相仿同样孕育了红色文化的地区,例如江西省对“井冈山精神”的研究、陕西省对“延安精神”的新阐释,都呈现出了这些特征。

在井冈山精神的研究上,近年来江西的学者更加突出中国革命的首创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他们认为,“毛泽东率领井冈山军民创立了全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以农包围城市的新道路,充分体现了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和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本质特征,即从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与时俱进、敢创新路的革命胆识,这种革命胆略、这种开拓精神、这种首创气概,正是井冈山精神的首义”[1]。另一个特点,是从井冈山精神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阐述井冈山精神的意义。他们认为,“井冈山精神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井冈山精神所蕴涵的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正是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源泉”。[2]因此,他们认为,在井冈山斗争中凝结并为中国革命成功发挥巨大功用的精神特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具有思维指导价值和精神支持、鼓舞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延安精神是中共在血雨腥风中不断探索和总结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承、积淀和发展,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延安精神被凝练和总结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延安精神”研究的新特点,就是把它进一步升华为今天的时代精神,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一是始终不渝坚持艰苦奋斗;二是要坚决贯彻执政为民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也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根本要求;三是要紧跟时代,与时俱进、开拓创新”[3]。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正确战略、策略、纲领和方针政策,就是在延安时期确立起来并不断得到完善的。如果没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延安精神,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就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近年来“延安精神”研究的另一个亮点是:探讨延安精神和延安时期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进行系统性的阐述。研究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民主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处于当时的国内先进水平,在协商民主和民主的广泛性方面实际上也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4]所以,研究延安精神和延安民主的关系,总结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经验,对于今天的政治民主化和科学化亦有重要意义。

四、“三敢”精神——贵州红色文化时代化的新诠释

与兄弟省份相比,贵州红色文化的研究存在对红色文化的时代化研究和现代意义挖掘上的不足。“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三敢精神”的提出,赋予了贵州红色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为贵州红色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遵义会议精神、黎平会议精神的时代化和意义的拓展上。“三敢精神”不仅是对黎平会议精神的评价,同样也是对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的升华,乃至是对整个贵州红色文化精神的总结。红军在贵州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从黎平会议到遵义会议,都对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黎平会议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战略方针,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在长达三年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赞同、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局面。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的实际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正是这些系列会议的综合作用,推动着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同时,军事上以“四渡赤水”为代表的军事指挥艺术的典范也是“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胜利”的最好例证。

二是在对贵州红色文化的研究上。提出了新的指导思想,即在研究的内容和目标上,要敢闯新路、敢于突破、敢于创新。不可否认,由于贵州文化发展总体的长期滞后,也影响到我们红色文化的研究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固步自封、孤立发展、不敢拼搏的想法。“三敢精神”为贵州红色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具体讲:敢闯新路,要敢于创新思路,运用新角度、新方法研究新内容,贵州红色文化既包含通常理解的革命文化,又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红色文化——大三线精神、航天精神、抗凝冻救灾精神等等,这些是我省独有的内容,要敢于提出、大胆宣传、勇于展现;敢于突破,就是要突破权威、突破框框套套陈规,敢于克服困难,敢于解决问题,在困难面前要表现出超越以往的勇气,大胆尝试,敢为人先;敢于胜利,就是要看到自己的优点,相信自己的力量,看到前景的美好,树立远大理想,坚定必胜信心,不放弃,不退缩,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不达目的不罢休。“三敢精神”是贵州红色文化精神的新诠释,也是贵州红色文化时代化研究的新篇章。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批判吸纳人类先进文明的产物。贵州红色文化作为全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贵州,同样体现在全国,做好贵州红色文化的时代化研究与宣传,也是我国红色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孙玲玲.“井冈山精神”研究述评[J].理论学习,2007(12).

[2]郭杰忠.“井冈山精神”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意义[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5).

[3]丁玮.延安精神——中国革命里程中的强音符[J].兰州学刊,2011(5).

[4]张纯厚.论延安精神与延安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J].求索,2010(7).

责任编辑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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