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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建设工业社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杨继萍

[摘 要] 国家的工业化,自近代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思考新中国的建设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工业社会的构想。他明确地将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并且指出要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发展文化事业和利用资本主义为中国的工业社会建设提供劳动力、市场、技术和资本等。

[关键词] 延安时期 毛泽东 工业社会

1944年5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的工业化问题。此后,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和党内领导干部的谈话、书信中,他强调要建设“工业社会”。在党的七大上,他明确指出要“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延安时期,毛泽东有关“工业社会”的论述,构成毛泽东建设工业社会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很快走向世界和时代的前沿,而同时期的中国统治阶级却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闭关锁国”。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震开了中国的国门,各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此民族危亡之际,社会各阶级的仁人志士不断探索御敌强国之路。尽管各阶级的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则是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当然不同的阶级对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构想是不尽相同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便已开始重视“工业社会”的建设,尤其是延安时期,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党中央经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丰衣足食,这就为毛泽东进行“工业社会”建设的思考提供了条件。

必须“建立新式工业”,发展生产力,否则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本。1944年5月,毛泽东明确地提出“我们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并且指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1]。这里,毛泽东强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努力建设工业社会,否则,就会失去人民的拥护。随后,他在给秦邦宪的信中也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2]P215这就将工业社会的建设上升为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他还在党的七大讲话中重申这一思想,强调指出:我们党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如果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是很难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

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1944年,在同斯坦因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他在给秦邦宪的信中也指出:“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3]P215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地位升到工业国地位上去。”[4]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他明确地将消灭封建制度,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不断地强调工业社会的建设,多次在会上指出要“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他更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P14371949年6月,他强调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5]P1476

中国的工业社会建设,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4]“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与农业近代化而斗争。”[4]这就说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工人阶级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意味着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近代以来血的历史教训和民主革命的探索历程,向我们昭示:国家的工业化和民族的独立,二者紧密相连,互为基础,相辅相成。一方面,“没有独立、自由、民主与统一,不可能有真正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工业”[4]。要努力实现国家的独立,为工业化创造政治条件。另一方面,“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3]P146。要积极地进行工业建设,巩固我们的革命基础和成果,为国家的独立奠定坚实的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要进行工业社会的建设,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作为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

二、“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

工业的发展必然需要有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广阔的商品市场,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农民阶级便成了中国社会一支十分重要的并且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力量,他们不仅是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革命力量,同时还是中国社会十分重要的建设力量,我们要使农民阶级不仅成为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还要成为我们进行工业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3]P214,因而,中国的革命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

从量上看,“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6]P642。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忘记了农民,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没有力量,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更不会有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历次朝代更迭,均离不开农民阶级的起义。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4],中国的工人阶级多是由破产的农民阶级转化而来的,从很大程度上说没有中国农民便不会产生中国工业化的工人阶级;“这是中国工业的市场,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原料与吸收最广大的工业(品)。”[4]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广大的农村是工业化建设的原料产地,而农民是工业建设的原料生产者,同时也是商品的重要消费者;在将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问题必将会十分尖锐,我们得从思想、文化、知识水平等全面来提高农民的素质,以便顺利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毛泽东明确指出“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的过程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5]P1477所以,离开农民阶级在中国社会将不能进行任何事情,中国工业社会的建设如果不能调动农民阶级的积极性那将是纸上谈兵。

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就指出:“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3]P184解决土地问题,在1944年被毛泽东看作中国需要做的三件大事之一。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中国国情分析的基础上,他指出“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3]P184,中国必须要进行一场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以此扫除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为工业化的建设扫除障碍,开辟道路。通过土地革命“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上获得解放,使农业从旧式的落后的水平进步到近代化的水平,从而使工业获得市场,造成了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4],以此为工业社会的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市场,从而形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所以,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3]P183。

三、中国的工业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工业文明的到来离不开人类文明的积累和科技革命的推动,西方的工业革命正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进行的,工业社会的建设必然也离不开对文化事业的重视,离不开大量懂科技知识的人才。“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这说明工业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文化,毛泽东明确指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3]P110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文化对工业建设的重要作用,在边区最为困难的1940年,党还在延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1944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看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3]P110随后他还指出:“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3]P147一方面指出当时我们党对工业建设还不太懂的实际情况,另一面指出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对于其他“一切东西”的决定性作用。故而,毛泽东发出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他明确要反对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只会做抽象“革命工作”的空头“革命家”,强调共产党员要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指出要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扫除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为只有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6]P618在七大的报告中,他明确指出:“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国,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与普通文化工作者。”[4]他还要求今后的人民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

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6]P559没有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的民主革命可能会推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接受也就不会如此迅速。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6]P641。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艰巨的工作中有成绩,都应受到尊重,并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当然,对于知识分子问题,我们是不可以一刀切,要分情况具体对待,同时还要加强知识分子的培养和再教育,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6]P559,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分子的力量,我们的工业社会也是不可能建成的,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相结合。

我们对文化的重视,自然就涉及到对文化的态度。1944年,毛泽东就提出,要“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3]P183。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对待外国文化,我们不能采取排外主义的方针,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也不能采取盲目搬用的方针,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也一样,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服从”,“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4]

四、中国建设工业社会离不开“有益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明确地告诉我们: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安定的环境、自由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还需要有大量的资本。

延安时期,毛泽东从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实际出发,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还指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要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要实施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的政策,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

毛泽东还从边区的困难处境和发展需求出发,制定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6]P768他在《农村调查》的跋中,把“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资本主义成分”作为“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提醒“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7]P793,要正确地分清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不要发展资本主义,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他明确指出:“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3]P323在他看来,中国必须要经过一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不必经过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但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否则就成为了民粹主义。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他还指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4]。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正是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对私人资本主义束缚和停止对广大人民财产的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当时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4]在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民主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1948年,他还致信刘少奇:“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2]P281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只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但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5]P1430-1431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他指出:为了发展工业,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的资本主义,并且要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党制定政策的重要标准。

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试验期,它对中国共产党实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执政建设也有重要影响。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以其战略家的预见性在延安时期便已开始工业社会建设的思考和实践,虽然这在当时有其客观的历史性,但他将中国的工业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以及关于工业化建设所需的自由劳动力、市场、资金和技术等重要问题的思考却影响至今,这对我们今天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同志号召发展工业打倒日寇[N].解放日报,1944-5-2.

[2]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N].解放日报,1945-5-2.

[5]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冷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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